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现路径，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其发展演进背后折射的是不同发展阶段对“富裕”本质、“共同”路径的认知深化。新时代共同富裕摆脱历史上混淆所有制层次、平均主义、运动式推进的局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主线，在中微观层次力推“组织方式的灵活调用”，立足数智社会新技术新空间带来的新增量，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构建起效率与公平协同、创新与普惠融合、物质与精神并重的新逻辑。面对领导效能、客观结构、代际协同的挑战，“十五五”时期应通过就业创业优先、民生保障均等、人口质量优化、教育创新驱动、银发经济搭台、中年减负支持，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关键词】共同富裕 激励相容 所有制层次 人的全面发展 组织方式的灵活调用
【中图分类号】F126/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4.001
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博弈论、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镶嵌式博弈：对转型社会市场秩序的剖析》、《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主编）。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共同富裕概念包含的理论内容与实践路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在理论分析中持续深化、在动态发展中日益趋向科学完善。
历史语境下的“共同富裕”
要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必须先厘清其历史源头与实践局限。1953年，“共同富裕”一词被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和重要报刊。[2]但其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深度绑定，形成与新时代截然不同的实践逻辑，其中的经验为今日发展提供了重要镜鉴。
概念缘起：服务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道路选择。1953年，我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共同富裕的提出，本质上是为配合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个体经济分散落后”与“工业化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其中第38条明确号召：“农业生产互助组男女组员们！农业生产合作社男女社员们！团结一致，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及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加收入，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根据自愿和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互助组、合作社，主动团结并耐心教育单干农民，有步骤地发展互助合作组织！”[3]其指向十分清晰——通过集体化生产（互助组、合作社）替代个体农耕，提升农业生产力，既让农民增加收入，更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此时的共同富裕是依托于农业的集体化生产而要达成的附属目标。
同年12月16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向全国公布，其中进一步将共同富裕写入党的农村工作根本任务之中，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4]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界定了“共同富裕”的定位，但其逻辑前提仍是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引向具有共同富裕性质的社会主义道路。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意味着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呈现“先改制度、再求富裕”的历史特征。
实践局限：平均主义与运动式推进的历史教训。从1953年的概念提出到后续实践，这一阶段的共同富裕实践始终未能脱离“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框架，最终因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个体差异，陷入“越求共同、越难富裕”的困境。
其一，“一大二公”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产活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互助组、初级社迅速向高级社过渡，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农民微观层面“单干”还是“入社”的生产方式选择，被越来越强制性地与宏观层面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关联，限制个体发挥主动性的空间和自由。农民的劳动成果与个人收益脱钩，“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机制一定程度上挫伤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力不仅未提升，反而出现阶段性下滑。
其二，运动式推进脱离实际发展阶段。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将集体化推向极端，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试图通过“大锅饭”“公共食堂”等形式快速实现“共同富裕”，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配的基本规律。1959～1961年，我国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困难，不仅未实现共同富裕，反而让民众陷入贫困之中。
其三，认知偏差：将“共同”等同于“平均”，“结果”混同于“过程”。这一阶段的实践混淆了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消灭差距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忽视了富裕的前提是财富总量的增长，而共同的核心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宏观层面的结果，其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大锅饭”“公共食堂”这样的中微观过程，却越来越被解读为是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亦即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政策重心主要放在“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之上。
这些历史教训为新时代共同富裕逻辑的探索与构建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深刻表明：共同富裕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空谈公平，不能混淆微观、中观、宏观的层次“一刀切”地判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优劣，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追求平均，更不能通过运动式、行政化的手段强制推进。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突破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系统性创新，达到新的高度，共同富裕的逻辑实现全方位重构，形成如下四大突破：从“以生产制度变革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强调公有化的“所有制身份化区分”转向强调适配性的“组织方式的灵活调用”，从传统生产资料共有的“效率困境”转向数智社会普惠的“激励相容”，从“物质层面单一追求”转向“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
逻辑起点：从“以生产制度变革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传统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是生产制度变革，即先通过集体化扩大生产规模，再将产品由不同层次的集体进行具有平均化导向的分配，本质上更加重视具体制度安排。新时代共同富裕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围绕此目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而践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初心，重构其逻辑起点。
一方面，以人的全面发展定义富裕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新时代的富裕不再仅指物质财富的积累，更包括人的能力提升、权利保障、精神满足等多维度内容。例如，通过教育公平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医疗保障让每个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基础，通过社会保障让每个人免除生存焦虑——这些“人的发展条件”的改善，比单纯的收入增长更能体现共同富裕的本质。
另一方面，消费引领供给激活富裕的新动能。新时代共同富裕不再依赖“先生产、后消费”的传统路径，而是通过满足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形成“消费—生产—再消费”的良性循环。例如，随着民众“健康生活”“情感陪伴”“精神愉悦”等需求的提升，健康产业、银发经济、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发展迅速，既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也让富裕的内涵更加丰富。这种“以消费为牵引、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逻辑，既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又让“蛋糕”的分配更贴合民众需求，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
