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创新正从行星尺度、社会结构、技术态势与星际环境四重维度，塑造动态复杂、高度不确定的“新环境”。该环境兼具深度耦合性、指数级变化、系统复杂性及多方行动者特征，导致人类“生物-文化”适应机制陷入“双重滞后”。人类需以技术赋能重构演化路径，赛博格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技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体，成为人类适应“新环境”的关键形态，其以脑机接口为核心，借助感知增强、认知增强、行动增强及智能形态创新，实现适应性跃升。这标志人类从“自然-文化”演化迈向“技术赋能”主导的后人类阶段，亟需在伦理、治理与精神层面达到同等的自我超越，以负责任地引领文明转型。
【关键词】赛博格 后人类 新环境 脑机接口 人类世
【中图分类号】B82-057/C9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6
【作者简介】李恒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浙江大学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兼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哲学、意识的哲学-科学、技术与未来社会、认知科学与东方心学比较等，主要著作有《意识：从自我到自我感》《意识：形而上学、第一人称方法和当代理论》《心智的生命观与后人类社会议题》等。
引言
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驱动力的人类活动，正从地质尺度和文明演进层面深度重塑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引发一场具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变革——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演化逻辑亦被技术实践所重构。[2]在物质维度，人类活动的印记已具备地质尺度的显著性。“人类世”（Anthropocene）、“心智圈”（Noosphere）等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地质学意义变迁的理论回应。在社会维度，“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等进程的纵深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方式，正向以数据与智能为核心要素的新范式转型，其结构特征与风险形态均显著区别于工业时代。在技术本体维度，“通用人工智能”（AGI）、“超级智能”（SI）与“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等概念，不仅昭示技术能力的指数级跃升，更揭示技术系统自主性（autonomy）的持续强化趋势。此外，太空探索技术的突破，正驱动人类活动向更广阔、更严酷、更陌生的星际环境延伸。
这些多重变革共同塑造出一个动态、复杂、高度不确定且极为陌生的“新环境”。依据生物演化理论，任何生命形式都必须通过适应性调整来应对环境变化。然而，当前环境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已远超自然选择的响应能力。由此，一个根本性问题随之浮现：人类如何超越固有的生物性局限，有效应对这一由自身技术实践塑造和延伸，且持续加速演变，并对人类适应能力构成严峻挑战的“新环境”？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的核心论点如下：面对技术文明推动进入的“新环境”，人类无法再依赖自然演化的缓慢节奏，而必须通过系统性的技术赋能，主动重构自身的演化路径与适应机制。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从“自然选择主导”的演化阶段，迈向“技术赋能主导”的新纪元，人类的存在形态也将由纯粹的自然生命体，演化为自然与人工深度融合的复合体。换言之，人类正在步入“后人类”（post-human）的演化阶段，而“赛博格”（cyborg）——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技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体——将成为人类突破生物局限、适应“新环境”的关键形态。
“新环境”：四重维度的深刻改变
准确把握“新环境”的特征和性质，是我们探讨人类如何在“新环境”中适应和演化的先决条件。以下将从行星尺度、社会结构、技术态势与星际环境四个维度，剖析“新环境”所具有的深度耦合、指数变化、高度复杂与多方行动者并存的基本特征，揭示传统适应机制所面临的“双重滞后”困境。
“人类世”与“心智圈”揭示的行星尺度变迁。“人类世”与“心智圈”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分别从物质与认知层面深刻揭示地球系统因人类技术文明活动而发生的根本性变迁，为我们理解“新环境”的行星尺度特征提供关键的理论透镜。
