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研究，既有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国学”之意蕴，又有指向“国之大者”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之蕴含。“新时代中国学”从历史维度上，包括“汉学”“海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即“新时代的中国学”，赋予“中国学”新的时代内涵；从国家意义上，指称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贯通基础上的“新时代中国之学”，富有关于中国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之科学思想内涵。“新时代中国学”发展，需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结合起来，以新中国史理论为基本内核，引领新中国史研究向新中国国家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发展，在世界中国学中构建“新时代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关键词】世界中国学 新时代中国学 新中国史研究 新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K207.8/K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4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学手册：新时代中国卷》（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简史》（第二主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观》（第一作者）、《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新中国史学科发展》（论文）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2]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外学术界对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认知与研究，愈发统一于世界中国学、聚焦新时代中国学，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国学知识体系已成为重要任务。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3]当今世界，中国学之所以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显学，无不在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学站在历史与时代相结合的高度，架起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和平台，自身也因应新时代发展，不断孕育和生成具有时代内涵与鲜明特色的新时代中国学。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观察和认识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围绕新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历史哲学问题，探索、揭示和彰显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需要发展新中国史理论，推动其从新中国史研究向“新中国学”发展，更真实、立体、全面地向世界介绍和传播新时代的中国。
新时代中国学及其学科领域与特点
世界中国学是中外研究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学科领域集群，研究者遍布世界各国和各区域，中西互鉴，而且学科种类繁多，跨学科、跨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蕴含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既有中学西渐、国学外传的思想潮流，又有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实践探索。中西之学碰撞交织，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彰显出世界中国学在新时代兴盛和发展的历史底蕴、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
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全新的时代机遇共同作用下，新时代中国学应运而生。新时代中国学这一概念，在历史维度上可称为“新时代的中国学”，在国家概念上则可称为“新时代中国之学”。中国学既有来源于历史文化的“国学”意蕴，又有指向“国之大者”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的内涵。新时代中国学，是世界中国学在新时代发展的学术称谓和形态。
新时代的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学术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借鉴吸收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由此，立足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原则，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发展新时代中国学。
新时代中国学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继承传统汉学、海外中国学和世界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发挥中国学的传统优势，如翻译学、比较文学、情报学、文献学和新闻学等。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体现主体性、原创性和时代性，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史研究、政治学、信息学、区域国别学、智库建设和安全学等。世界中国学已从海外、域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到以何为中国、新中国、新时代中国为先导和源泉的新时代中国学。
新时代中国学的思想认识基石来源于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无论是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中国学，还是新时代中国学，均是以中国为主题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学，不仅贯通历史中国、当代中国，而且聚焦新时代的中国。新时代中国学的思想认识基石来源于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和创建，逐步由理想信念和政策主张变为现实，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新中国”这一标识性概念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提出和确立的，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酝酿、概括和提炼出来的，并由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记载和延续下来，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实践伟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成立新中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
“青春中华”的意蕴。19世纪中叶，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和前途命运，科学预见“中国社会主义”将要出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并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名为“中华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学揭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与古老而悠久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相联系，深刻改变着中国和世界。
近代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中不断探寻出路和方案。面对清末民族危机，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康有为、梁启超提出“新中国”概念，却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屡屡碰壁，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但其作为思想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在中华文明发展进步中得以传承。
青春是新生的力量。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索我理想之中华”，颂扬“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同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期盼“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以说文解字的方式阐释“中华”时提出，“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青春中华”是其所处时代的呐喊，也是承载国家未来的远景，更是与未来“新中国”历史文脉相传的思想文化意蕴。
“新的社会”写入《中国共产党宣言》。“青春中华”的创造，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和先进政党的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1918年，李大钊陆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强调这一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为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针对当时思想界产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写入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之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4]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近代中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就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党的二大宣言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红色政权。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统一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将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名称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6期刊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称“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预见革命的未来。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文中强调，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
在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中，“旧中国变为新中国”，集中体现在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毛泽东同志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的本质与命名。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指出两种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强调：“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解放全中国，成立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元旦发表《新年祝词》，指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9月，为了统一党内领导层对军事上、政治上面对的种种重大问题的认识，特别是为了筹划新中国的建设，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报告中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强调“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深刻阐明新中国国体。
新中国是相对于“旧中国”“老中国”而称谓的，需要有一个新国名，用以代表中国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筹建新中国成立时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第四工作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后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从词源来说，“共和国”指民主的国家，“民主国”指民主的政治体制，二者无并列的必要。另一方面，从国家的本质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定是民主的。
“新中国”概念和新中国成立，深刻蕴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国家本质，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历史和时代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新时代中国学的“新中国史”学科概念的确立与发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由是观之，作为称谓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概念——“新中国史”，认识和把握其历史底蕴、研究对象、内涵与范围，应追溯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史学沿革，力求从中探索“新中国从何而来”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史”概念贯穿古今；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新中国史”概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史学的传承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与应用中孕育和诞生，逐步融通于历史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之中，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等概念相标示，特别是在新时代，得以集中凝练和确立，学科意识与研究能力日益增强，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
以中华优秀传统史学为历史底蕴。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是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对历史研究独树一帜。其中，“国史”概念古已有之，起初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史和近代史，与当代中国史称谓或简称的“国史”不可相提并论，但其所具有的基本理念与学科意识，则被当代中国史研究传承发展下来。
源自中华优秀传统修史治史理念。在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上，不仅有所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的“六经皆史”，而且有编纂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几乎涵盖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兴衰变迁，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体等多种多样体裁体例的史著，以及方志等，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史贵知其意”等经世致用理念。在研究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上，有《史通》《文史通义》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著述，也有主张史家“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秉笔直书”“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等史学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古代中国修史治史理念无不涉及“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为后人修史治史所延续和发展。
萌发于近代中国“史界革命”“中国历史研究法”。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救亡图存，不仅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接连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增强社会以史爱国护国的观念和意识。在史学领域，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批判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认为史学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倡议“史界革命”，提出历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并以《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构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编纂的理论基础。在1914年发表的《国情》中，李大钊指出，“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指导下兴起。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合作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高举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一科学理论和实践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唯物史观成为先进中国人认识中国和改变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谓新中国思想史的基石、内核和源头活水。
