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是对既有学术文化价值体系的提升，也是一次全新的学术创新和文化创造。该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知识贡献；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学理根基；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注入丰富内涵；其过程与成果本身，亦是对“两创”方针与“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在方法论层面，需立足传统、融合古今，以我为主、会通中外，守正创新、兼取众长，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严谨的学术规范，建构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全球视野 中国学 自主知识体系 价值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 G122/K207.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5
李宗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哲学、现代新儒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民族精神概论》等。
关于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讨。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国内各种学术会议、专门的学术论著，成果甚多。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问题的复杂和研究者学术能力及其理解的差异，导致一些基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误读误解，从而影响相关研究的深入。因此之故，有必要从基础问题入手，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分析阐释，推动学界同道的相互启迪和论辩，从而走向更扎实、更深入的学理探索。
作为价值体系建构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全球视野而言，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产生的；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现实需求，从学理层面对相关问题的规范性、系统性回答；是从理论与实践相贯通的层面，对相关问题作出的具有强烈现实感和前瞻性的回应。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些概念的提出，特别是从世界视野审视和推进“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个命题，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意识，是文化自觉、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理所当然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围绕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论说，大多聚焦知识层面与操作方法层面，普遍重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这具有无可争辩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讲，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是要建设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但是，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看，我们应当引进价值体系建设的理念，从而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归宿和方向引领。质言之，应当从价值体系建构的文化战略高度看待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将其自觉纳入价值体系建构的范畴，从而提升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高度与理论自觉。因此，我们应当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切入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并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文化内涵。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继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呼应，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进一步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下，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立国之本，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能达成预期目标。如果脱离甚至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所谓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就会流于空谈。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相关概念，展开既具多元视角、又能相互参照的阐释。
全球视野。纵观世界风云，应以开放的胸襟、开阔的视野，看待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在世界史的百年巨变中，考察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云激荡中观察人类文明质的提升与量的扩展，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进程中，探求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并推动其当代建构。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中国。
中国学。即关于中国问题的系统性学问。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也不是替代汉学的中国学；不是作为他者的、由外国学者主导的中国学，也不仅仅是对外宣教与传播意义上的中国学，而是立足中国问题、依靠中国自身、他者和自我相统一（主体和客体统一）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系统性学问。中国学是内涵丰富、体系宏大，架构严谨、目标明确，融通古今、涵摄中外的系统性学问、规范性体系，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贯通。从研究对象看，中国学者是主体，中国学是客体。从建构者角度看，中国学本身就是主体。这种双重属性意味着，中国学本质上是主客体的统一，其既是建设者，又是研究者。建设为研究创造条件，研究为建设提供助力。
自主知识体系。一般认为，知识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专业知识的系统性结构，包括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也包括自然、社会、思维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是通过一定标准，经由人的理性提炼与表达，形成的稳定的概念范畴与价值原理体系。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从价值系统建构意义上讲的，并不仅限于纯粹的知识或技术层面，也不单是学科、学术或表述语言方面的问题。学科、学术、语言方面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并服务于价值体系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范畴意义上的自主，是立足主体性，依托中国历史传统，扎根中国当代现实，坚持中国文化立场，高扬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自我意识和文化价值立场。据此，自主便是自我做主、以我为主、挺立自我。不依傍他人、不异化自我、不舍己从人、不唯洋是从、不唯古是从，在价值理念和方法论上，自立权衡——自尊、自立、自主、自信、自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张申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就讲过：“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6]这个价值理念和思维路径，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特质，系统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文化实践，是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经验层面的概括与理论提炼，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是概念、范畴、命题和系统理论的整体性建构，是原创性学术成果。正如前文所述，从文化发展战略层面看，从思想逻辑和学术逻辑看，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引进价值体系的理念。我们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为体系而体系，而是要解决现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在学术文化体系建构方面的问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时要有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
概而言之，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挺立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洋溢着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生命活力；充分吸纳不同文明的优长之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既是对既有学术文化价值体系的提升，也是一次全新的学术创新和文化创造。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其理性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大而言之，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我们精心建构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具体而言，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面向世界既有知识体系，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在知识、理论、方法层面的优长之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会通以求超胜，致力于建构顺应世界文明潮流、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具体来看，其主要涵盖以下四方面价值目标。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为世界现代化理论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知识、中国价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追赶型、学习型特征。鸦片战争后，在空前的劫难和耻辱痛击下，中国被迫走上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道路。从物质—制度—思想（精神）的三层次文化结构论考察，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逐步向西方学习的历程。[8]这一过程，呈现显著的“向西走”倾向，并带有一定的急躁和激进色彩，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9]成为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一度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为师，在物质、制度、思想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虽取得一定成绩，也经历迷茫与曲折。经过深刻总结，我们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这些思想成果突出强调挺立民族精神、弘扬文化主体性，标志着我们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上实现质的飞跃。其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两创”方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正是这一飞跃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步从学习型、追赶型的发展阶段，迈入以我为主、会通中外、开辟新局的超越型阶段。