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运行在2023年后呈现一系列新特征，做强国内大循环，须基于经济运行新逻辑，分析其主要堵点与内生动力。经济新特征的重要成因在于，我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期。传统以地方政府资源盘活为重心，集中表现为房地产、基建投资等的发展模式，正转型为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当前，做强国内大循环面临的主要堵点，在于资源盘活逻辑导致的地方政府保护、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存量债务、生产与消费不匹配等问题。“十五五”时期，需适应新的发展模式，以营商环境为突破点，推动政府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围绕盘活存量资产和投资于人两大抓手，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以进一步促进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 经济发展模式 营商环境 地方政府债务 消费
【中图分类号】F4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3.003
【作者简介】于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论文有《中国货币性质再检验与通货膨胀成因》《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中国经济之谜还是中国道路的特征事实？》等。
做强国内大循环既是我国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的策略，也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主动性调整，要求确保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能够实现有机衔接。“十四五”以来，我国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上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不少卡点、堵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十五五”时期需要针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量和层次。
关于做强国内大循环路径的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扩大内需与提升消费能力。通过扩大居民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消费意愿，释放消费潜力，实现以消费提振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1]第二，供给体系优化与产业链升级。通过补链强链、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给质量与自主可控能力。[2]第三，畅通要素流动与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资本、土地、劳动力、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消除地区间、行业间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3]第四，科技创新驱动。目前，研究中较为一致的共识是，科技创新是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降低对外部技术依赖。[4]具体建设路径的优先级排序和合理组合，需结合国内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并破解国内大循环建设的主要堵点，以激发和强化内生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新特征
202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呈现显著“超预期”的特征。2023年后，我国没有出现市场普遍预期的V型反转，而是呈现一种非典型复苏的迹象；但是，当预测机构判断2025年经济将进一步下行时，经济运行又比市场预期显著平稳。“超预期”已成为近两年宏观经济分析的高频词。实际上，所谓的“超预期”现象，本质上反映出宏观经济判断的传统基准框架存在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传统分析范式，一般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周期作为参考，或者以美、日、欧经济发展同阶段的运行特征作为参考。本轮宏观经济运行之所以呈现“超预期”特征，恰恰在于这两种传统分析方法均难以充分适配当前经济的运行逻辑。一方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与改革开放以来各周期都不相同的新特征。经济运行规律发生深刻调整，经济参数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宏微观层面、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均表现出显著的分化与背离特征，利用传统参数关系对经济和行业发展趋势进行外推判断的准确性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立性持续增强。我国的经济运行与西方传统发展轨迹之间的差异性不断凸显，这使得简单套用西方发展经验的类比难以成立。因此，要分析如何做强国内大循环，就需要首先梳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找到适配性更强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供给与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配，表现为供给强需求弱的特征，其中需求弱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同比增速和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虽存在数量上的差异，但是运行方向始终保持协同，呈现同步上行或同步下行的态势，相关系数为0.52（见图1）。其中，1978到1989年为0.19，1990到1999年为0.78，2000到2009年为0.67，2010到2019年为0.75，2020到2022年为0.53。但是，从2023年以来，两者运行方向呈现显著背离，宏观经济增速保持上行态势，价格水平持续走低，两者相关系数为-0.23。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的统计方法在特殊的经济运行状态下的适配性特征相关。我国在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中采用生产法，以各行业的增加值为计算依据。考虑到价格可比性，生产法核算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产量变化。经济运行速度相对较高，表明各行业产量呈现增长态势。而价格变动本质上与市场销售状况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增速与价格的背离，反映出当前生产端表现较强，而市场销售环节相对不畅的现实特征。
我国供给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配特征。生产侧恢复态势持续向好，产量不断增加；需求端恢复相对缓慢，增速呈现逐步放缓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并非相对彼此而言，而是两个独立因素的变化，即分别相对于各自趋势值所呈现的偏离状态。为厘清这两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合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持续为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新冠疫情之前水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情况看，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的幅度，相对大于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的幅度，这意味着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供给强背后有市场型因素，也有政策影响下的产量累积效应。传统意义上，我国供给波动主要来自于企业自身的投资倾向等内生驱动因素。本轮供给端不断走强的态势，既存在企业按照惯例预测总需求并扩大产能的因素，也有流量思维下以竞争求生存等原因。但是，本轮生产强的背后，同样受到一定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一些国有企业的考核压力和个别地方政府招商行为存在不够规范的现象，对供给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部分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战略新兴行业占比，加大投资力度；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拉项目，存在竞相加大补贴力度的倾向，间接强化企业价格竞争。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就业，使得传统行业中的部分企业无法顺利退出，使行业产量呈现累积态势。