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根据”。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和森撰写《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推动党史研究发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历史研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40年代初，为学习研究党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主持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特别是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阐明党史研究的对象、目的、意义，提出全面、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奠定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仅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出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就中国历史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纲》等著述。这一时期称为“国史”者，如《国史大纲》或“国史编纂”等，其所具有的“国史”研究意识在扬弃中延续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党史研究还是中国历史研究，都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必要的历史认识成果，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编纂历史，奠定必备的学术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兴起的。
融通于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新中国成立后，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蔚然成风。1949年11月，《新华月报》创刊，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反映国家内政外交方针政策的文献性月报。由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相通性，以及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互依存性，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推动下，当时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史研究逐步展开。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其中记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6年6月，黄炎培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之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被纳入1958年制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翦伯赞同志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下，史学界开展“五朵金花”等历史理论问题讨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标识，除编写整理关于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有关史料外，还编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著述，但由于编写内容存在“摘录”和简单罗列等缺陷，还不够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只作为一门讲授课程，尚不具有学科形态。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学科地位确立、多种称谓并存。1978年，胡乔木同志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当代中国历史也以此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和总结建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深刻阐述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由此，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学科意识进一步增强，既有通史，又有专门史和专题史；既有史料整理，又有研究理论与方法，逐步确立起学科地位。然而，学科概念并不统一，出现多种具有学科属性的主题或概念。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题的史稿、简史、编年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当代中国史”研究为题的《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创刊；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为题的高校课程，“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等。可见，上述称谓并不完全一致，具有时空、学理与研究视野和角度的差异性，这一学科概念需要统一称谓。
“新中国史”概念在新时代从“必修课”到“四史”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5]这一重要论述将“国史”与“党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学习党史、国史，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党情、国情，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6]这一重要论述在“党史”“国史”的基础上提出“新中国史”概念。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新中国史”概念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之中。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如何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史上的历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8]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由此，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党史”“新中国史”与“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并为宣传教育编写出版“四史”读本。从“党史”“新中国史”到“四史”，乃至结合“中华民族发展史”，深刻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形成关于新中国历史的科学史观。建党百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贯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揭示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新中国史”愈来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的统一称谓和学科概念。
推进新中国史研究，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发展研究，是这一学科需要研究的重大前沿理论、历史和实践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于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中国史研究应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树立大历史观，既立足全球视野把握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基于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立体、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物质基础、精神力量的研究，为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铸魂。总之，新中国史研究本质和使命担当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以新中国史理论为基本内核推动“新中国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充分贯彻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新中国史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就与经验的集中概括，广泛而深刻地阐述和揭示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新中国史理论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是关于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的有机结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刻揭示新中国成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必然性、科学性和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新中国历史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全面把握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抓住历史变革时机，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推进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波澜壮阔，辉煌壮丽，行稳致远。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历史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引领中华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史理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自新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历史科学，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运动论、实践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深刻蕴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史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关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史的规律性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新中国国家理论的有机结合，围绕什么是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具体、历史地深刻阐明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新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又要到哪里去，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如何奠基、开创和发展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怎样的历史底蕴、内在机理和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怎样的探索、实践，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又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史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坚持、应用和发展，又是新中国的国家观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历史和时代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国家的国体、政体。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历史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新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新中国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实践的认识论。新中国历史发展是新中国史理论丰富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新中国史理论是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底蕴、依据和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历史发展中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深刻反映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完善的制度保证、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新中国史理论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结晶。新中国历史发展深刻表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新时代中国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调整、充实和完善的，是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激活传统和丰富、发展、创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新中国史理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历史理论，是相应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实践性理论的历史基础与来源，史学理论只是新中国史理论的认识工具与方法，其他学科理论也是新中国史理论的重要认识来源。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职责在于，发展新中国史理论，认识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增强历史自觉、掌握历史主动，根据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文明观为思想理论基础，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新中国史研究知识体系，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向新中国国家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发展，推进新中国历史、理论和实践融合研究和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中国学中构建新时代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3]《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第1版。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5]《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第1版。
[6]《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人民日报》，2019年8月19日，第1版。
[7][8]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沈桂龙、王健、王震等，2025，《世界中国学：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2006，《李大钊全集》（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24，《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4，《“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and Era Value
Song Yuehong
Abstract: In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orld civilizations, "China Studies" refers to research on China, encompassing both the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 studies" rooted in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ddressing "matters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Era China Studies"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Overseas Sinology" and "World China Studies" in the new era—termed "China Studies in the New Era"—thereby infusing "China Studies" with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rom a national standpoint, it denotes the "stud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grounded in the continuity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nriched with the scientific ideological content of national doctrines and theories abou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ra China Studies" requires integrating history with reality,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with domestic dimensions. Center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China history, it should guide research toward understanding and studying the New Chinese state—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in the discourse of World China Studie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th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New Era China Studies" to effectively narrate China's stories and disseminate China's voice.
Keywords: World China Studies, New Era China Studie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Stud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