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特聘教授、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刘庆柱
中国既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大国，是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文明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这指引我们，必须从历史纵深中把握当代中国。考古学通过历代遗址、器物、礼制遗存等实物资料，清晰呈现了“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国”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轨迹，以及二者在中华大地上相互交融、一体共生的文明特质。从考古学视角，“何以中国”这一宏观抽象命题，在可观、可触、可感的遗迹中，可还原为“何以家为”“何以国成”的具体进程：“家”与“国”的内在关联，呈现为“家国一体”的发展延续，物化于从民居到都城的空间秩序之中，而“中”与“和”的深层文化基因，成为贯穿历史、塑造国家认同、奠定文明赓续格局的稳定内核与精神力量。
从“家”“国”探索“中国”的方法论
探索中国五千多年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史，首先要探索其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家”与“国”作为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范畴，既是个体生存与社会运行的基本载体，也是连接微观生活实践与宏观文明演进的关键纽带，从二者形成发展与关系入手，是解析中华文明连续性，理解“中国特色”历史与文化根源的关键所在。
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观还原为“家”与“国”发展的微观。我们必须认识到，“家”与“国”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涉及时空跨度“大”而“长”的非常特殊的研究课题。在方法论层面，需要借鉴罗素所倡导的“还原分析”哲学路径，即“认识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分析，将事物的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实在。换言之，只有把复杂的东西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我们才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念”。“家”是血缘伦理的基石，“国”是地缘政治的架构，二者关系的独特模式，构成中华文明最深层、最稳定的关系单元。从微观视角审视“家”“国”关系的演变，既可勾勒国家形态演进的内在理路，又能阐释文化内核何以能超越王朝更迭、持续凝聚“中国”认同。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抽象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家”的繁衍延续与“国”的治理传承具体实现的。宏观的文明演进进程，本质上是无数个“家”的生存智慧、伦理规范、文化习俗不断积累、整合，并通过“国”的制度建构、礼制推广、文化认同得以固化传承的过程。从文明起源来看，早期社会的“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宗族共同体，其内部的亲属关系、分工模式、祭祀传统构成文明的初始基因。这些微观层面的文化元素，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逐步上升为“国”的制度规范，使文明传承获得了最稳固的社会基础。从发展脉络来看，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家”的基本形态虽历经变迁，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始终延续；“国”的治理模式虽不断革新，但“以民为本”“大一统”等政治理念始终传承，这种微观层面的文化坚守与宏观层面的制度理念延续，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关键支撑。
“家”与“国”是特殊的时空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家”与“国”二者的“特殊的‘时间关系’”，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的“国家”是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家庭”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下，这种历时性的承继关系同时演变为一种共时性的同构关系，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独特模式，换句话说，家国关系在中华大地上既有物理空间的层级延伸，也有时间维度的传承延续，从而构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时空根基。研究“家”“国”关系，关键在于探寻二者共通的、穿越时空而保持稳定的“文化基因”。这不仅是连接“家”与“国”的“突破口”，也是理解“家国”“国家”与“中国”这一系列结构和认同链条如何形成发展的关键线索。因此，把握“家”“国”特殊的时空辩证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探究“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
从空间维度看，“家”的空间范围从个体居所扩展至宗族聚落，“国”的空间范围从核心邦国拓展至大一统王朝，二者形成空间上的延伸递进关系。这种延伸递进，以血缘伦理与地缘治理的结合为纽带，使“家”的空间伦理逐步上升为“国”的治理原则，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空间实践逻辑。从时间维度看，“家”的代际延续构成文明延续的时间轴，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中传承文化基因；“国”的朝代更替在继承前代制度文化的基础上赓续发展，为文化基因提供政治保障。二者结合，使中华文明在历代传承中既保持核心特质不变，又能随着时代更替不断革新。
考古学视野下的“家”与“国”