需求端从外需影响逐步转入内需相对不足的状态，呈现以消费不足为突出特征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要经济波动时期，如1998年和2008年，都是以外需不足为主要特征，内需一般构成经济上行的重要推动力。然而，2023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26%。因此，本轮总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的特征，与以往的周期存在显著不同。在内需结构中，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叠加传统基建投资增速趋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处在低位。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消费领域，以往国内消费增速水平长期保持平稳，始终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压舱石。但2023年以来，社会零售总额增速趋缓，服务消费增速也呈现回落态势。从类型上看，房地产后周期、社团消费持续放缓；从地域上，与以往四五线城市消费相对薄弱的特征不同，一线城市也呈现一定的消费不振的现象。总体看，本轮经济运行呈现外需韧性较强、内需相对偏弱的格局，且内需结构中消费和投资均呈现一定的弱势特征。
行业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和联动性特征发生明显变异，企业经营行为呈现一定短期化特征。首先，从行业的周期性特征看，上行期显著缩短，下行期显著延长，导致宏观经济的去库存周期呈现明显延长态势。其次，行业之间分化较为严重，新兴行业盈利能力较强，传统产业呈现快速下行趋势。再次，行业内部上中下游分化的特征也更为突出，即使在整体表现较好的新兴产业，上中下游分化现象也是如此，行业传导不畅现象愈发显著。最后，行业增速对经济增长的指示作用不断变化。比如，电力、金融数据对经济的指示性变弱，反映出总体需求偏弱的特征，行业发展更多依赖政策层面与供给层面的协同联动所驱动。
经济主体行为更为保守化和短期化。本轮经济运行中，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购房意愿显著下降，私人银行和居民储蓄存款等增长表明预期仍在持续变弱。上市公司利润增速显著快于营收增速，表明企业更多依靠降本增效谋求生存。经济主体行为的保守化也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倾向突出。
宏观政策效果呈现脉冲性特征。2023年以来，政策效果呈现短期集中释放后快速衰减的特征，政策实施后虽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显著效果，但效力难以持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政策的传导机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政策通过经济循环放大效应的乘数效应，已有所弱化。
总之，2023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相比于以往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新特征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是短期性的还是会持续一个时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在当前阶段如何做强国内大循环。
地方政府资源盘活发展模式进入转型期
经济运行新特征的深层诱因与历史脉络。与经济运行新特征相伴的，是我国经济在近年面对的一系列新挑战。首先，2022年以来，伴随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持续负增长，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变化最为显性的推动因素。其次，随着2021年后土地成交金额转为负增长，财政支出压力加大，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凸显。最后，居民资产负债表缩水，财富效应拖累支出。三大影响因素的交织之下，国内需求增速不断放缓。
但是，前述三大因素无论是在发生的时间点、名义与实际变量背离、消费强弱，还是行业运行特征等方面，均难以充分解释经济运行的新特征。[5]我国经济运行新特征虽于2023年之后全面显现，但是其端倪可追溯至2017年前后。首先，2017年名义价格上升并未有效带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复苏，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传导途径已出现阻滞，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正相关性已开始弱化。其次，2017年后中国经济呈现出更广范围和更多层面上的分化态势，其中包括：各类价格指数及价格指数内部构成的走势分化；行业复苏和利润增长分化；企业盈利主体分化；景气运行分化；以及地区增长和发展的持续分化。再次，价格水平向产出总量传导不畅，国内PPI（生产者价格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关联性有所弱化，难以有效发挥拉高利润，促进投资扩张的作用，导致投资乘数等传统调节机制的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8到2019年期间，经济运行压力陡然增大，主要压力来自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下滑态势。
因此，2023年以来的资产负债表冲击等现象，更倾向于体现为一种周期性表现和结构性放大效应。本轮经济运行新特征的主要成因，在于中国进入发展模式深度转型期，经济正经历结构性、机制性变化。[6]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新型交易关系和交易模式尚在形成阶段，进而使得市场呈现相对需求不足的状态。
地方政府资源盘活模式的运行模式与制度特征。本文所指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特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狭义概念。如果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变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领域的各项法规往往是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转型则主要由国家政策推动，社会转型与政策转型产生互动，并进一步反作用于政策转型。因此，讨论经济增长模式的演进，不能绕开政府层面的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影响。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不仅是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7]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是通过何种路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