“人类世”作为一个正在被广泛讨论的地质年代概念，其核心论断在于：人类活动已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地质营力”（geological force），[3]其规模、速率和持久性，足以在地层记录中留下可与自然力相比拟的永久性印记。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指出，“人类世的起点可追溯至18世纪末，极地冰芯分析显示全球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自此持续上升，这与瓦特蒸汽机的发明（1784年）恰好吻合”。[4]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化石燃料燃烧、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森林砍伐等实践活动，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急剧上升、全球气候系统紊乱、生物多样性锐减，同时使塑料等新型人造物质在地层中广泛沉积。[5]这些变化并非短暂的环境波动，而是标志着地球系统从主要由自然规律支配的系统，转向由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共同驱动、高度“人化”的复合系统。[6]“人类世”概念的确立，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集体行为已具备重塑行星基础运行过程的物理力量。
与“人类世”所强调的物质性改造相呼应，“心智圈”概念从认知与精神维度，描绘地球系统的另一重深刻变革。这一概念由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与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7]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并发展，意指由人类思想、知识、文化及技术外延，所构成的全球性认知层或思想圈。维尔纳茨基深刻指出：“心智圈是地球上一个新的地质现象。在心智圈中，人类第一次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地质力量，能够并且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思想来重建生存领域，更广泛的创造性、可能性展现在他面前。也许我们的孙辈将迎来繁盛期。”[8]在当代，互联网、全球通信网络、数字数据库与分布式传感系统，共同构成“心智圈”空前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实践载体。借助这一庞大的技术-认知架构，人类的知识得以即时生成、全球汇聚、持久存储与高效调用，形成功能上类似覆盖全球的“全局脑”（global brain）或全局智能网络。[9]
尤为关键的是，“人类世”与“心智圈”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紧密耦合、相互强化的反馈循环。“心智圈”的认知成果（如对气候变化构建的科学模型与预警系统），正试图引导并重塑“人类世”层面的物质状况（如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同时，“人类世”的物质变迁（如极端气候事件）也会通过“心智圈”的感知与传播，实时反馈并影响全球的集体认知与决策。这种耦合关系揭示一个根本性事实：在“新环境”中，人类已不再仅仅是栖居于既定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物种，而是深度嵌入并主动塑造着由自身物质改造能力与集体认知能力共同构筑的“技术-自然-认知”复合体。
这种复合体所构成的“新环境”，具有两大基础性特征：系统的高度耦合性与反身性。行星尺度的物质过程、全球性的技术设施与集体性的认知活动相互交织，使得环境变化不再单纯是外部的物理事件，而是与人类自身认知、决策和技术干预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动态过程。
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社会转型。在社会维度上，“新环境”的典型特征表现为由“数字化”（digitalization）与“智能化”（intellectualization）共同驱动的人类社会组织与运行方式的深层转型。这一转型绝非仅停留在工具层面的效率提升，而是从根本上重塑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权力运作的逻辑及个体与系统的互动方式，[10]构成“新环境”中社会层面的结构性背景与适应挑战。
数字化是现代社会基础架构的“数据化”进程。其通过将社会活动的诸要素——从个体身份、社会关系到生产流程与消费模式——转化为可量化、可存储、可计算与可传输的数据形式，实现社会运行的“原子化”解析与重构。这一进程不仅催生以数据流为核心的“数据主义”（dataism），即一种认为宇宙由数据流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在于其对数据处理的贡献的世界观，[11]更关键在于其重构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与权力运行机制。数字化带来前所未有的互联性、可追溯性与效率，也衍生出新的社会脆弱性：数据隐私遭受系统性侵蚀、算法偏见可能固化社会公平失衡的状态、数字鸿沟加剧社会分层，以及数据垄断导致新型权力集中。