理论层面的阐释，需要坚实的物质遗存作为支撑。从史前聚落到古代都城，从民居院落到生活习俗，在考古发现的一系列实证材料中，“家”“国”不是悬置于观念领域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刻物化于中华民族的空间实践与制度安排之中，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家国一体”如何从生活场景上升为国家秩序的坚实证据链，以及揭示文化基因传承的显性轨迹。
中国“家”与“国”空间位置反映“中”与“和”。空间布局是文化观念最直接的物化表现。从“家”到“国”各个层级的空间秩序，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与“和”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微观的家庭生活空间，还是宏观的国家政治空间，其规划设计均遵循着以“中”为尊、以“和”为贵的共同原则。这种空间上的同构性，并非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相同文化基因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表现，既体现中华文明对秩序与公正的追求，也持续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从“家”的空间秩序看，史前聚落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其居住区位于聚落中心，中心设有广场，体现了早期社群对“中”的朦胧意识。河南濮阳西水坡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M45号墓葬，墓主人居于墓室中部，东部为蚌塑龙、西部为蚌塑虎，北部以蚌塑三角形与人骨构成北斗图案，北斗勺柄的人骨象征测影的“槷表”，寓意“天中”，实证了早在6400年前，中国先民就已形成求“中”信仰。自汉至今，民居布局也深刻体现“中”的理念。例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宅院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居于北部正中，形成明确的中轴线。后世的“四合院”模式，无论是北京典型民居还是吉林满族、宁夏回族的类似院落，皆遵循“正房居中、厢房环抱”的格局，家长居于正房，象征其在家中“执中”的权威地位，而家庭成员按长幼秩序分居东西厢房，则体现了家庭内部的“和而有序”。
从“国”的空间秩序看，对“中”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国家都城建设中。自夏商周三代，“择中建都”即成定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晚期都城，其宫城位于都城遗址中部略偏东南，兼顾“居中”与“居高”。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乃至明清北京城，其宫城与大朝正殿均居于都城的核心位置。此外，都城城门与宫门形制也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单门道”，发展为象征“中”统“和”的“一门三道”（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周楚国纪南城城门为最早，“一门三道”的“定制”则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并基本为以后都城所继承），后至“一门五道”（如唐长安城外郭城正门——“明德门”遗址、大明宫正门“丹凤门”遗址）。不同门道分别对应不同等级通行，秩序井然。都城城门门道从“一门一道”发展为“一门三道”，再至“一门五道”，显示了国家至上理念的强化，而奇数越大，权威性越突出，体现了不断强化的国家之“中位”与权威，以及对“四方”的包容与整合。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形成了清晰的空间等级序列，将“中”的理念与统治的权威层层聚焦，最终凝聚于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大朝正殿。
“中”与“和”文化基因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考古发现的古代民居形制与生活习俗遗存，清晰展现了“家国同构”的发展脉络，“家国同构”是“中”与“和”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家”的伦理秩序与“国”的政治秩序相互贯通、相互强化，通过民居建筑、生活习俗等物化形式与行为规范，使个体对“家”的归属感自然延伸、上升为对“国”的忠诚感。由此，国家认同深深植根于家庭认同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纽带。
“左祖右社”礼制格局作为都城核心布局，是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集中体现。考古发现，至少从西汉长安城开始，宗庙（祭祀祖先，血缘象征）与社稷（祭祀土地谷神，地缘象征）被置于宫城前方的左右两侧，形成“左祖右社”的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延续传承。“大朝正殿居中、祖社分列两侧”的布局，突出“中央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将“家”之祖与“国”之土并置于国家政治中心，形象地表明王朝政治合法性既来源于家族血缘传承，也来源于对疆土人民的治理，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中和”。
从百姓生活习俗可看出，由“家”及“国”的认同如何贯通与上升。如汉代画像石、壁画中的“家宴”与“朝会”场景，其人物尊卑秩序与空间排列原则高度相似，家长在家庭的中心地位与君主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如出一辙。家宴中，“堂”（正房）作为宴席核心，居于宅院中轴线，长辈坐于堂中主位，晚辈分列两侧，体现“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而维持这种秩序的基点是“孝”；“全家福”合影中，辈分最高的老者或当家人居于前排中间，其他人按辈分高低依次排列，直观呈现“居中为尊”的理念。这些生活习俗与国家层面的“择中建都”“居中执政”形成映照，反映了“中”对“四方”的“和”，以及“四方”对“中”的“忠”，使“家”的孝悌伦理自然延伸为“国”的忠君爱国理念，形成“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家国情怀。
