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部之学”是指由经、史、子、集四部框架建构的一套包括众多知识门类、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系统，作为有机结构的整体，其体现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和合包容的“融和合一”精神、以“通”为诉求的会通精神、以“道”为旨归的道德精神、为“有用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及斯文在兹的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近代以来，以“七科之学”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以“四部之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反思该转变的利弊得失，应对“四部之学”进行全面挖掘、传承、革新、提升，围绕中华文化基本精神，通过融合重构，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吸收世界其他文化之优长，对话交流，寻求共识，为应对数智时代全球知识变革的挑战，寻求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学 自主知识体系 四部之学 七科之学 基本特征 融合重构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7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主要著作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儒家人文精神》等。
“四部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的简称，“指经、史、子、集四部范围内的学问”，是“由经、史、子、集四部框架建构的一套包括众多知识门类、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之‘树’状知识系统”。[1]“七科之学”指源于西方的以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为主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西方学科分类传入中国后，以“四部”为基本构架的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受到西方以“七科”为标准的知识系统的严重冲击，“四部之学”的系统被解构嵌入“七科之学”的系统。立足于西方文化、以“七科之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两千多年立足于中华文化、以“四部之学”为主体的知识体系，最终形成一套具有西方意义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并在中国教育科研体制中被确定下来。
今天，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以中国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构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这一宏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实践领域，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旨在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中国、把握未来中国。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2]当前，面对解释、解决好中华文化发展的道路、方向、途径、精神等重大问题，以及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任务，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深刻反思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被西方学术体系解构与重组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真正回归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从中华传统思想沃土中重拾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文化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能够贯通古今、诠释当下、指引未来的知识系统。
“四部之学”的历史演进与体系成熟
“四部之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呈现，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体系的确立，以清代《四库全书》为集大成者，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
“四部之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的学术传统。孔子整理上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典籍，编订《六经》，开启了中国经学传统。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编撰《七略》，首创六部分类法，将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其中“六艺”列于《六艺略》之首，被视为王官之学与学术本源；儒家被列于《诸子略》之首，而“诸子”被视为衍流。这套体系为古代知识分类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历史文献的增多，尤其是史部典籍和文学作品的日益丰富，《七略》的六分法逐渐难以适应需求。魏晋时期，郑默的《魏中经簿》和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典籍划分为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初步确立了四部分类框架。此后，东晋李充在《晋元帝书目》中调整乙、丙两部次序，进一步明确了经、史、子、集的排序雏形。
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是四部之学演进中的关键里程碑，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部类名称与顺序，并对相关内涵进行系统界定，使四部分类法得以定型并为后世所沿袭。《隋书·经籍志》不仅反映隋代藏书，更追溯了六朝至唐初的文献流变，该书把各类经籍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有纲有目，部类统绪，结构严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代表“四部之学”的终极形态与最高成就。其分类体系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更为精密完善，子目划分尤为详尽。《四库全书》不仅囊括中国历代典籍，还一定程度收录朝鲜、越南、日本以及欧洲传教士的著作，体现其以中国学术为主体，兼具一定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强调“兼收并蓄”，力求在儒学主导下，系统化、条理化地整合各类知识与思想，使之成为一个严谨的整体。这套体系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四库学也就是中华传统知识学，它所反映的中华民族传统知识及其价值，也是它的核心内容，而四库学体系也就是中华传统知识学体系”，“四库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及思想范式的框架，系联并承载着中国的传统学术学科，以及层级与等次观念”。[3]因此，可以说《四库全书》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类成熟完善的代表，集中体现古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四部之学”的精神特征：中华文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独特性的重要体现
“四部之学”（经、史、子、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体系，不仅是一种知识组织方式，更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系统性表达。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七点。
有机整体性：源流支派的体系建构。“四部之学”是基于中国目录学传统建立的一套知识体系，经、史、子、集构成“源、流、支、派”的有机网络整体。乾隆《文源阁记》有言：“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这是对中国古代学术渊源流变的客观认识。“经”为根本，是“天下公理”的载体，确立价值标准，处于核心地位；“史”以事实验证经义，明古今成败，经史并重，经史相参；“子”和“集”分别为诸子百家著述和文艺作品，具有“旁参”和“鉴戒”作用，但属“杂学”。四部并非割裂，而是相互贯通。以经典为基础的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钱穆曾言：“儒学尤为中国学术之中心。四部之学，莫不以儒为主。亦可谓儒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心。”[4]