在快速工业化时期，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是“招商引资”。通过这一方式，推动本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住房与土地需求，使得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较高溢价出让住宅和商服用地，获取可观的土地财政收入。一些研究将以土地出让获得收入的模式称为“土地财政”，将以土地储备为支撑的债务融资称为“土地金融”。[8]随着工业进程的逐步放缓，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压力骤增。为了继续促进本地投资，地方政府对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度进一步提升。而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之间存在相互赋能、彼此强化的联动效应。基建投资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遂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支撑方式，其中尤为典型的是以政府储备用地抵押为基础的贷款和城投债。
上述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产业园区、招商引资、房地产快速发展等特征。表面上看，这些特征常被解读为与中国特殊的土地政策和制度密切相关。但从深层逻辑而言，地方政府对这些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方式是更为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2008年后全国土地供给总量大幅增加，但地方政府在配置土地用途时，并未按照相应比例增加住宅用地供应，而是将更多的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控制住宅用地的供给规模，有助于维持房价和地价，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影响相对可控，同时，还可通过更多的土地储备和更高的土地抵押价值，为土地金融和地方政府债务提供支撑。[9]进一步研究可见，这些“创造性执行”本质上属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手段，而不是发展的根本模式。发展模式体现着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主体，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循环机制。进一步梳理产业园区、招商引资、房地产这些关键特征，其运行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地方政府的资源盘活模式，即管辖权（资源）的资产化。地方政府能够在中央设定的土地开发总量框架下，决定不同的土地用途规划，也即最大化资产的总价值，而土地的资产化催生房地产、新区开发等相关形态；地方政府通过将财政资金、地方国有资源等打包注资，产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领域的发展。
资产化必然对应着金融化，因此这一阶段也是我国金融高速发展的时期。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地方政府类似企业的“董事长”，政府通过办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资产化模式下，我国地方政府更类似于金融机构的功能属性，通过各种金融运作模式完成社会层面的资本积累。原有资产盘活模式叠加大规模引进外资，迅速使我国从劳动要素密集型国家转为资本要素密集型国家。最为典型的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我国房地产是土地驱动与金融化双重逻辑共同作用的产物，与西方从建筑业逐步自发演进而来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旧城改造和“造城”空间变小，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空间也随之逐步缩减。特别是，由于房地产行业是从金融逻辑开始，导致房地产企业负债率天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目前仍维持在75%以上，显著高于国际51%的水平。这意味着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脆弱性较高，一旦销售端增速放缓，债务压力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加剧。
原有资产化发展模式的另一维度，体现为经济的某些非正规化特征。非正规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和分散经济发展成本，如农民工保障、社保缴费、各类限制性政策执行等。综合资产化发展模式的两条主要途径中，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为通过提高收益、降低成本，为社会提供更广阔的交易空间，进而使更多企业获得盈利机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供需双侧瓶颈与转型迫切性。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看，原有发展模式的增长潜力均逐步进入瓶颈期。从供给端看，资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收益率下行和债务率上行，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通过资产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持续收窄。具体而言，以土地谋发展的模式已从快速扩张阶段逐步进入调整期，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增速不断放缓。“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优先位置，特别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旨在缓解传统发展模式下主导产业支撑不足的问题。从需求端看，原有发展模式难以适配消费转型升级的趋势。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商品消费增速将迎来峰值并逐步放缓。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中的商品消费占比与美国基本接近，这意味着未来增速将呈现趋势性放缓特征，而服务消费将日益成为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资产化发展模式下，经济活动以商品生产为主，尤其适用于短缺型经济的快速积累期。随着需求端调整速度显著加快，服务消费多样性的需求增长速度显著快于供给端的调整速度，进而导致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总需求不足、供需错配等问题更加急迫。
当前，地方政府原有发展模式进入转型过渡期，做强国内大循环不能仅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而应以当前发展模式转型为前提，寻找转型中的堵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发展模式转型中建设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堵点
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有机衔接。当前，“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堵点在于生产要素陷入原有发展模式的逻辑，产生地方政府保护、要素市场化配置不足、存量债务、生产与消费不匹配导致消费不足等堵点。
维护原有发展模式导致存在一定的地方政府保护现象。地方保护政策是指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和市场而采取的措施。在表现形式上，有技术壁垒、行政限制等多种手段。比如，在竞争政策中，为促进招商引资，一些地方或部门会给予特定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给予企业与税收挂钩的财政性奖励或补助。与此类似，还有通过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向当地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地方政府原有发展模式主要依赖要素市场完成，这就导致部分地区为了提升本地区要素配置收益率，在要素市场中仍然存在较多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比如，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社保在全国范围内统筹推进仍面临一定挑战。又如，政务数据方面，各政府部门在数据收集、共享方面更多基于自身管理诉求，易导致信息交换不畅、共享程度不足，导致政务系统间形成一些“信息孤岛”。此外，各地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产生大量低效率存量要素，如闲置土地资源。同时，要素间协同效能不足，尤其是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的协同存在不充分的现象。这些体制机制性障碍持续制约要素的自由流动。
