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与“国”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范畴，在方法论上，探索“中国”，应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观还原为“家”与“国”发展的微观，把握“家”与“国”的特殊时空辩证关系。考古发现实证，“家国一体”观念与格局，深刻物化于中华民族的空间实践与制度安排之中，其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中”与“和”的文化基因。“择中建都”“左祖右社”等都城礼制，以及民居中轴线布局，均体现中华文明对“中”的尊崇与对“和”的追求。“中”与“和”的文化基因，不仅塑造“家”“国”内部伦理与政治秩序的同构性，使“孝”与“忠”贯通；更具备强大包容力，促进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成为文明赓续不断的稳定内核。
【关键词】家 国 家国一体 中 和 考古
【中图分类号】 K87/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1.002
【作者简介】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考古学科特聘教授、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主要著作有《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等。
中国既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大国，是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文明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1]这指引我们，必须从历史纵深中把握当代中国。考古学通过历代遗址、器物、礼制遗存等实物资料，清晰呈现了“家”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国”作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轨迹，以及二者在中华大地上相互交融、一体共生的文明特质。从考古学视角，“何以中国”这一宏观抽象命题，在可观、可触、可感的遗迹中，可还原为“何以家为”“何以国成”的具体进程：“家”与“国”的内在关联，呈现为“家国一体”的发展延续，物化于从民居到都城的空间秩序之中，而“中”与“和”的深层文化基因，成为贯穿历史、塑造国家认同、奠定文明赓续格局的稳定内核与精神力量。
从“家”“国”探索“中国”的方法论
探索中国五千多年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史，首先要探索其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家”与“国”作为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范畴，既是个体生存与社会运行的基本载体，也是连接微观生活实践与宏观文明演进的关键纽带，从二者形成发展与关系入手，是解析中华文明连续性，理解“中国特色”历史与文化根源的关键所在。
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观还原为“家”与“国”发展的微观。我们必须认识到，“家”与“国”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涉及时空跨度“大”而“长”的非常特殊的研究课题。在方法论层面，需要借鉴罗素所倡导的“还原分析”哲学路径，即“认识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分析，将事物的宏观现象还原为微观实在。换言之，只有把复杂的东西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我们才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信念”。[2]“家”是血缘伦理的基石，“国”是地缘政治的架构，二者关系的独特模式，构成中华文明最深层、最稳定的关系单元。从微观视角审视“家”“国”关系的演变，既可勾勒国家形态演进的内在理路，又能阐释文化内核何以能超越王朝更迭、持续凝聚“中国”认同。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抽象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家”的繁衍延续与“国”的治理传承具体实现的。宏观的文明演进进程，本质上是无数个“家”的生存智慧、伦理规范、文化习俗不断积累、整合，并通过“国”的制度建构、礼制推广、文化认同得以固化传承的过程。从文明起源来看，早期社会的“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氏族、宗族共同体，其内部的亲属关系、分工模式、祭祀传统构成文明的初始基因。这些微观层面的文化元素，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逐步上升为“国”的制度规范，使文明传承获得了最稳固的社会基础。从发展脉络来看，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家”的基本形态虽历经变迁，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始终延续；“国”的治理模式虽不断革新，但“以民为本”“大一统”等政治理念始终传承，这种微观层面的文化坚守与宏观层面的制度理念延续，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关键支撑。
“家”与“国”是特殊的时空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家”与“国”二者的“特殊的‘时间关系’”，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的“国家”是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家庭”发展而来的，可以说，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下，这种历时性的承继关系同时演变为一种共时性的同构关系，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独特模式，换句话说，家国关系在中华大地上既有物理空间的层级延伸，也有时间维度的传承延续，从而构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时空根基。研究“家”“国”关系，关键在于探寻二者共通的、穿越时空而保持稳定的“文化基因”。这不仅是连接“家”与“国”的“突破口”，也是理解“家国”“国家”与“中国”这一系列结构和认同链条如何形成发展的关键线索。因此，把握“家”“国”特殊的时空辩证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探究“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
从空间维度看，“家”的空间范围从个体居所扩展至宗族聚落，“国”的空间范围从核心邦国拓展至大一统王朝，二者形成空间上的延伸递进关系。这种延伸递进，以血缘伦理与地缘治理的结合为纽带，使“家”的空间伦理逐步上升为“国”的治理原则，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空间实践逻辑。从时间维度看，“家”的代际延续构成文明延续的时间轴，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中传承文化基因；“国”的朝代更替在继承前代制度文化的基础上赓续发展，为文化基因提供政治保障。二者结合，使中华文明在历代传承中既保持核心特质不变，又能随着时代更替不断革新。
考古学视野下的“家”与“国”
理论层面的阐释，需要坚实的物质遗存作为支撑。从史前聚落到古代都城，从民居院落到生活习俗，在考古发现的一系列实证材料中，“家”“国”不是悬置于观念领域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刻物化于中华民族的空间实践与制度安排之中，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家国一体”如何从生活场景上升为国家秩序的坚实证据链，以及揭示文化基因传承的显性轨迹。
