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中国标准全球化主要有国际标准组织和国家双边合作两种路径，我国在这两种路径上均取得显著进展。与此同时，我国面临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席位与产业体系优势不匹配的困境，国际标准领域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推动中国标准全球化，需在强化标准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加大标准领域的双边合作力度，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标准制定中争取主动。
关键词:标准 全球化 路径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标准全球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科技强国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深化标准合作，加强交流互鉴，共同完善国际标准体系。”[1]谁制定标准，谁就拥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制高点。让更多中国标准成为全球标准，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共享发展的关键实践。
中国标准全球化是企业深度国际化的高阶需求，更是国家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重要路径。面对标准作为“技术规则”的硬约束，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已从企业合规的解决方案，上升为国家主导、企业协同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随着中国产品、工程或服务参与海外市场的范围和深度增加，出海企业必然会更深入地接触当地市场规范，合规成为现阶段企业出海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企业出海合规的各种规则之中，标准的影响尤为关键，其硬约束性和长期性具有垄断色彩，“标准出海”可谓企业出海合规的高阶版。推动中国标准全球化，能够成批解决我国企业出海的系列合规要求，降低海外市场进入门槛和合规成本，提升海外运营效率，有助于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产品或服务更多更快进入海外市场。
实现路径
我国正通过系统政策部署，积极推动中国标准全球化进程。在国内标准体系提升方面，我国确立了标准体系建设的系统目标，并围绕关键领域进一步深化。2021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全域标准化深度发展”“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标准化开放程度显著增强”“标准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2]等目标。《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提出“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3]，要求“拓展国际标准化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标准联通”“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积极推动国际标准研制”[4]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提出要求：聚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提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5]；针对“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出“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6]；围绕“大力提振消费”，提出“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7]。在标准全球化跃迁方面，我国正通过对接规则、深化联通与深度治理等多重路径，系统推动中国标准全球化跃升。《建议》提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水平”[8]，强调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9]等要求。
中国标准全球化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或区域标准合作制定的标准，进入东道国市场；二是通过国与国合作或市场机构，进入东道国市场。两种路径的过程和方式不同，既可以通过机构单体行动（即个别企业的市场行为），也可以通过机构集体行动（即多个企业或协会等组织的集体行为）努力实现。
国际标准组织或区域标准合作
该路径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开发标准，或者通过国际合作协议在一些重要经贸规则上建立统一标准。标准或合作协议一旦确立，便适用于全部会员国，因而能大幅提升标准的全球化效率。该路径的主要方式是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设定工作，主要的国际标准组织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此外，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属于国际性专业标准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WP29）等属于行业性国际组织，这些行业性国际组织也具有设立标准的作用。
该路径的另一种方式是参与区域标准组织或国际组织工作。例如，欧洲三大标准组织包括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及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旨在通过协调成员国技术法规与标准提案，消除贸易技术壁垒；亚太经合组织／标准和一致化分委员会（APEC／SCSC），是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旨在帮助减少标准与一致性的不同对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流动的负面影响；我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有类似作用，旨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则标准对接与互认，缩小共建国家的制度差异与市场分割。第二种方式同样需要遵循国际标准组织的治理范式开展工作，通常需要一定周期才能完成标准开发。
国家双边合作或企业市场行动
这一路径主要通过我国和其他国家展开双边合作，或者通过企业市场行动，将标准推广到东道国市场。通过国家双边协议协调标准的方式较为普遍，但双边协议覆盖的范围和实际落实情况可能存在差异；通过单个或多个市场机构，推动中国标准进入东道国的方式覆盖面广、灵活性大，同样比较普遍。
这一路径需要基于东道国标准体系开展工作。由于东道国标准体系不同，与我国市场的标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针对东道国市场进行标准国际化工作的成本偏高。在第一种路径短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此路径是最佳选择。
推进成效
标准市场是全球市场的明珠，全球主要经济体围绕标准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当前，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发达国家建立的传统优势短时间内难以打破；在单个国家的市场中，本土、第三国和国际标准等多种标准的竞争愈加明显。
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进展与成效
当前，我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参与度和领导席位均得到大幅提升。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组织重要政策规则制定，现在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常任理事国，是国际电信联盟（ITU）理事国，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AH）理事国和成员国。我国分别于2016年成功举办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于2019年成功举办第83届国际电工委员会大会，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战略制定和组织治理变革，并在山东青岛、浙江杭州、江苏南京等地建立国际标准活动基地，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活动提供基础支撑。