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正是这种新型文化生态下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范式创新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有学者指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理论路径有三方面：一是使知识和学术从长期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自我主张”；二是使思维方式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解放出来，深入特定事物本身的实体性内容；三是经历“文化结合”的锤炼，将对外学习的成果持续地转化为自主原创性成果。[10]笔者觉得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支撑。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规范，是五四运动以后在学习西方的激流中建立起来的。以中国哲学领域为例，胡适于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1]都是在借鉴西方哲学思维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二者的理论依托和方法论，基本沿袭了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下的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入讨论，学界逐步反思并突破苏联模式，涌现出为数甚多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史著作，其中冯契于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堪称典范。冯契的著作凸显了中国哲学的原有特质，彰显了文化主体性。但因时代条件所限，还未上升到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高度，也未能系统立足于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整体视野。由此可见，在这一方向上仍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有待推进，中国哲学领域的学者必将承担重要使命。类似的情况也广泛存在于文化学理论、现代化理论等诸多领域，亟待相关学者开展深入而系统的自主理论构建。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旨在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注入丰富内涵、提供坚实支撑。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载各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内在的逻辑关联。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学理的层面和学术规范的角度，通过对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阐扬，能够让世界各国更好地认识、理解并接受我们的学术立场和思想文化立场。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两创”方针、“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与价值示范。对待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珍视之心，怀抱温情和敬意，并运用现代方法与价值理念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从根本上讲，“两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的必由之路，[12]也为相关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哲学及传统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范式指引。[13]“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导向与方法路径上确保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式”与“自主化”，[14]从而为学术自主与理论创新筑牢根基，指引方向。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论原则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其内在的价值准则和学术逻辑。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自觉将二者联系起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术文化层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所致力建设的，是一种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这项使命承载着多重时代语境与使命：其深深植根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故而应当立足现实、扎根传统，推动古今融合；其建基于全球化的广阔舞台，故而应当以我为主、兼取众长，实现中外互补；其深嵌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故而应当坚持创造性转化，秉持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摒弃因循守旧。
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学术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必须始终恪守学理性与学术规范性。既要自觉维护和坚定弘扬政治价值体系，也须高度重视学术文化体系自身建设的严谨性与自主性。只要思路正确、方法得当，学术文化体系与政治理论体系应该而且能够实现有机融合与相互促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语境下，要高度重视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自觉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否则，研究容易陷于零散、表象的“知识”堆砌，或落入“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窠臼。倘若缺乏扎实深入的学理阐发与体系化建构，则难免流于空泛议论，丧失学术应有的解释力与感召力。
在具体建构路径上，需注重全球意识与中国意识的贯通，促进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的辩证统一。[15]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要坚持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尤为关键的是，要深化学术评价体制与机制改革，坚决破除“唯洋是从、以西为上”思维，彻底清除殖民文化心理的残余。[16]
建构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既需要工具理性，也要高扬价值理性，并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这要求建构者具备兼容天下的襟怀，践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往伦理。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应成为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从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思想原则与方法论层面，仍有诸多值得探讨和开掘之处，学界同仁也有不少精湛之论。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就不作赘述了。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委托项目、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项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GD24WH04、粤社科字〔2024〕22号）
注释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3页。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2～3页。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4页。
[6]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2页。
[8]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9]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139页。
[10]吴晓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路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11]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上册（子学时代），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册（经学时代）。
[12]李宗桂：《“两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2018年6月10日，第7版。
[13]李宗桂：《把“两创”转化为新时代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式》，《人民日报》，2024年5月13日，第9版。
[14]李宗桂：《“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深圳特区报》，2023年5月30日，第B4版。
[15]李宗桂：《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日报》，2005年2月4日，第15版；《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6]详见李宗桂：《增强理论自觉自信 警惕殖民文化现象》，《红旗文稿》，2012年第11期。
责 编∕张 贝 美 编∕周群英
Valu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tudies
Li Zonggu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Studies, rooted in China and oriented to the world, is not only an upgrade of the existing academic and cultural value system, but also a brand-new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creation. Guided by the system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ore values, this system serve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lay a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ject rich connotations into promo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and its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themselves constitute a vivid practice of the guideline of "two type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Two Combinations". Methodologically, it necessitates grounding in tradition while integrating past and present, maintaining Chinese subjectivity while synthesizing insights from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 upholding integrity while innovating and drawing on diverse strengths. It requires subordinat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ing thi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which manifests the Chinese spirit, values, and style—with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igorous academic standards.
Keywords: global perspective, China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value construction, the system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