智能化是数字化基础上的能力跃升，核心驱动力源于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技术的广泛渗透。这标志着社会系统从被动记录与处理信息的“档案库”，转向能够主动学习、预测、决策乃至自主行动的“智能体”（agent）。从智能电网的能源调度、智慧城市的交通治理，到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荐与自动化金融交易，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神经末梢。这使得社会决策机制发生根本性转移：传统上依赖人类经验、直觉与明文规则的决策过程，正大规模地让渡于基于海量数据与复杂模型的算法系统。社会结构因而呈现“算法中心化”与“个体节点化”并存的张力形态：一方面，算力、数据与决策权向少数技术平台高度集中，形成超越传统疆域的数字霸权；另一方面，个体被编织进无处不在的算法之网，其行为模式、认知偏好与发展机会，在无形中受到算法的深度塑造与约束。[12]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协同演进，正将人类社会构建为一个实时感知、动态优化且具备一定自主性的“社会-技术巨系统”（socio-technical macro-system）。这一系统虽展现出高度的自适应与运行效率，但其内在的复杂性、不透明性及不断增强的自主性，也对人类的理解力、控制力乃至能动性，构成“新环境”下的适应挑战。[13]人类若要在这一转型中维持其能动性地位，就必须发展出与技术系统深度协同的演化新形态——这也正是提出赛博格式生物作为适应形态的社会必要性所在。
当代技术发展的新态势。构成“新环境”的第三重维度，源于技术本身作为变革驱动力所呈现的新态势。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与米歇尔·巴斯卡尔（Michael Bhaskar）在《浪潮将至》中指出，人类正面临一场由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通用技术汇聚而成的“技术浪潮”，其规模、速度与影响力，远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这一浪潮的核心特征体现为“非对称性”（asymmetry）、“超演化”（hyper-evolution）、“通用性”（omni-use）与“自主性”（autonomy）。[14]这些特征共同塑造出一个高度复杂、动态且难以预测的技术环境，并对人类现有的适应机制与控制能力构成巨大挑战。
非对称性。技术能力的扩散，正在打破传统的权力平衡，使小型组织甚至个人能够获得相较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工具、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以及开源情报与监控工具的普及，正在持续降低大规模干预的实施门槛。这种非对称性不仅体现在军事和安全领域，还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层面：初创企业可能凭借算法优势颠覆传统行业，个人通过社交媒体也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舆论影响力。
超演化。技术发展呈现指数级加速态势，其迭代周期急剧缩短。摩尔定律所描述的计算能力指数增长模式，正在向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扩散，CRISPR基因编辑、mRNA疫苗平台等技术的成熟速度远超预期。这种超演化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全球研发网络的协同效应、开源运动的推动与人工智能辅助研发的普及。这一方面使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应用的时间大幅缩短，另一方面却使社会预测和伦理法律规范建设，难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导致“规管滞后”成为普遍现象。
通用性。当前的技术突破，愈发集中在不同学科会聚（convergence）的交叉地带，纳米-生物-信息-认知（NBIC）四大领域的会聚，产生“1＋1>2”的协同效应。[15]脑机接口技术融合神经科学、微电子、生物相容性材料和医学；基因编辑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催生精准基因医疗和合成生物学的新范式。这种会聚不仅大大扩展人类改造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也使技术系统呈现前所未有的通用性——同一基础技术可应用于医疗、制造、能源等不同领域。
自主性。技术系统正展现出日益强大的自主行为能力。从自动驾驶汽车到工业机器人，从自动交易算法到大语言模型，这些技术均能够在无需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感知环境、处理信息并执行复杂任务。苏莱曼与巴斯卡尔强调，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的发展，将使系统具备自我改进能力，可能迎来“技术奇点”——即智能系统的发展脱离人类控制并能自我完善的临界时刻。[16]这种自主性意味着人类在“新环境”中不再是与被动工具互动，而是需要与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技术行动者”共存与协作。