我国在这一合作路径中面临的困境在于，产业优势与国际标准领域话语权尚不匹配。尽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10]但我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并未与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形成对等支撑。从具体参与情况来看，我国在ISO和IEC的领导地位和参与度已实现跨越式提升，当前在ISO中占据第三大领导席位份额，但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例如，美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有所下降，但影响力仍然较大，欧洲国家在ISO和IEC的领导职位中仍占据较多席位；我国在IEC中的领导席位总排名为第六，与排名第一的德国、排名第二的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要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我国需要逐步培育国际标准组织的信任度。开发和推广国际标准受领导席位数量影响较大，国际标准组织长期受发达国家主导的认知体系影响，难以很快转变，中国标准全球化需要稳步推进。
国家双边合作的进展与成效
我国在国际标准合作方面已与众多国家达成协议。通过实施《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两轮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三年行动计划中，我国持续提升与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等区域标准化合作水平。例如，在道路交通领域，联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制定《高速铁路实施》等国际铁路联盟（UIC）标准31项，已发布18项。[11]在航空航天领域，中俄双方以产业合作项目为基础，双方标准化管理机构共同签署了包括252项中俄两国标准在内的“中俄民机标准互认目录”，为中俄两国联合研制宽体客机提供标准技术支撑。[12]
我国在这一合作路径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东道国本身的标准体系，需要与东道国的既有标准竞争或合作；另一方面来自与其他国家标准的竞争，不同标准所有者在东道国可能拥有差异化优势，竞争者胜出既需要标准本身的优势，也需要当地政府和市场机构支持。
此外，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标准全球化在个别领域受到有针对性的排挤和打压。一方面，在全球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有的国家为了维持自身主导地位，限制中国创新发展和影响力，有意压缩中国标准全球化空间和速度，阻碍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领导力提升速度。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一些新兴标准正在酝酿或形成，个别国家通过组建新的合作组织，为中国倡导的标准联通制造新壁垒。
典型案例
中国标准全球化历程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而发展，经过不断探索，目前处于快速发展期。中国标准全球化在以上两种路径上，积累了大量案例，其经验值得参考。
国际标准组织路径案例——江苏好孩子集团（以下简称“好孩子”）成为儿童乘用车座椅国际标准设定领导者。好孩子1994年开始参与国内标准工作，逐步建立行业标准体系，成为国内儿童用品行业标准的主要依据。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2012年，好孩子向ISO申请成立儿童用品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6年，其获准在ISO新设儿童乘用车座椅标准工作组，主导制定全球首项婴儿车通用标准ISO/PC 310，之后升级为ISO/TC 310。如今，好孩子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 310儿童用品技术委员会的轮值主席单位。这一过程，是好孩子在ISO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打破刻板印象、不断取得信任、获得认可的过程，其关键是依靠好孩子先进的质量检测技术和设施，确保其产品质量、安全等要求远超欧美标准。[13]
国家双边合作路径案例——中国电建集团成功将中国电力标准推广到巴基斯坦电力市场。中国电建集团在巴基斯坦卡西姆港建设的60兆瓦燃煤电站项目，是由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控股投资建设的大型煤电项目。巴基斯坦工程多采用欧洲标准，加之以前没有大型煤电工程项目，因而对于燃煤电站建造采用中国标准有所疑虑。此类标准的国际化设定，需要在工程设计之际完成，中国电建集团通过顶层设计，以政府部门组织协调为依托，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最终实现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目标。在该项目近20亿美元的投资中，主要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设备，带动中国装备出海，成功将中国电力建设标准融入当地电力标准市场。[14]
提升策略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具有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我国领跑、并跑机会正在扩大，有机会主导新生代产业标准。进一步推进中国标准全球化，需把握中国标准全球化的关键着力点。
以中国标准本身为着力点，持续提升中国标准水平和标准竞争力。无论是国际标准组织路径，还是国家双边合作路径，中国标准全球化水平均取决于中国标准本身的竞争力。这需要提高标准供给质量，加强标准支撑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实现《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部署的目标，以《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为依托，把质量作为提升标准竞争力的枢纽，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需要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效能，强化产业基础质量支撑，增强我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竞争力。
以国际标准组织路径为着力点，提升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影响力与治理能力。一方面，培育更多标准领军企业，推动其发展到ISO、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席位。这不仅要求企业的技术和市场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还要求企业的标准化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沟通，获得相关成员普遍信任。另一方面，为加强国际标准化组织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员国的沟通效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促进国际标准组织对提升人类共同福祉的作用。
以国家双边合作路径为着力点，提升标准领域双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家层面，持续扩大与别国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互联互通，提升标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推动标准合作落地生效。在企业层面，加强对东道国制度和市场的理解，特别是对产品、工程、服务等标准规范的理解，从而动态调整中国标准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案。尤其要善于运用中国产业体系的整体优势，增强来自当地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通过相关标准组团、供应链上下游标准组团、产业生态系统标准组团等方式，组团式推动中国标准批量国际化。
以新兴产业领域发展为着力点，发掘蕴藏其中的标准全球化新机遇。在新兴领域，积极抓住新生代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机会，倡导更有益全人类的价值观念，提升中国标准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迫切需要国际标准来统一共识、强化责任、消除障碍、降低风险。2025年，我国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国家标准外文版、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合作倡议及《2025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及审查评估研究报告》英文版，便是一种积极行动。此外，在量子科技、6G等我国科技创新有优势的未来产业领域，以及在能源、气候变化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领域，也蕴藏着亟待发掘的新机遇。
【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利诉讼事件影响被告周边企业创新效应及其形成机理研究”（项目编号72472115）、上海市2025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主题项目“科技领军企业成长路径、梯度培育机制和政策工具箱研究”（项目编号：25692102100）的研究成果】
注释略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