存量债务制约各类主体的支出和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能力。资产化进程与金融化密切相关，而金融化通常伴随债务化现象，加之地方政府作为主体，进而形成“政府—国企—民企”三角债的新型债务特征与风险。相比于正常企业间的债务，三角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网状债务结构，涉及的企业往往缺乏实际偿付能力，依赖“债务滚动”维持企业生存，这类债务主要表现为正常商业信用以外的非自愿拖欠。由于地方政府作为资产管辖权的主体，自然成为重要债务起点。民营企业集中在债务链末端，具有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的特征，致使三角债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特征，波及大量民营企业。债务清理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政府项目中存在某些“非正式承诺”，一旦主管领导换人，易出现“新官不理旧账”，或者历史债务责任界定困难等现象。债务长期拖欠本身对民营企业经营能力造成较大影响，而清理过程中的争议成为影响企业信心最大的因素之一。
资产化模式影响收入分配，使生产与消费失衡，进而引致消费不足问题。由于传统模式过度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种发展路径往往致使居民消费长期疲软。近年来，我国消费主要依靠消费下沉实现，但该机制面临双重制约。一方面，下沉空间不断收窄。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显示，居民日均上网时长达5小时37分，用户端的流量已接近天花板，意味着我国逐渐从流量红利时代走向存量竞争时代，依靠下沉的空间变小。另一方面，下沉遇到收入分配问题。消费下沉的本质是通过扩大消费群体创造新需求空间。美国通过创造中产阶层和消费信贷，实现消费下沉。比如，福特汽车于1914年通过推行8小时5美元工作制，首创了固定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工资，创造了中产阶层，也为其汽车培养了消费者。然而，当前我国在资产化模式下，收入分配状况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以基尼系数变化情况作为参考，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基尼系数迅速攀升，从1978至2021年，我国基尼系数上升约0.18，且WID基尼系数和SWIID基尼系数呈现出一致的趋势特征。由于消费在下沉过程中遇到了空间收窄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该机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衰减。
增强“十五五”时期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十五五”时期，做强国内大循环需要进一步走出地方政府原有的发展模式，转型为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未来，要适应新的发展模式，应以营商环境为突破点，推动政府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围绕盘活存量资产和“投资于人”两大新突破点，强化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以营商环境为突破。狭义的营商环境体现为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企业设立、经营、纳税、执行合约等活动中依据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等。广义层面则聚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制度建构，包括市场主体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地方的政治、法律与文化环境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由表及里，已实现从狭义的建设到优化政府职能，从完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到全面优化“软”环境的转变。2024年，世界银行更新营商环境评估框架，确立三支柱体系，即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运营效率；评估十大主题，包含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服务、劳工、获取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纳税、解决商业纠纷、促进市场竞争、办理破产。我国当前监管框架和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成为亟待突破的重点领域。在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需统筹协调政府治理能力的四方面关系。
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我国营商环境建设长期以“正规化”为主要方向，然而，自上而下的秩序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市场主体的自主生长空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应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平衡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
市场化与政府行政之间的关系。在营商环境的构建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推进方向。然而，随着秩序的“正规化”，行政力量对市场的介入程度持续加深，市场秩序被系统性整合进行政秩序。尽管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本质上遵循市场规则运行，但在市场准入资格、行业运行规制等方面，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行政因素的影响。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须保障市场具备适度的独立性，以法治方式界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为市场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法治化与行政效能之间的关系。“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效能建设”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稳定的预期，这要求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框架内运行。但是，法治政府建设中仍面临行政自制与权能扩容、刚性法律与动态治理等方面的张力，为此，应进一步处理好法治与效能之间的关系。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不同诉求之间的关系。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诉求不同，大企业的治理框架较为完善，其诉求更倾向于融入现行秩序，寻求发展稳定性；中小企业则更多专注于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往往呈现出“能人经济”的典型特征，通过多种社会关系协调运作以寻求发展空间。这一差异在要求政府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制度环境的同时，也要求引导中小企业逐步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未来建设中，应重点解决地方政府原有发展模式衍生的问题，推动政府从投资型走向服务型。