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沟通的媒介，也是维持社会秩序与人心稳定的一种方式，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的书信，往往具备文学文本和书法作品的双重属性。由于书写状态更加松弛、随性自如，古人书信往往比专门的书法作品更能见书写者的“真性情”。书信在承担信息沟通功能的同时，将信息、情感、书写艺术等寓于其中，成为文明传承中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关键词】书信文化 传承 发扬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书信是信息沟通、超越时空限制的一种方式，其作为成熟的文化元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二十五篇《书记》载，“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①认为把自己的想法清楚、明白地形诸文字，并传达给对方，是书信的灵魂。
书信文化与物质文化息息相关，体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
以相应的物质载体为标准，书信的发展经历甲骨时代、简牍时代、纸张时代、网络时代四个时期，前三者以实体为载体，网络时代以数字媒介为载体，各时代的载体存在一定重叠与交叉。
在殷商时代，龟甲、兽骨是书信的主流载体。周以后直到秦汉，书信以竹简和木牍为主要载体，这一时期奠定古典书信体系的基础，对书信传统影响最为深远。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绝大部分书信术语，如书简、书札、尺牍等，多来源于秦汉之际的简牍时代。
汉人王充、许慎，都曾经对竹简、木牍的制作使用，有过专业性的记载。王充《论衡》卷十二“程材篇”载：“截竹为筒，破以为牒”“断木为椠，析之为板”②，把竹木这些粗苴之物雕琢刻削，用于书信写作。竹简、木牍，根据其长短及不同用途，又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札，颜师古《汉书》注说：“札，木简之薄小者也”③。汉代通用简牍长度一般是一尺，汉尺长度较现代要短，大约是22—30厘米，后世尺牍的称呼即源于此。
汉朝书信开始用纸。蔡伦改良造纸技术，对书信用纸有推动作用，但当时书写用纸并未普及，竹简、木牍还是主要的书信载体。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所收绝大部分是简牍文献，只有少部分是纸张。简牍时代的书信，通常以毛笔蘸墨书写，若出现讹误则用书刀刮削修改；书写完毕后，用绳索将简牍连缀，再以封泥封缄检署。
南北朝以后，以纸张为载体的书信成为主流。比起简牍，纸张能够容纳更多的内容，便于携带、保存。唐宋以后，纸张的生产技术和质量进一步提高，纸张容量更大、便携易存，其平整的质地为复杂书仪的形成提供条件。纸张在书信领域更为流行，书信的格式越来越讲究，其书写和邮寄也更方便。唐人张籍《秋思》诗就曾言及这种随时开封加写的便利：“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书信是信息沟通的媒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
农耕时代，驿道是书信传送的重要渠道，也是国家维持统治秩序、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敦煌悬泉置遗址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木牍中，有一枚《驿置道里簿》，长18厘米，宽2.2厘米，分上、中、下三栏，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多个地名和里程。这是三郡邮驿系统的微缩表现，也是当时书信、公文传递路线的实地展示：“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④
直到明清，驿道系统一直是重要的物资、信息传递渠道。明代黄汴著《天下水陆路程》、明代李晋德著《客商一览醒迷》、清代憺漪子辑《天下路程图引》，这一类商业日用书，近似于商旅交通指南，展现出当时书信所依托传递路线的完善程度。
与官方信息的传递相呼应，民间信息的传递，也是促进民众交流、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古人对此有很多诗意的表达。例如，“鱼传尺素”，就是对书信物质结构、内容效果的一个极佳描述。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记录一位女子收到远方丈夫书信的惊喜，信函是鲤鱼形状，暗含离别、相思之意，正文写在生绢上，拆阅书信于是就被形象地比喻成烹鲤鱼：“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⑤这是书信使用在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一个生动缩影。
晋人陆机用家犬寄送家书，留下“黄耳传书”的佳话，唐人甚至将此事收入《晋书》：“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⑥可见，民间书信的书写载体和传送方式是丰富多样的。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民间书信传递丰富民众交流方式；而在战乱等特殊时期，书信传递的艰难凸显信息的珍贵。唐代安史之乱时，诗圣杜甫陷于长安，长时间没有家人消息，于至德二载三月作《春望》表达内心的焦虑，是书信情感价值的真实写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了这年秋天，终于得到家人讯息，于是喜作《得家书》：“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临老羁孤极，伤时会合疏。”