中国“家”与“国”空间位置反映“中”与“和”。空间布局是文化观念最直接的物化表现。从“家”到“国”各个层级的空间秩序，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与“和”的文化基因。无论是微观的家庭生活空间，还是宏观的国家政治空间，其规划设计均遵循着以“中”为尊、以“和”为贵的共同原则。这种空间上的同构性，并非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相同文化基因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表现，既体现中华文明对秩序与公正的追求，也持续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从“家”的空间秩序看，史前聚落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其居住区位于聚落中心，中心设有广场，体现了早期社群对“中”的朦胧意识。[3]河南濮阳西水坡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M45号墓葬，墓主人居于墓室中部，东部为蚌塑龙、西部为蚌塑虎，北部以蚌塑三角形与人骨构成北斗图案，北斗勺柄的人骨象征测影的“槷表”，寓意“天中”，实证了早在6400年前，中国先民就已形成求“中”信仰。[4]自汉至今，民居布局也深刻体现“中”的理念。例如，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宅院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居于北部正中，形成明确的中轴线。[5]后世的“四合院”模式，无论是北京典型民居还是吉林满族、宁夏回族的类似院落，皆遵循“正房居中、厢房环抱”的格局，[6]家长居于正房，象征其在家中“执中”的权威地位，而家庭成员按长幼秩序分居东西厢房，则体现了家庭内部的“和而有序”。
从“国”的空间秩序看，对“中”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国家都城建设中。自夏商周三代，“择中建都”即成定制。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晚期都城，其宫城位于都城遗址中部略偏东南，兼顾“居中”与“居高”。[7]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乃至明清北京城，其宫城与大朝正殿均居于都城的核心位置。此外，都城城门与宫门形制也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单门道”，[8]发展为象征“中”统“和”的“一门三道”（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周楚国纪南城城门为最早，“一门三道”的“定制”则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并基本为以后都城所继承），[9]后至“一门五道”（如唐长安城外郭城正门——“明德门”遗址、大明宫正门“丹凤门”遗址）。[10]不同门道分别对应不同等级通行，秩序井然。都城城门门道从“一门一道”发展为“一门三道”，再至“一门五道”，显示了国家至上理念的强化，而奇数越大，权威性越突出，体现了不断强化的国家之“中位”与权威，以及对“四方”的包容与整合。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形成了清晰的空间等级序列，将“中”的理念与统治的权威层层聚焦，最终凝聚于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大朝正殿。
“中”与“和”文化基因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考古发现的古代民居形制与生活习俗遗存，清晰展现了“家国同构”的发展脉络，“家国同构”是“中”与“和”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家”的伦理秩序与“国”的政治秩序相互贯通、相互强化，通过民居建筑、生活习俗等物化形式与行为规范，使个体对“家”的归属感自然延伸、上升为对“国”的忠诚感。由此，国家认同深深植根于家庭认同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纽带。
“左祖右社”礼制格局作为都城核心布局，是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集中体现。考古发现，至少从西汉长安城开始，宗庙（祭祀祖先，血缘象征）与社稷（祭祀土地谷神，地缘象征）被置于宫城前方的左右两侧，形成“左祖右社”的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延续传承。[11]“大朝正殿居中、祖社分列两侧”的布局，突出“中央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将“家”之祖与“国”之土并置于国家政治中心，形象地表明王朝政治合法性既来源于家族血缘传承，也来源于对疆土人民的治理，是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中和”。
从百姓生活习俗可看出，由“家”及“国”的认同如何贯通与上升。如汉代画像石、壁画中的“家宴”与“朝会”场景，其人物尊卑秩序与空间排列原则高度相似，家长在家庭的中心地位与君主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如出一辙。家宴中，“堂”（正房）作为宴席核心，居于宅院中轴线，长辈坐于堂中主位，晚辈分列两侧，体现“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而维持这种秩序的基点是“孝”；“全家福”合影中，辈分最高的老者或当家人居于前排中间，其他人按辈分高低依次排列，直观呈现“居中为尊”的理念。这些生活习俗与国家层面的“择中建都”“居中执政”形成映照，反映了“中”对“四方”的“和”，以及“四方”对“中”的“忠”，使“家”的孝悌伦理自然延伸为“国”的忠君爱国理念，形成“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家国情怀。
考古学同样揭示了“和”的基因如何促进“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继承汉晋都城制度，营建阊阖门及中轴线，是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主动认同与融合。其后，元大都、清北京城的规划，虽由蒙古族、满族统治者兴建，却均恪守“择中”传统与“左祖右社”等核心规制，并将本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其中。这充分证明了“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具有超越特定民族的强大包容力和凝聚力，能够将多元文化“和”于“一体”的政治格局之中，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
“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及“中”与“和”的文化基因
对中国“家”与“国”特殊时空关系的探索，必然指向其内在结构与互动发展，指向其中维系与赓续的文化基因。考古成果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一方面说明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特质，另一方面揭示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中”与“和”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家国一体”观念与格局。“家国一体”观念与格局的形成，是一个从血缘伦理自然延伸至政治架构的漫长历史过程，体现了“家”与“国”在结构和秩序上的高度同构性，以及从政治制度层面深化为全民认同的文化心理。其基本脉络始于史前社会的氏族血缘共同体，在西周“封邦建国”的宗法制度中得以制度化定型，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不断强化与完善，近代家国间的联系阻断，造成家与国的分离。
“家国一体”的关键内涵在于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构，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贯通，政治上的“国”被视为血缘上“家”的放大，君主兼具“君”与“父”的双重角色，臣民则兼具“臣”与“子”的双重身份。这种结构使得维系家庭秩序的“孝”与维系国家秩序的“忠”相互贯通，形成了“忠孝同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政治伦理。正如《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个人、家庭与国家被纳入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微观的“齐家”与宏观的“治国”共享同一套价值规范与运行逻辑。这使得社会基本单元——家与政治共同体——国的目标高度一致，极大地增强了文明的内聚力和稳定性。