首先，进一步推动政府各部门数据融通，打通“数据孤岛”。当前，政务数据管理仍存在分散化特征，数据共享“纵向贯通强、横向协同弱”的问题依然突出。需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政务数据资源体系，提高数据质量，统一标准，优化管理和监督监控机制，实现政务数据的迅速反馈与融通使用。其次，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扩大总需求。传统营商环境优化往往从企业端入手实现优化供给，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更需要从需求端扩大企业的市场空间。随着我国商品消费增速逐渐步入瓶颈期，服务消费成为未来经济的核心增长点。私人服务消费的升级往往以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要支撑，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发展型服务消费。需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优化服务供给质量。最后，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契机，以法治化提升中小企业治理水平。公司法的修订提升中小企业治理的灵活性，进一步简化中小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优化组织机构职权配置。需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培训，帮助中小企业提升治理水平，进而增强高质量发展能力与企业活力。
盘活存量资产，推动破解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原有发展模式下，多年的资产化进程帮助我国政府和企业积累了大量存量资产。“十五五”时期，产业整合有望成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行业内横向、纵向整合，有助于快速优化资源配置，压缩冗余产能，高效破解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企业通过跨界并购进入新领域的跨行业整合，则可构建高质量产业的生态闭环。为此，需针对不同特征的存量资产分类实施、探索多种路径。对于具备一定现金流但盈利能力未达预期或尚有提升空间的存量资产，可通过特许经营、兼并重组、股权合作、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实现重组提升；对于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存量资产，可通过改变资产使用功能、调整规划用途和开发强度、拓展业务范围等方式进行改造运营；对于企业的非主责主业资产，可通过产权转让、资产转让、拍卖等方式变现，以缓解企业短期流动性压力，或为债务化解以及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具有稳定现金流的优质存量资产，可通过二次融资等资本运作方式进一步放大资产价值。同时，需针对不同资产重整路径提供多元化金融工具，如基础设施资产的证券化（ABS）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权益融资工具。进一步拓宽金融工具的资产覆盖范围，将城市更新、保障性租赁住房、消费基础设施、产业重组等领域纳入支持范围。
围绕“投资于人”，推动从资源的资产化投资转向人民美好生活投资。“十五五”时期，我国处于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的关键交汇期。从经济维度而言，一是生产成本呈现上升态势；二是发展逻辑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重；三是需求转型快，从社会维度看，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另一方面是单身家庭比例上升，家庭结构呈现小型化特征；三是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95后群体社会参与度与影响力提升。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交汇点，指向发展理念与投资方向的深刻调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转型期的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传统的资源盘活模式以“投资于物”为主，聚焦商品生产，这种发展特征与未来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存在适配性偏差。为此，应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投资，提升全民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从而增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推动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这一过程中，应着力降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尽管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个人支出占比在总医疗支出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但由于总医疗支出增速更快，导致家庭医疗支出绝对金额持续增长。“十五五”期间，需进一步健全政府在健康领域的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健康领域资源供给，扩大优质医疗服务覆盖范围。
以“60后”和“95后”群体为主要对象，着力提升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未来五年，除1969年6月份之后出生的群体外，“60后”群体将全面步入退休阶段。该群体人口基数庞大，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25～2030年期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从3.2亿人增长至3.9亿人。这将推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到“十五五”末，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趋势将对养老金、医保等构成一定压力，同时可能引发老年人群消费规模收缩，对社会消费市场形成潜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60后”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作为完整经历并共享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部分“60后”群体积累了可观的家庭财富。同时，我国自1998年起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60后”群体的保障率较高。综合来看，“60后”群体有财富、有时间、有健康，有望成为推动我国银发经济迈入商业化发展阶段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未来可进一步完善自驾游、康养游等领域的适老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品供给，以“银发游”带动老年服务产业的全面升级。
同时，在今后一段时期，以“95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晚婚晚育倾向突出，这一社会趋势正催生新的消费方式和文化。比如，传统婚恋本身承载着情感联结与情绪价值供给的功能，而对于晚婚晚育的“95后”群体而言，其情感需求的满足途径呈现“外部化”特征，这直接推动情绪消费需求的显著增长。针对消费结构变化，产业端需强化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持续挖掘拓展新的消费增量，推动生产端高效响应消费者个性化需要。