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中国文化以“人”统学，以人为主体，具有深厚人文精神。“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国学术亦然……故谓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过于重学，重内尤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5]“中国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在其全体中有一主要中心，即为上述之‘人文精神’。”[6]这种人文精神集中在经学中。“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7]中国传统学术以人为本，学为君子，希贤希圣，以圣人为最高境界。经学作为“成人”“成圣”之学，将道德修养置于首位；史学以史为鉴，培育彰善瘅恶的伦理观；子集之学亦需“关乎世道人心”。可以说，中国传统学术旨在塑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在理想人格，学术体系与人格养成“交相为用”，外化指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象实践，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
融和合一：差异多样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之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总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8]“四部之学”是和合包容的，其容纳百家、包罗万象，是中国文化“融和合一”精神的最佳注脚：儒家“和而不同”、道家“天人合一”、佛家“圆融无碍”等思想被熔铸一炉，对各种思想学问兼收并蓄。这种“融和合一”并非无原则的混杂，“中国人的心智，常倾向于一种‘综合而简化的要求’，好把一切思想理论异中求同，期能有一更高真理来综合会通此种种异说而简化了，终至于只剩下一条最高、最简单、最易使人都能了解接受的共同大真理”。[9]这个“共同大真理”就是“道”。以“道”为统摄，天下同归而殊途，成为化解自然、社会、文明间分歧的根本路径。
会通精神：学问的融贯与超越。中国传统学问以“通”为诉求，重“通人”“通学”。“中国人看重在人，重在其做人之共通合一处。中国人认为，一切学，皆从人之灵性来，人之灵性，出于天地大自然，故必该有共通合一处。”[10]《四库全书》，“强调不同思想学说之间的融会贯通，而这种会通精神在诸子百家的和而不同与儒释道三教的整合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会通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精神，这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四库馆臣倡导，从事学术研究应“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总目·经部·礼类一》）。《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汉宋之争，主张“本汉唐注疏，佐以宋儒义理”，强调学术需“融会贯通”。这种会通不仅体现在知识整合上，更作为一种方法论，要求实现“道”的贯通。
道德精神：求道明道的价值依归。儒家重“学以致道”，道家尚“技通乎道”，二者交融，形成中国古代士人的求道精神。中国学问的本质是“求道”而非“求知”。经以载道，史以明道，子集亦需“于道有当”。儒家倡导“学以致道”，道家追求“技进乎道”，共同形成以“道”为内核的精神传统。“依中国人观念，一切人事皆各有道，而尤贵于一宏通之大道。故曰‘人能弘道’。”[12]求道何为？是为明道。所以，以求道为目的才是通学，中国学问重视“以学明道”。《汉书·儒林传》有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中国传统读书人在经、史中求道、明道，落实在修身为本，特别注重德行修养，形成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是“道德”，“‘道德’两字是中国文化特点，即其特殊精神之所在”。从学问上来说，“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一切有关人道之学，则全该发源于道德，全该建基于道德。也仍该终极于道德”。[13]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导向。“四部之学”具有伦理政教功能，其本质是“有用之学”，强调学术服务于现实。经学“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史学“鉴往知来”；子部“立身行己，通经适用”；集部亦需“关乎政化”。《经籍志》在认识上更为深化，特别重视经典弘道设教的功用，以及与时俱进，时中之义，强调四部典籍不同层级的治道功能：“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总目·凡例》明确提出，“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四库全书》重点在经史，因经史发明心性，关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益政治，有助德化，能够经世致用。
传承发展：文化命脉的延续创新。“四部之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神圣性的经学、实证性的史学、多元化的子学与创造性的集部，构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术传承发展的基本框架，经过长期演进实现其动态传承发展。乾隆在《文渊阁记》中有言，“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四部之学”立心立道、延续文脉、教化万民、开万世太平的深远意义。“四部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主体，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为主，诸子道佛辅助的基本结构，并通过对传统文化典籍的分类与总结，从学术层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部之学”可被视为古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其在内容上是有体用、本末之别的，不是简单平面并列的“1＋1=2”，而是复杂动态的立体网络，以有机整体性为骨架，以人文道德为灵魂，以和合会通为气度，以经世致用为归宿，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框架。但这一知识体系，在近代遭遇重大危机，走向彻底转型。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及其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经历了革命性转型。左玉河研究指出，这一过程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14]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这一转型的萌芽，而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加速了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将西方学科体系视为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并开始系统性解构“四部之学”。在晚清学者看来，传统学术存在“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缺陷，主张以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西方学科分类取代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传统体系。[15]这种替代不仅是知识分类方式的更迭，更是价值系统的根本性置换——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及其承载的文明精神在此过程中断裂，转而嵌入西方学术范式及其背后的价值逻辑。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这一转型推向高潮，其激进倾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对立。部分新文化倡导者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甚至将废除汉字与旧文化视为进步的标志。冯友兰就曾总结道，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性在于将西方文化整体视为长处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16]此种思潮导致学术研究“惟分新旧，惟分中西”，传统学术被割裂为支离的材料，仅能通过“新式眼光”被选择性利用。钱穆对此指出，这种“必先西方，乃有中国”的范式，使中国旧学失去了自主性，其内在精神与格局被忽视，批判也因之失去了根基。然而，与激进思潮相对，马一浮等学者力图捍卫传统的整全性，提出“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强调《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孔子之教，是中国一切学术之源，足以统摄外来学说。[17]这一思想与“四部之学”以经为根、追求学问贯通的精神一脉相承，构成对西化学科体系的重要反思。
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争议，突出体现为“经学”地位的颠覆性变化。在“七科之学”的框架下，经学被分解并纳入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其整体性被消解，功能从承载“天下公理”的价值之源，蜕变为被研究的对象。甘阳对此批判道，传统“四部”在向现代学科转化时，经、史、子、集中唯有“经部”这一核心部分缺失了对应的现代学科定位。史部材料归于历史系，子部思想划入哲学系，集部文献纳入中文系，而经学却无处安放。[18]这种缺失不仅导致学术体系的断层，更意味着道统的隐退与学统的断裂，使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学术在近代现代化进程中丢失了传统根基与灵魂。经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和精神基石，其解体使转型后的中国现代学术难以在整体上把握历史文化经验与文明精神，也难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这一转型的深层问题，在于现代分科体系与中国文明整体性之间的本质差异与张力。“四部之学”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经、史、子、集四部构成“源、流、支、派”的关联网络，强调学问的会通与整合。而“七科之学”基于西方分析性思维，强调专业分工与界限分明，虽在知识专门化上取得进展，却易导致知识碎片化与意义丧失。正如左玉河所分析的，这种转型的本质是从“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具体到学术实践，这种转变表现为研究方法与目的的彻底改变。传统学者治经史旨在“明道”，学问需“衷于道”，其终极关怀是成就理想人格与实现社会和谐。而现代学科则倾向于“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将经典文本仅视为待分析的客观对象。