经济基础：从“所有制身份化区分”转向“组织方式的灵活调用”。传统共同富裕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且未合理区分宏观、中观、微观的层次差异，从“公有”到“私有”的不同经营主体未能享有同等地位，并强调“公有制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不可避免地存在“层次谬误”。这种认知导致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被抑制，财富创造的源泉受限。新时代共同富裕注重“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注重中微观层面具体组织方式与生产力的多样性、适配性，构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协同机制。
一方面，淡化所有制差异，做大财富总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7]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共同富裕是宏观层面的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其前提是“蛋糕足够大”，而中微观层面的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做蛋糕”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民营企业在创新、就业、税收等方面贡献突出，外资企业带来不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宏观层面的公有制体制和中微观层面的各类所有制经营主体并不构成矛盾，只有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才能让所有经营主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聚焦初次分配改革，分好财富蛋糕。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新时代共同富裕特别强调“分蛋糕的公共性、开放性”，关键是解决初次分配中“劳资分配失衡”的问题。首先，通过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工会改革等措施，强化劳动者的权利意识，让劳动者收益与劳动贡献相匹配。例如，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术工人的收入与技能等级、业绩贡献挂钩，打破“体力劳动低价值”的偏见。其次，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与个人负担，同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政府在分配财政资源时，优先保障民生领域（教育、医疗、养老），再考虑行政开支，确保资源更多流向普通民众。例如，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22289.9亿元，其中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主要受益对象，占比64%；[8]同时，截至202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13.34亿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9]财政资源的民生导向显著增强。
技术赋能：从传统生产资料共有的“效率困境”转向数智社会普惠的“激励相容”。数智社会的技术赋能也有助于构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协同机制。传统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主要依赖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受地域、资源、技术等限制，在中微观层面推崇“共有”制度，难以在组织内突破“零和博弈”“囚徒困境”的逻辑，“富裕”的开创面有限。新时代共同富裕则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创新空间，不断推陈出新，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让新增量引领新的致富，让“后来者居上”“先富者再升级”。通过将新技术、新空间打造为普惠性公共资源，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数字资本驱动的新路径，实现技术红利全民共享。
数字技术的普惠性打破资源垄断。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匹配、平台经济、移动支付等技术成为全民可及的公共资源——民众只需支付手机费、上网费等基础成本，就能近乎免费使用这些技术：农民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卖到全国，摆脱“产地低价、销地高价”的困境，享受全国大市场的红利；小微企业通过外卖平台获得海量订单，降低经营成本；老年人通过智能终端享受线上医疗、线上缴费等便利服务。数字经济打造创新发展引擎，[10]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42.8%，[11]数字技术已成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重要力量。
数智社会人工智能普惠性激励相容机制极易推广，有望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双赢，破解传统生产资料共有产生的“效率困境”。与传统技术不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具有“使用越多、收益越大”的特性：个人使用数字平台的频率越高，获得的服务越精准、越丰沛（如人工智能推荐的就业信息、学习资源、工作机会、生财之道、线上认同、地位声望等）。同时，个人的使用行为也在为平台积累数据资源，推动技术迭代升级，进行更好的经验传递、互通有无，实现更大面积的“普惠”。进而形成个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数字资本提升与公共技术资源优化的良性循环，达致“让技术空间新增量引领新的致富”的效果。例如，农民工通过在线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学习技术，不仅提升自身就业竞争力（个人收益），同时给其他人以启示，也为平台积累了“农民工技能需求”的数据，帮助平台优化课程设计（公共资源优化），还有助于企业寻找到、匹配上相关技术骨干。这种激励相容机制，让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成为连接个人与公共利益的纽带，让技术红利真正惠及全民。
价值多样：从“物质层面单一追求”转向“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传统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主要聚焦物质层面，对民众的精神需求与情感满足关注不够。新时代共同富裕则明确提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标，将“情绪经济”“精神消费”作为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双重提升。
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情绪经济”开拓新生产空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民众对“情感陪伴”“精神愉悦”“自我实现”等需求日益增长——年轻人需要社交平台缓解孤独，老年人需要智能陪伴设备消除寂寞，儿童需要益智类人工智能产品开发智力。因此，人工智能恰好能精准匹配这些需求。例如，人工智能心理咨询机器人为民众提供24小时情感疏导，智能陪伴机器人为独居老人提供日常照料与聊天服务，虚拟现实技术为年轻人创造沉浸式娱乐体验。据测算，2024年我国“情绪经济”相关市场规模已超2.3万亿元，2029年预计突破4.5万亿元，[12]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需求牵引供给”的模式，既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又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与财富来源，让精神富足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文化建设提升民众精神境界。新时代共同富裕不仅关注情感需求的满足，更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通过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让民众免费享受优质文化资源；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开展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活动，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13]“村BA”“村超”等基层体育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既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又增强社区凝聚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让民众在物质富足的同时，获得更强的幸福感、归属感与价值感。