“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如果说“家国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那么“中”与“和”就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深度影响“家国一体”的发展方向与存续韧性。“中”与“和”的文化基因并非抽象玄思，而是贯穿于从器物、建筑到制度、理念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准则。
“中”，体现为对“正中”“不偏不倚”的价值追求。从哲学维度看，“中”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认为“中”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偏离“中”则会导致失衡与混乱。这种哲学思想投射到政治领域，具体化为“择中建都”“居中执政”的治理理念。《荀子·大略》言：“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这不仅是空间规划，也是“执中致和”政治哲学的物化表达，象征着权力核心的至高无上，以及对四方不偏不倚的“公允”与“秩序”。从文明传承的维度来看，“中”是中华文明的身份标识与认同核心，“中国”之名本身就蕴含着“天下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使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始终保持核心凝聚力，即使面临王朝更替、族群融合，也能坚守文明本色，实现“万变不离其宗”的传承。
“和”，则是在“中”所确立的秩序基础上，追求“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和谐状态，体现中华文明对差异、包容、统一的辩证认知。从哲学维度看，“和”是对立统一关系，《国语·郑语》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不同事物的和谐共生才能推动事物发展，单一化和同质化则会导致停滞，这种理念使中华文明具备了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礼记·中庸》将“中”与“和”的关系阐释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根本，“和”是达道，目标是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境界。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中，“和”体现在“家”内部的“长幼有序”“家和万事兴”，更体现在“国”的层面，追求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中”的统摄下协和、交融、共生。“和”投射在“中国”这一命题上，指向通过“居中守正”实现“四方归心”，通过“多元包容”巩固“一体认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中”为“和”确立核心与基准，避免了混乱；“和”使“中”的权威具有合法性与包容性，避免了僵化。“中”与“和”的文化基因，使得“家国一体”不仅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还具有持续的包容性与韧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内外挑战时，总能通过“守中”以存根本，通过“致和”以图新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余永林：《重读罗素：中西哲学的互鉴之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9日，第4版。
[3]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上册），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 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第7期。
[6]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0页；刘庆柱主编：《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7～59页。
[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3～207页；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4～47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7～10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9]丁邦钧：《楚都寿春城考古调查综述》，《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寿春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考古》，2003年第7期。
[10][11]刘庆柱：《中国古代宫城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3期。
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as "Family" and "State"
Liu Qingzhu
Abstract: "Family" and "state" are core categories runn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ethodologically, exploring "China" requires reducing the macro-level of China's five-thousand-year civilization history to the micro-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and "state", grasping their unique spatio-tempora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onfirm that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e of "family and state as one" are profoundly embodied in the spati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s foundation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cultural genes of "centrality" and "harmony,"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embody daily without conscious awareness. Capital city rituals such as "selecting the center for the capital" and "ancestral temple on the left, communal altar on the right", along with the central axis layout in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all reflect Chinese civilization's reverence for "centrality" and pursuit of "harmony." These cultural genes of "centrality" and "harmony" not only shaped the isomorphic ethical and political order within the family-state, interconnecting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but also possessed formidable inclusiveness. They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a diverse yet unifie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ecoming the stable core sustaining the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Keywords: family, state, family and state as one, centrality, harmony, archaeology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