“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型，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为求存图强而进行的知识体系重构。这一转型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与专业化，但其代价亦十分深重：传统学术的有机整体性、人文精神及以“道”为依归的终极关怀被削弱，经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无处安放。今天，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下，重新审视这场转型的得失，其关键启示在于：未来的中国学学术发展，固然不应是简单回归“四部之学”框架，但也不能固守纯粹的西方分科模式，而需在深刻把握“四部之学”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全面挖掘、传承、革新、提升，探索一条既能融纳现代学科精细之长，又能继承和发扬中国学术“通人之学”精神的新路径。这要求我们尤其要重视对经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使文明根基在现代知识体系中重新焕发生机。
“四部之学”与“七科之学”的融合重构
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程中，如何处理传统“四部之学”与现代“七科之学”的关系，一直是近代知识界讨论的中心。这一转型不仅关乎学术体系的变革，更涉及中华文明知识谱系的重构与再生。考察张之洞的“八科分学”方案以及当代学者的反思，能够为我们探索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寻找借鉴。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转型方案。在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张之洞提出的“八科分学”方案代表了中西学术融合的重要尝试。他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上，“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设学》）。在《劝学篇》中，他进一步阐释其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并将全书分为“内篇务本，以正人心”与“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两部分。
张之洞对学术转型的深刻担忧在于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他强调：“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劝学篇·循序》）因此，他为学者设计的为学次第是：“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劝学篇·循序》）这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主、在确立主体性基础上吸收西学的思路。
在实践层面，张之洞为大学堂制定的分科方案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等八科43门，其最大特点是单独设立“经学科”并将其列为群学之首，同时设置11个经学研究门类。这一设计试图在引进西方学科分类的同时，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然而，这一尝试最终未能抵挡住全面西化的潮流。1912年，蔡元培主持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直接取消了“经学科”，确立了完全按照西方分科观念建立的“七科之学”。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传统“四部之学”被西方学科体系全面取代，也意味着中国学术开始了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当代学者对学术体系重构的探索。面对传统学术现代转型中的困境，当代学者提出多种重构方案。甘阳建议，中国大学的人文学部可设置四个核心院系，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即古典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语言文学系。他认为，中国古典学应“以传统经学为核心来建设”，通过明确核心与开放边界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中西合璧的现代学科体系。[19]
陈来提出更为细致的重构方案。他参考《汉书·艺文志》、《七录》和《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建议将国学内容主体界定为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宗教、科技六部。这一方案试图在保持传统学术精髓的同时，融入现代学科视角：经学对应经部书籍，史学对应史部书籍，哲学对应子部思想类书籍，文学对应集部书籍，宗教对应佛道经典，科技则对应天文算法等实用知识。这样四部的基本内容都仍保有，只是结构形式有所改变。[2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学作为一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系统阐释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发展道路及其内在原理，其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需要汲取“四部之学”所蕴含的有机整体观、人文精神、经世致用等核心智慧，以克服现代学术过度分科带来的知识碎片化困境。就此而言，“四部之学”的简单复归并无必要，对其精神特质与智慧精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是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应该将经学所承载的价值关怀、史学所积淀的实践经验、子学所迸发的多元智慧以及集学所涵养的审美表达，进行融会贯通，围绕“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等重大命题，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
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性与独特性，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深厚根基。“中国学术之必有其独特性，亦如中国传统文化之有其独特性，两者相关，不可分割。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即亦将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惟从另一面言之，亦可谓不明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即无以明中国学术之独特性。”[21]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前述“四部之学”的精神特征之中。正因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的独特性，我们绝不能简单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评价中国学术。近代中国传统学术转型过程，呈现出会通古今中外、多元思潮并进的特点，但西方话语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种处理方式在“西强东弱”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近代中国可能不可避免，但客观上使中国传统学术被“质料”化了，而“形式”则取自西方，这难免割裂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性，难以充分呈现其独特智慧。
“我们的文化前途，要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力量来补救。西方新科学固然要学，可不要妨害了我们自己原有的生机，不要折损了我们自己原有的活力。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22]实践证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装入任何现成的外来理论框架，“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都无法真正传承其精髓与价值。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学术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以及“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提出，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和明确的方向，使我们有可能真正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国历史文化实际出发，揭示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呈现其完整的思想体系。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牢牢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杜维明这样论述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23]