结语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与突发性因素增多，亟需增强内生动能，抵御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自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展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其重要成因之一在于，我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期。从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将其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旧动能增速放缓，但仍具备一定支撑能力，新动能处在萌芽，还需要着力培育。在此阶段，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运行规律仍主要遵循旧动能模式。第二阶段，存量调整压力加大，新动能逐渐形成，并构建起差异化发展模式，进入加速成长的全面爆发期。在此阶段，经济增速波动较大，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运行特征将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经济关系不断解体重组。前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新动能全面占据上风，市场出清基本完成，经济增速较为平稳，新的经济运行特征稳定显现。
“十五五”时期，我国有望初步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进程，实现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跨越，为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地缘政治治理等领域的话语权持续提升，主动应对各类不确定性与突发性因素的能力不断提高，政策工具更为丰富，通过主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赢得更多战略主动。从国内发展来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力，将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向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联动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绿色生产力加速发展，绿色生活方式日渐成为社会共识与行动自觉，我国经济社会步入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新阶段；经济大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学源流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JJD790012）
注释
[1]冯文猛：《形成民生改善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2025年6月24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624/30968a46ecf44f05864c931992780c3b/c.html。
[2]龙少波、张梦雪等：《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改革》，2021年第2期；陈福中、罗科等：《外资嵌入国内大循环与制造业价值链功能升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3]张云、柏培文：《数智化如何影响双循环参与度与收入差距——基于省级—行业层面数据》，《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
[4]《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2023年1月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103/c40531-32598571.html；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5]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23年）：从分化到平衡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4年第1期。
[6]于泽：《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守正创新推动经济稳中求进》，《人民论坛》，2024年第24期。
[7]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8][9]赵扶扬、陈斌开等：《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土地供给的视角》，《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croeconomy and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Yu Ze
Abstract: After 2023,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has presented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To strengthen the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it on the new logic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analyze its main bottlenecks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important cause of the new economic featur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China i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ing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Traditionally, the development model centers on revitalizing local government resource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sectors of real estate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t is now transforming in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t present, the main bottlenecks of strengthening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lie in issue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protection caused by the logic of resource revitalization, insufficient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existing debts, and mismatch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 and take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the point of making breakthroughs, promoting the government to shift from an investment-oriented model to a service-oriented one. Focusing on the two new leverages of revitalizing existing assets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consumer goods to further promote consumption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Keywords: domestic large-scale circ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business environment, local government debt, consumption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