新时代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主要挑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关乎全体人民福祉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既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优势、技术突破和理论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挑战。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效能提升的现实性挑战。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沉淀了丰富全面的经验，但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能力仍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个别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动摇，理想信念滑坡，在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多元思潮冲击下，缺乏“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赤子情怀，对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认识亟待提升，主动担当作为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亟须强化。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仍有反弹回潮的风险，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少数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些问题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阻碍共同富裕相关政策的落地见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自我革命，在惩治腐败、净化党风政风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如何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宏观层面以此驱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中微观层面的“组织方式的灵活调用”对具体领域的生产力更具适配性、引领性，仍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客观结构失衡引发的系统性挑战。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均衡协调的发展结构，当前我国在人口、经济、民生等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在人口结构方面，除了性别结构失衡带来“婚姻挤压”之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已从传统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摩天大楼型”，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子化、老龄化”特征日益凸显。这意味着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需求加大，不仅加重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也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创新活力受限，给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分配带来结构性阵痛。
在经济结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交织叠加。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依然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亟待提升，资本扩张收缩过于剧烈、分配不公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影响共同富裕的推进节奏。
在民生保障和国家安全领域，结构性短板仍一定程度存在。民生保障存在薄弱环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公共资源在区域、城乡间分配不均，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我国应对各类重大风险的能力仍需加强，在金融、能源、粮食、网络等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尚未完全消除，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也增加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制约共同富裕的系统性挑战。
代际协同与主体活力激发的实践性挑战。年轻人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力军，青年群体的创新活力、创业能力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的实现质量和可持续性。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激发年轻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在新经济、新业态、新空间中的引领作用，对于缓解社会支持体系的脆弱性、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年轻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面临一定压力，住房成本较高、就业竞争激烈、教育养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青年群体的创新热情和创业意愿，影响其在共同富裕建设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连接青年与老年群体、促进代际协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发挥家庭在培育青年价值观、支持青年创业就业、赡养老人等方面的功能，如何构建青年群体与老年群体良性互动、协同协作的社会机制，是推进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如何完善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减轻家庭在养老、育幼等方面的负担，推动形成代际和谐、互助共进的社会氛围，也是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艰巨任务。
聚焦人的全面发展迈出共同富裕坚实步伐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提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效能，直面客观结构失衡引发的系统性挑战。新时代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需以《建议》为行动纲领，聚焦人的全面发展，紧扣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目标，将“投资于人”的理念贯穿始终，分清层次，理顺阶段，精准施策。本文认为，当前应主要通过六大领域的精准发力，切实迈向全民共建共享的新型共富路径，实现“物的升级”与“人的进步”的双向奔赴。
就业创业优先：以青年发展激活社会流动源动力。就业是社会流动的核心载体，青年群体的就业创业质量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的活力根基。《建议》提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为此，应将青年就业创业置于民生保障优先位置，突破单一政策扶持模式，构建全链条赋能体系：在政策端，针对新经济、新业态特点优化扶持政策，推动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等资源向青年创业者倾斜；在平台端，搭建跨区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整合企业岗位需求与青年技能供给，实现“精准匹配”；在实践端，联动职业院校与头部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开展技能培训，让青年在新业态中实现价值提升。这一系列举措既有利于破解青年就业结构性矛盾，更通过激活青年创造力为“做大蛋糕”注入持久动力。
民生保障均等：以普惠基础筑牢共同富裕底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建议》立足“共享”原则，提出加强民生建设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应重点聚焦三大领域突破：在医疗领域，深化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通过远程医疗、巡回诊疗等方式缩小城乡医疗差距；在养老领域，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机制，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确保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均等保障；在住房领域，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完善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通过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基本民生保障网，确保不同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享有平等权利，筑牢共同富裕的公平底线。
人口质量优化：以“投资于人”释放人口发展红利。应对人口结构变化、转化人口发展动能是共同富裕的战略支撑，《建议》紧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主线，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型。核心举措包括：其一，深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等方式缩小校际差距，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享有优质教育，夯实人力资本基础；其二，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平台，支持劳动者在职业发展各阶段提升技能，适应产业升级需求；其三，优化人口时空配置，破除地域、户籍、职业、阶层等流动壁垒，支持劳动力向产业优势地区、新兴产业领域有序流动，同时推广灵活就业、机动休假、远程办公等新模式，实现“人岗精准匹配”。通过全方位提升人口素质与配置效率，将人口结构变化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
教育创新驱动：以育人变革对接高质量发展需求。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途径，《建议》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推动教育从知识传授向创新育人转型。突破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打破单一评价体系，建立多样评价机制，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纳入评价核心指标，破解“唯分数论”局限；二是强化创新教育供给，在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编程等创新课程，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实验室，鼓励青少年参与科研项目与创业实践；三是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职业教育聚焦实体经济需求设置专业，高等教育加强基础学科、前沿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确保教育产出与国家创新发展需求精准对接。通过教育创新培育创新型人才，为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撑。