在此基础上，关于如何以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笔者有三点认识。首先，在文明对话层面，应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明确中国学术在世界知识图谱中的独特坐标与根本立场，这要求中国学在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迎合他者标准，而是以“和而不同”，主动界定自身的问题域、价值追求与叙事逻辑。其次，在内部整合层面，应确立儒学的历史基础主体性，这是面对中华文化内部多元共生现状，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赖以凝聚共识的历史根脉。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仁学”思想体系、道德理想与经世智慧，构成了传统文化中最具系统性与影响力的价值资源。在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明确儒学在中华文化历史基础上的主体性，就是以儒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为线索，梳理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的历史脉络，整合诸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有助于克服因价值多元化可能带来的精神涣散与认同模糊，为知识生产提供稳定的历史锚点。再次，在实践落实层面，应强调儒者的道德人格主体性，将宏大的文化使命具象化为学者个体的生命实践与精神修养。中国学的知识建构并非纯粹的技术性操作，其可信度与感召力深深植根于治学者“知行合一”“以身载道”的品格与担当。一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最终需要由一批兼具“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功底与“为生民立命”的道德关怀的学者来承载与践行。这三重主体性由外而内、由宏观至微观，环环相扣。以坚持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方能在汲取古今中外养分的同时，始终保持中国学精神的独立性、品格的鲜明性和话语的融通性。
结语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正如钱穆所言：“文化不能与学术分离，欲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即不能不了解中国之学术传统。欲研治中国学术，该从中国文化着眼，庶可把捉要点。而研究中国学术，亦即了解中国文化之基础。”[2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文化复兴，而文化复兴的重要基础是学术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学术的又一次重构的关键组成，应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既要汲取“四部之学”所积淀的有机整体观、人文精神与经世智慧，又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在有能力清晰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理论成果的同时，具备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开放胸怀，能够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方案。这需要一代代学人以“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担当，秉持“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推进这一伟大的学术工程。
注释
[1]左玉河：《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第1版。
[3]陈晓华：《从〈四库全书〉到“四库学”》，《读书》，2023年9期。
[4][5][2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序”第5、4～5、4页。
[6][13]钱穆：《民族与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5、41页。
[7][8][9][24]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5、34、1页。
[10][12]钱穆：《中国学术特性》，《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11、218页。
[11]吴海兰：《试析“通人之学”——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四库学》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14]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晚清学术分科观念及方案》，《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
[15]左玉河：《典籍分类与晚清知识系统之演化》，《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16]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17]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页。
[18][19]甘阳：《什么不是古典学？——古典学在中国的机遇和难题》，2024年12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801153。
[20]陈来：《“国学”的内容体系与分类》，《文史知识》，2015年第11期。
[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5～256页。
[23]陈壁生：《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杜维明教授访谈》，《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责 编∕桂 琰 美 编∕周群英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and Key Issues in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 Stud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Han Xing
Abstrac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refers to a knowledge system encompassing numerous disciplines and possessing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s, structur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our Divisions: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nthologies. As an organic whole, embodies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centered on humanity, the spirit of "harmonious integration" emphasizing un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 spirit of convergence seeking "comprehension", the moral spirit aiming at "the Way", the spirit of practical learning for governing the world, and the transmi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s the repository of civiliz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has gradually supplan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centered 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Reflecting on the merits and drawbacks of this shift necessitates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preservation, inno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e must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based on affirm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will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absorbing the strengths of other world cultures. Through dialogue and exchange, we seek consensu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ereby seeking Chinese wisdom.
Keywords: China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Four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Seven Fields of Disciplin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