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这一重大部署背后的深意？浙江 “十五五”时期如何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专家常修泽教授。
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天时之脉”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如何理解这背后的深意？
常修泽：研究“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必须把握“大势”。今年5月26日，我在浙江日报“思想周刊”发表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一文一开始，就引用了“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这句古语。“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攻坚突破期，更是在全球产业变革和科技竞争中抢占战略主动权的关键窗口期。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逻辑重构、塑造国际竞争新格局的核心动能，其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成效，更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推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并已成为提升生产效率、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与激发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杠杆。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先头部队”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和智能化社会。远的不说，今年我在浙江（杭州、宁波）、广东（深圳、珠海）、福建（泉州）、山东（青岛）和江苏（南通）调研中获知：当前，科学技术正集中在以下四大领域发生颠覆性变革：一是以芯片与元器件、先进计算、高速通信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层；二是涵盖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脑科学与干细胞的生命科学领域；三是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储能、高效动力电池、智慧电网为核心的能源技术等；四是以前沿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融合创新与前沿探索领域。
新质生产力究竟“新”在哪里？作为一名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人员，我认为，不仅“新”在AI（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还在于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都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从ChatGPT到Sora，仅凭AI技术的深入应用，就足以推动劳动者、劳动工具乃至整个生产流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对一些行业来说，有价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还能“自我衍生”的数据要素，或许比土地等传统要素更诱人。而生产力的变化，还将带来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可以说，当今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浪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或具体业态问题，而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因此，从世界发展的横向维度来看，在数字变革浪潮面前，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研究制定各自的国家创新战略，宗旨是抢占当今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而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顺应当前人类社会新潮流这一“天时”，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天时之脉”。
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与科技“命脉”
记者：刚才您从世界发展趋势的角度，提到了抓住“天时”的重要性。那么，从我国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又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点呢？
常修泽：从我国发展的纵向维度来看，我认为，应该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之中的“命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要求“十五五”期间必须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尤其是要注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根据《建议》的精神和本人一线调研所得，我认为应该举起“两只手”：举起左手优化提升“传统”，举起右手培育壮大“新兴”，“行动主体”在我。
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建议》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部分，对“产业”的顺序做了调整，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放在第一位，指出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我认为，这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需要，也是社会领域扩大青年就业的需要（传统产业就业容量大）。须知，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着眼于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发展，并且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建议》是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放到一起来谋划的，旨在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记者：《建议》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您认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什么？
常修泽：我认为，这里要把握两条“脉络”。一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今年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几次磋商，从双方博弈的结果来看，两国在高科技领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问题。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某些“卡脖子”项目是我国之“短”，也是“十五五”期间必须克服的掣肘因素。与之前相比，“十五五”时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将不再“广撒网”，而是更精确地锁定目标，集中优势力量，精准出击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这六大领域。这六大领域既能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也抓住了新的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机会，推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产业强国。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产业创新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两者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够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例如，杭州的科创型企业正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有望成为“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典范。结合在杭州、深圳等地的调研，我深切感到：“十五五”时期必须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能级跃升，全力抢占创新制高点。这其中，关键是“因地制宜”“因业制宜”，扎实做好以新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这篇大文章。这不仅是推动AI融入并升级宏观经济及相关产业的核心路径，更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把握战略主动权的重要一环。
“十五五”时期，要把握以上两条“脉络”，关键在于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强化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是凭借这种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中华民族才得以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是科技“单向度突破”，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整体性的“自立自强”，此乃“国之魂”。只有强化全民族的创新精神，才能汇聚起一切积极因素，把握两个“脉络”，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二，注重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已成为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对此必须明确，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举”政府之力，更要“举”国民之力，不仅要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的力量，也要注重发挥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我在福建泉州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民营经济已呈现“78999”格局，其中，民营经济贡献的创新成果已占到90%以上。特别是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要推进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研究数据、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一套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
其三，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的未来，系于算力、算法与数据三大基石，其“井喷式”发展将对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供应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必须同步夯实电力基石，大力发展包括风、电、光伏、核电及水电在内的清洁电力体系，以确保为这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提供充沛且可持续的动力支撑。
集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脉”
记者：《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浙江下一步应如何放大既有优势，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常修泽：作为经济大省，浙江在中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向“新”求“质”，将创新源源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注意到，“十四五”期间，浙江区域创新能力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四，研发投入强度从2020年的2.77%提升到2024年的3.22%，创下新高，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20年的1859.9亿元增长到2901.4亿元，增长56%。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我认为关键是在集聚“人脉”。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浙江围绕科技创新集聚“人脉”，建议重点抓好“人、教、科、产”四个着力点。
“人”即人才，应围绕“卡脖子”环节挖掘创新型人才，下大功夫、真功夫、深功夫调动人才的创造性，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同时，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在挖掘创新型人才时，尤其要重视企业家的作用。今年10月20日我在浙江日报发表的《“十五五”期间经济发展要补上四个短板》一文提出：“在相关制度方面，建议既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又要补上‘企业家市场’的短板”。就是想以创建“企业家市场”这一制度创新性举措，切实挖掘和发挥企业家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教”即以创新思维打造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环境。上个月，我在参加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举办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会议交流中，深感我们的办学理念、专业布局、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若干不适应之处，亟须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
“科”即结合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瞄准影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技术，研发颠覆性、首创性的创新型成果，关键是在“探索未知”上下功夫。
“产”即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后工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下，创新浪潮正在将千千万万创新者的潜在知识转化为知识资本并使之增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些知识资本的创造者，必须保护好他们的权益，这是激发他们自主创新的关键，为此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集聚“人脉”之后，还需为创新者打造一个释放创意的外部环境，使创新者“心灵放飞”，我称之为“心脉”。心灵放飞是创新创意之源。近年来，浙江为创新者缔造的创新空间中，崛起了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下一步，建议浙江进一步构建全方位支持体系，致力于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效激发创新者的创意与潜能，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比如发展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推进人工智能在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赋能应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全国其他区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借鉴。
【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专家。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入选美国传记研究中心(ABI)《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国际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