这四大特征的聚合，正在重塑技术发展的整体态势：技术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工具，而成为拥有自身演化逻辑、具备一定能动性与全局影响力的行动者。
星际环境的陌生性和严酷性。构成“新环境”的第四重维度，源于人类活动疆域向地球之外星际空间的实质性拓展。太空探索技术的飞速进步，正将人类从长期适应的地球生物圈（biosphere），推向一个在物理法则、时空尺度和环境条件上，均具备根本“陌生性”（alienness）和“严酷性”（harshness）的星际环境。这一维度与前述地球系统内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其并非由人类活动间接导致的地球系统内部变迁，而是人类主动闯入的一个对其自身生命形式而言近乎先天不适的全新领域，从而对人类固有的生物适应能力提出最为极端的挑战。
星际环境的“严酷性”，首先体现在其基础的物理化学条件与地球生命维持需求的根本性冲突。这包括但不限于：近乎真空的状态、极端的温度波动（如月球表面从127°C到-173°C）、高强度的宇宙与太阳辐射（缺乏地球磁场和大气层的有效屏蔽）、微重力或不同重力条件（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神经前庭系统产生深远影响），以及缺乏可呼吸的大气、液态水和可依赖的有机物循环系统。[17]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绝对不适”的生存背景，任何未经充分技术装备的人类生命在其中都将瞬间消亡。这种“严酷性”并非地球环境问题（如污染或气候变化）的线性延伸，而是质的跃变，其要求生存支撑系统必须实现从“改善环境”到“完全重构环境”的根本性转变。
星际环境的“陌生性”，更深层次地表现为其物理规律与地球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认知与心理挑战。漫长的太空旅行所伴随的长期隔离、幽闭环境、通信延迟，以及与地球社会文化环境的剥离，可能导致宇航员出现“太空呆滞”（Space Fog）等认知功能下降现象，以及情绪波动和团队动态等心理问题。[18]更重要的是，在月球、火星或其他天体表面建立可持续前哨，意味着人类将在并非为生命演化所设计的、景观单调且地质时间尺度宏大的“非地球”（non-earth）环境中长期栖居。这种环境缺乏地球生态圈提供的丰富感官刺激和生物节律线索，其时空尺度（如火星日的时长、季节变化）也与地球迥异，这导致人类固有的生物钟、空间定向能力，乃至存在论意义上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体验发生深刻异变。[19]
尤为关键的是，星际环境凸显人类生物体与生存环境之间巨大的“适应性鸿沟”（adaptivity gap）。自然选择塑造的人类生理与心理结构，是数十万年在地球表面特定条件下的适应结果，其演化节奏以万年乃至百万年计。然而，人类计划在数十年内实现的月球基地、火星城市等宏伟目标，要求个体和群体在极短时间内（几年或几十年内）适应与地球环境天差地别的生存条件。这种适应需求的紧迫性与生物演化机制的缓慢性之间，存在着无法通过自然方式弥合的鸿沟。
因此，应对星际环境带来的挑战，人类本质上无法依赖自身的缓慢调整，而需诉诸于更为激进的技术赋能路径。这意味着，人类若想成为真正的“星际物种”（interplanetary species），其生存方式必须从对地球生态圈的“天然依赖”，转向依靠高度复杂、封闭且可靠的技术系统所构建的“人工栖息舱”（artificial habitat pods）。[20]这不仅是外部生存装备的升级，更导向对人类身体本身的功能性增强与结构性改造——从抵御辐射的基因或细胞层面干预，到应对微重力环境的机械或生理学补偿装置，再到通过脑机接口维持与地球社会的实时认知连接或调节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星际环境的极端性，直接地昭示“赛博格”作为未来人类适应形态的必然性：人类唯有通过生物体与技术装置的深度整合，方能跨越其生物性局限所设定的适应性鸿沟，将自身的生存范围拓展至浩瀚而严酷的星辰大海。[21]
“新环境”的总体特征与系统性挑战。“新环境”并非单一领域线性变化的简单累加，而是由自然生态、技术系统、社会制度与人类认知，深度交融、协同演进所形成的复杂巨系统。该系统的涌现性特征，对人类基于地球生物圈和工业文明经验构建的传统适应模式，构成根本性、系统性挑战。