书信在承担信息沟通功能的同时，将情感、书写艺术等寓于其中，成为文明传承中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汉魏晋以降，书信的写作、使用蔚然成风，从内容到文辞越来越讲究，信札及其使用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基于不同物质载体和传送方式的书信，产生名目繁多的美称，充满古人的日常生活：尺素、尺牍、尺翰、书牍、函、札、笺、书札、手札、彩笺等，是基于书信本体的称谓；双鲤、鸿雁等，是基于传送方式的称谓；玉函、瑶函等，是基于书信封装方式的称谓。于是，书信本体之外，这些具有诗意的称谓，共同构成书信文化的一部分。
由书信本体与传递方式而生发的传奇故事，又构成书信文化更高层面的内容，展现出特定时代人们的想象力与诗意。例如，《汉武故事》将汉武帝与西王母交往，描述为依靠“青鸟传书”：“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而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侍王母傍。”
身在江南的陆凯，用一枝梅花当作春天，寄给身在长安的好友范晔，“驿寄梅花”遂成为美称。《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优秀的书信，具备文学文本和书法作品的双重属性，书信由于书写状态更加松弛、随性自如，往往比专门的书法作品更能见书写者的“真性情”。魏晋南北朝之际的优秀法帖中，书信是重要部分。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传承，尺牍是重要载体。尺牍以其鉴赏、临摹之便，成为书法学习者的重要蓝本。王羲之雪天思念好友，却不能见面，充满遗憾，遂有短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于是成《快雪时晴帖》，后来乾隆皇帝题赞其“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王羲之挂念朋友，自己因身体着凉不便前去探望，于是写信表达牵挂之情：“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无赖。寻复白。羲之白。”遂有《何如帖》，该帖后来被视作魏晋草书“尚韵”精神的典范。
优秀的信札，在实现信息沟通之余，其本身也成为经典文章。例如，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就是其中之一。《南史》载，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萧衍任六弟临川王萧宏领兵北伐，被北魏平南将军、梁城守将陈伯之所阻。陈伯之是济阴睢陵人，原为萧梁降将，萧宏令记室丘迟，给陈伯之写了一封劝降书，晓以利害，动以相关之情，信中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于是“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⑦
唐人李白，四海漫游，书札是他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其内容构成，也是李白诗仙形象的重要部分。李白写给名人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请求举荐，其中展露出林庚先生所说的朝气蓬勃的“布衣精神”，不仅为后人留下一个书信交际经典案例，而且留下“识荆”这一典故。
由古视今，当今网络时代，信息沟通空前便捷，生活节奏加快，书信的载体、需求渐趋多样，书信诸种元素的更新更加频繁。传统载体、内容形式的书信在某些领域还有着相当的生命力。政府、公司、社会团体间的公务信函往来，具有仪式感、法律性等多重属性，仍需具有传统书信包含的核心要件。与此同时，传统书信的承载形式、美学追求受到冲击。新的网络习惯，逐渐动摇旧有书信的某些传统。
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传统书信的适应性变异，微信等社交软件虽然使通信突破时空界限、得以高效传递，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书写压缩成碎片化表达，无形中稀释书信固有的情感浓度与书写庄严性。作为情感沟通的悠久载体，无论书信的形式如何变化，敬畏、珍重的书信精神将永恒流传。
【注释】
①[南朝]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②[汉]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③[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④胡平生、张德芳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⑤[梁]萧统编：《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⑦[唐]李延寿撰：《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责编/程静静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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