考古学同样揭示了“和”的基因如何促进“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继承汉晋都城制度，营建阊阖门及中轴线，是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主动认同与融合。其后，元大都、清北京城的规划，虽由蒙古族、满族统治者兴建，却均恪守“择中”传统与“左祖右社”等核心规制，并将本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这充分证明了“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具有超越特定民族的强大包容力和凝聚力，能够将多元文化“和”于“一体”的政治格局之中，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
“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及“中”与“和”的文化基因
对中国“家”与“国”特殊时空关系的探索，必然指向其内在结构与互动发展，指向其中维系与赓续的文化基因。考古成果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一方面说明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特质，另一方面揭示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中”与“和”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家国一体”观念与格局。“家国一体”观念与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血缘伦理自然延伸至政治架构的漫长历史过程，体现了“家”与“国”在结构和秩序上的高度同构性，以及从政治制度层面深化为全民认同的文化心理。其基本脉络始于史前社会的氏族血缘共同体，在西周“封邦建国”的宗法制度中得以制度化定型，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不断强化与完善，近代家国间的联系阻断，造成家与国的分离。
“家国一体”的关键内涵在于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构，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贯通，政治上的“国”被视为血缘上“家”的放大，君主兼具“君”与“父”的双重角色，臣民则兼具“臣”与“子”的双重身份。这种结构使得维系家庭秩序的“孝”与维系国家秩序的“忠”相互贯通，形成了“忠孝同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政治伦理。正如《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个人、家庭与国家被纳入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微观的“齐家”与宏观的“治国”共享同一套价值规范与运行逻辑。这使得社会基本单元——家与政治共同体——国的目标高度一致，极大地增强了文明的内聚力和稳定性。
“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如果说“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那么“中”与“和”就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深度影响“家国一体”的发展方向与存续韧性。“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并非抽象玄思，而是贯穿于从器物、建筑到制度、理念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准则。
“中”，体现为对“正中”“不偏不倚”的价值追求。从哲学维度看，“中”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认为“中”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偏离“中”则会导致失衡与混乱。这种哲学思想投射到政治领域，具体化为“择中建都”“居中执政”的治理理念。《荀子·大略》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这不仅是空间规划，也是“执中致和”政治哲学的物化表达，象征着权力核心的至高无上，以及对四方不偏不倚的“公允”与“秩序”。从文明传承的维度来看，“中”是中华文明的身份标识与认同核心，“中国”之名本身就蕴含着“天下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使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核心凝聚力，即使面临王朝更替、族群融合，也能坚守文明本色，实现“万变不离其宗”的传承。
“和”，则是在“中”所确立的秩序基础上，追求“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和谐状态，体现中华文明对差异、包容、统一的辩证认知。从哲学维度看，“和”是对立统一关系，《国语·郑语》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不同事物的和谐共生才能推动事物发展，单一化和同质化则会导致停滞，这种理念使中华文明具备了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礼记·中庸》将“中”与“和”的关系阐释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根本，“和”是达道，目标是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境界。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中，“和”体现在“家”内部的“长幼有序”“家和万事兴”，更体现在“国”的层面，追求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中”的统摄下协和、交融、共生。“和”投射在“中国”这一命题上，指向通过“居中守正”实现“四方归心”，通过“多元包容”巩固“一体认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中”为“和”确立核心与基准，避免了混乱；“和”使“中”的权威具有合法性与包容性，避免了僵化。“中”与“和”的文化基因，使得“家国一体”不仅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还具有持续的包容性与韧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内外挑战时，总能通过“守中”以存根本，通过“致和”以图新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文章选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