银发经济搭台：以“老青协同”开拓共同富裕新空间。发展银发经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拓展共同富裕内涵的重要路径，《建议》明确提出“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发展银发经济”。为此，在供给端，应推动养老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提供健康监测、居家照料等精准服务，同时依托“养老金融”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在人力端，一方面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身体健康、有专业技能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技术咨询等工作，实现“银发价值再发挥”，另一方面培育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通过补贴激励引导年轻人投身养老服务，形成“老青协同”的互助格局；在市场端，挖掘老年人精神文化、健康养生等需求，培育特色养老产业集群，让银发经济成为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新增长极。
中年减负支持：以“精准纾困”释放中坚群体活力。中年人是家庭与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发展活力的释放是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应借鉴《建议》提出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治理思路，针对中年人“一老一小”照料压力大等痛点，精准纾困，构建全场景支持体系：在政策端，完善“一老一小”服务补贴政策，将家政服务、托育服务等纳入民生消费补贴范围，降低家庭照料成本；在服务端，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实现就近便捷服务；在产业端，支持家政服务企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标准化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同时鼓励平台企业搭建家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解决服务资源分散问题。通过为中年人松绑减负，释放其生产经营与创新创造活力，让中坚群体在共同富裕中实现责任与收益平衡。
结语
从新中国成立后奠定国民经济基础，到改革开放后激发社会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再到新时代立足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在实践的沃土和历史的积淀中不断突破创新。唯有站在历史纵深维度，系统回溯过往的实践历程，才能深刻把握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逻辑——它已从一个局部概念变成一个总体概念，从关注静态具体的生产关系制度安排变成聚焦动态高质量的生产力发展，从强调阶级成分划分变成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它既强调传统的勤劳致富、多劳多得、合理分配，又鼓励新技术新空间的推陈出新、“后来者居上”、“先富者再升级”，更凸显了宏观上以人民为中心、微观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社会思想。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清晰认知当前推进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现实性的组织机制挑战、系统性的结构失衡挑战，以及实践性的代际协同与活力激发挑战。面对这些复杂挑战，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聚焦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导向，始终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贯穿始终，分清层次，理顺阶段，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2]曹普：《从百年党史看共同富裕》，《学习时报》，2022年2月21日，第2版。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人民日报》，1953年9月25日，第1版。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这个决议不适用于某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人民日报》，1954年1月9日，第1版。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27日，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6]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7]《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4年7月18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8]《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2万亿元》，2024年1月29日，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220986/content.html。
[9]《约13.34亿人！我国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2024年4月11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4/content_6944652.htm。
[10]陈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向与新实践》，《国家治理》，2025年第19期。
[1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2024年8月27日，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12]《“情绪经济”崛起 消费新势力驱动产业新格局》，2025年12月20日，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49617.html。
[13]《我国文旅公共服务惠及城乡》，2025年9月29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9/content_7042865.htm。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Breakthroughs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ory and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Its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Wang Shuixiong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 key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are not fixed concepts set in stone. The evolution behind them reflects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prosperity" and the path to "commonnes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common prosperity breaks free from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confusing ownership levels, egalitarianism, and campaign-style promotion. With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core thread, it vigorously promotes the "flexible deployment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 at the meso-and micro-levels. Based on the new increments brought by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space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it smooths the channel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establishes a new logic that coordinates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tegrates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and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objective structur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should prioritiz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qualiz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improve population quality, drive development through educational innovation, build platforms for the silver economy,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middle-aged groups to reduce their burdens. By taking these targeted and multi-pronged measures, we will make solid strides in advanc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ownership level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flexible deployment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