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能源体系是对传统能源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强调以新能源为供给主体，以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以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以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现阶段，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正处于新能源占比大幅提升、传统化石能源加速转型时期，能源安全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亟须提出一套立足国情、着眼全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围绕协同互补保供、技术创新驱动、市场机制完善、国际合作深化，构建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现代能源治理框架。
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安全 能源治理
【中图分类号】TK01 【文献标识码】A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五五”时期能源安全工作作出部署，提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的发展目标，强调“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2]。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制定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3]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能源发展面临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刻调整、国内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统筹推进的复杂局面。传统能源体系侧重资源获取，强调确保石油、天然气等实物类战略资源的连续供应与价格平稳。新型能源体系是对传统能源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强调以新能源为供给主体，以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以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以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这种能源体系重构是对能源安全观念转换逻辑的深度响应，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将能源供给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战略定位
我国依托辽阔的地域优势，推动形成煤炭、电力、油气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的能源供给格局，建成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4]。现阶段，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正处于新能源占比大幅提升、传统化石能源加速转型的攻坚期。只有全面夯实能源发展的各项基础，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牢牢把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能源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基础性物质条件，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能源体系的稳健运行，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提升。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重视能源供给稳定和风险防控，通过前瞻性战略规划和系统性政策组合，夯实供给基础，加快智能电网、电网侧储能等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储备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安全储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适应新的能源安全形势的必然要求。当前，全球能源政治博弈加剧，国际能源市场波动频繁，传统能源结构难以适应未来发展需求。新的能源安全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战略韧性、提升能源自主可控能力，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替代传统能源的同时，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在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衡量能源安全不能简单以资源供给量为标准，而应纳入系统性、战略性和动态性的新安全视角。通过统筹能源供给、消费、技术和治理等多要素，从整体上提升能源系统的安全韧性。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加快制度创新，把握能源战略主动权，确保在面临内外部风险冲击时，保持能源秩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破解能源发展难题的必然要求。能源领域存在“安全性、绿色性、经济性”三者难以兼顾的“不可能三角”困境，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我国能源发展面临传统高碳模式与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刻矛盾：传统化石能源体系以经济性为优先导向，付出的代价是高碳排放和环境压力；早期清洁能源技术虽然在环保性上具有优势，却因技术成熟度不足、成本相对较高、供需匹配难度较大等原因，在体系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面临较大挑战。这一现实状况要求能源体系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能源体系与新型能源体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应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在推进过程中，确保传统能源的有序退坡与新能源的可靠替代实现动态平衡，避免因转型节奏失控而引发能源供给的结构性风险。
现实挑战
新能源消纳能力不足。2025年，我国风光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风电光伏装机超过火电将成为常态[5]。新能源大规模接入，显著提升我国清洁能源供给比重，但“消纳难”仍是制约能源体系高效运行的瓶颈。其一，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发电具有间歇性与波动性特征，区域性电网消纳能力不足、季节性供需错配等问题仍然突出。在西北部等资源富集区，由于输电通道和跨区域消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新能源发电时段会出现弃风弃光等现象，制约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其二，气候危机加剧新能源供给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极端天气频发，放大风光发电的“上量上波动”特性，使得电力系统在短时间内面临供给骤增或骤减的双重压力，增加平衡调度难度。其三，现有电网规划和市场机制，在消纳新能源方面存在省际交易壁垒，区域电力市场互联互通尚不充分，远距离输送与跨省调度效率仍有提升空间。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需要统筹推进输电通道建设、市场化调度机制改革、电网侧储能等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布局，以及预测控制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系统整体动态平衡能力，避免新能源“产而不用”的尴尬局面出现，真正实现新能源大规模、安全、高效消纳与利用。
能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当前，我国能源需求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等新产业对电力的持续拉动，经济发展对电力和清洁能源的依赖度显著提高。这种快速增长的需求，对电网负荷提出更高要求，可能在高峰时段导致用电局部性紧张。另一方面，新能源供给稳定性不足，储能与灵活调峰能力尚未完全匹配，使得供给侧与需求侧在精细化对接时面临巨大压力。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需要通过中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机制改革等多维度系统性举措缓解。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应进一步提升需求侧的灵活性和响应性，同时完善电网侧储能布局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储能、调峰及跨区域输电能力，推动形成更为稳定、高效的能源供需互动机制，从而实现能源系统整体稳定与高质量发展。
能源供应面临外生风险。油气资源是牵动我国能源消费变化的主力军，对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一直是我国能源安全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油气依赖使我国在能源供应上承受国际市场波动与地缘风险的双重压力，一旦重要产油国爆发冲突、制裁或贸易摩擦，将直接影响我国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与价格安全。一方面，国外地缘政治危机事件、贸易孤立主义、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等，驱使油气能源向“政治化”“地缘化”“武器化”方向倾斜。另一方面，区域性能源竞争和外交角力，也可能加剧供应链的脆弱性。应对外生风险，需要从战略层面加强能源外交布局，通过多边合作与丰富供应渠道，推动构建稳定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升战略储备能力和本土能源产能，进而增强国家在国际能源竞争中的韧性和自主性。
数字化转型引发新的风险挑战。新一轮全球科技与能源革命深刻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技术迅速渗透能源系统，对能源需求结构和安全治理提出全新挑战。技术革命带来尖峰用电需求急剧增长，使供电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压力。近年来，互联网数据处理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等新产业快速发展，相关用电量同比增长显著，推动能源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2024年上半年，互联网数据处理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33.0%和63.7%，[6]不断涌现的尖峰用电需求，推动电网基础设施持续升级。这种集中式、高强度的需求模式，对现有配电网的承载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促使储能设施和调峰能力加速升级。能源系统数字化程度提升，也带来日益突出的网络安全风险，电网成为网络攻击的高风险目标。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能源行业暴露网络安全漏洞4500个，其中42%为高危级别，35%集中于工控系统（ICS），68%的ICS高危漏洞直接威胁电力基础设施。[7]随着可再生能源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针对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电网及储能设施的复合型网络攻击风险也在增加。这要求强化能源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构建全链条、多层级的安全防线，同时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升级与数字治理能力提升，通过完善法规体系、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和开展跨部门协同，共同应对新技术带来的能源供需侧风险，确保能源系统在网络时代的安全、稳定与高效运行。
行动策略
《建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强调“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8]，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应立足国情、着眼全局，围绕协同互补保供、技术创新驱动、市场机制完善、国际合作深化，构建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现代能源治理框架。
构筑协同互补的能源供给和保障体系
在我国新能源快速发展且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新能源消纳困难、供需不平衡等问题日益显现。应对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构建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供给互补、战略储备协同保障的能源安全体系。一方面，传统能源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保供功能。在新能源不稳定性显著、区域消纳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作为“压舱石”，确保基本供能的作用尤为重要。因而，需要完善以煤炭为基础的稳定供给体系，加快油气产供储建设，提高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规模与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关键时刻的安全托底力量，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另一方面，新能源发展需与多能互补发展格局相结合，既要提高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也要通过合理布局与跨区调度机制，缓解新能源消纳难题。鉴于新能源天生具有间歇性与波动性特征，亟须大力发展储能技术作为“缓冲层”，尤其是电网侧储能的合理布局，可有效增强跨区域调度能力和系统灵活性。
应积极推动规模化储能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公共储能布局、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实现储能规模效应，从而降低储能成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的《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到2027年大幅扩展储能装机规模，并推动储能与电网、负荷、供给协同发展，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储能作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调节器”，在削峰填谷、储备备用电力、弥补新能源出力波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构建能源供给协同保障体系，我国不仅可提升应对气候风险与国际供应链冲击的能力，还能有效缓解新能源消纳制约，为实现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打下坚实基础。
推动技术创新与智能化治理
当前，能源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新技术在电力系统和能源供需协调中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煤矿智能化建设已成为驱动煤炭工业协同转型的关键引擎。[9]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成为应对新型能源体系风险的重要力量，其能够对电力负荷、发电出力、气象变化和需求响应等进行深度预测与智能调度，从而显著提升能源系统运行效率。唯有以自主研发技术奠定能源转型路径，才能筑起保障我国区域能源供应稳定的强大后盾。我国应充分发挥技术牵引作用，布局适合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科技战略，释放新技术在太阳能、风能和储能技术领域的潜力。积极推进数字技术、智能电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率先在全国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并配套完善的电网侧储能布局，利用先发优势大幅提升能源系统的效率和灵活性。
人工智能技术还可用于提升网络安全监测能力，对潜在的攻击行为进行预警与防护，减少能源系统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安全风险。通过技术牵引与人工智能赋能，不仅可以应对新能源消纳、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还能提升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适应性，为构建高效、灵活、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促进政策协同和市场机制完善
在我国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跨省能源调度难、市场化交易不完善、价格机制不成熟等机制性障碍。为破解这些深层次矛盾，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强化能源政策的协同演进。
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统一的电力市场与碳市场体系，推动碳排放权、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等多市场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价格信号，引导资本向新能源、储能等领域有效配置，促进企业和消费者优化能源使用行为，提升整个能源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需打破省际壁垒，提升跨区域能源协调能力，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输电通道建设与运行机制，促进能源跨省、跨区域流动，有效缓解能源区域不平衡问题。
政策协同还应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用能权和碳交易体系的一体化设计，推动能源安全政策与绿色低碳战略实现联动互促。通过完善价格机制、激励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推动用能主体开展能源替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使用成本，减少因政策冲突引发的供应链脆弱性风险。长期而言，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能源政策框架，将为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能源供需平衡和能源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使新型能源体系既具备竞争力，又具备高度韧性，从而有效化解能源安全风险。
深化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合作
我国应持续深化多边能源安全治理合作，积极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安全公共产品。依托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我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链齐备的优势，为共建国家提供优质能源公共产品，优化能源安全治理体系。通过参与全球能源市场交易和国际贸易合作，在能源技术和管理方面积累更多支持资源与实践经验，打破全球市场中的绿色壁垒。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背景下，重塑全球新型能源格局，在新一轮能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我国还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创新，推动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公平的国际能源市场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能源“武器化”倾向，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国际能源安全观。我国可通过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优化我国能源供应链结构，提高能源资源的国际配置效率，还可借助能源技术协作，引进国际先进的能源管理与风险防控经验，进而提升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应对外部风险与挑战的能力，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魏邦国，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