“新环境”的总体特征可归结为以下四点：一是深度耦合性与反身性。“人类世”的物质过程、心智圈的认知活动与数字化／智能化的社会运行，已紧密联结为反馈和迭代空前加速的巨系统。人类的技术实践不仅是改造外部环境的手段，其后果更会通过环境与社会的复杂反馈，实时重塑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认知框架与行为模式。[22]这意味着环境不再是稳定的外在“背景”，而是与人类活动相互建构的“过程”，呈现强烈的反身性特征，即产生“回旋镖效应”。二是变化速率的指数性与超演化。技术这一驱动环境变革的核心动力，正遵循指数级增长逻辑，其迭代周期急剧缩短，呈现“超演化”态势。这使得“新环境”的整体变化速率远超自然选择，乃至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演化的响应速度。[23]稳定与可预测性成为例外，持续的颠覆性变化成为常态。三是系统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多重维度的变革相互交织，产生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新环境”成为高度复杂的系统。其行为难以通过还原论方法进行精确预测，“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24]与“黑天鹅”事件频发。[25]这不仅挑战人类的预测能力，更考验其在不确定性中作出稳健决策与有效干预的能力。四是行动者的多元化与异质性。在“新环境”中，人类不再是唯一的行动者。具备高度自主性的算法、人工智能代理乃至未来可能的超级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组织、人类个体共同构成异质性的行动者网络。[26]这彻底改变行动、责任与价值的传统格局。
上述总体特征共同指向对人类适应能力的系统性挑战，其核心在于固有“生物-文化”适应机制的“双重滞后”：其一，生物性适应的结构性滞后。人类的身心结构是数百万年自然选择在相对稳定和缓慢变化的“更新世”环境中塑造的产物。其信息处理带宽、情绪反应模式、学习曲线与生命周期节奏，与“新环境”所要求的海量信息实时处理、持续快速学习、应对抽象系统性风险，以及可能延长的星际生存周期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无法依靠生物演化本身弥合的“适应性鸿沟”。[27]其二，“文化-制度”适应的功能性滞后。工业时代以来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以线性因果和事后惩戒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与伦理规范，在面对全球化、数字化、非对称性技术风险与跨物种伦理问题时，显得僵化、迟缓且效力不足，并导致严重的“治理赤字”与“规管滞后”。[28]现有制度不仅难以对指数级发展的技术进行有效引导与约束，也难以应对由深度耦合性引发的跨域系统性风险。
“新环境”是由深度耦合、指数变化、高度复杂和多元行动者共同定义的、具有强大反身性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暴露出人类作为“生物-文化”存在所固有的适应性局限。生物演化的缓慢节奏与文化制度调整的惯性，已难以匹配环境变化的速率与深度。这一“双重滞后”的现实，从根本上阐明人类必须主动寻求超越其自然演化路径的必要性。因此，通过技术赋能对自身生物性及社会性进行深刻重构，进而演化出能够在“新环境”中有效存续与繁荣的赛博格式生物（cyborgian creatures），不再是科学幻想，而是应对系统性挑战的必然逻辑延伸。
赛博格式生物
面对“新环境”的总体特征，人类固有的“生物-文化”适应机制暴露出“双重滞后”的系统性挑战。为弥合这一适应性差距，人类必须主动重构自身演化路径，而技术赋能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力。赛博格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技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体，绝非单纯的工具性拓展，而是象征着赛博格式生物这一新型生命形态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演化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从依赖自然选择与文化学习的缓慢积累，转向依赖技术性赋能的、实时的主动性适应。我们可借助丹尼特的“生成与测试之塔”理论，将赛博格式生物界定为演化进程中的新层级，系统阐释其作为应对“新环境”挑战的适应性解决策略，进而揭示这一转变所预示的从“人类”到“后人类”的深刻文明变革。
从“自然-文化”演化到“技术赋能”。丹尼特的“生成与测试之塔”模型为理解适应能力的演进提供强有力的框架。该模型将演化视为一座逐级攀升的塔楼，每一层级都代表一种更高效、代价更低的环境适应策略。[29]
达尔文式生物居于塔基，其适应完全依赖自然选择。生物体通过随机的基因变异“生成”多样性，由环境进行残酷的“测试”与筛选，此过程代价高昂且极其缓慢。斯金纳式生物处于上一层级，具备基于个体试错的学习能力（操作性条件反射），但探索过程仍伴随实际代价与风险。波普尔式生物实现关键跃升，其能够在内部“生成”多种行为假设，并通过认知模拟在脑中进行预先“测试”，从而避免可能引发致命错误的选项。这相当于“让我们的假设代替我们去死”，[30]大大降低学习代价。格雷戈里式生物，处于当前自然人类所抵达到的顶层，其能够利用文化工具（尤其是语言和符号系统）拓展自身心智，通过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理论，拓宽并深化内部假设空间，最终实现认知的代际累积与爆发式增长。循着这一塔楼的攀升逻辑，赛博格式生物构成塔楼的全新层级。作为文化工具的使用者，其通过深度技术融合，将外部技术系统的“生成与测试”能力（如超高速计算、海量数据检索、复杂环境模拟），与自身生物系统的“认知-行为”环路进行实时、双向的闭环耦合。[31]这意味着：假设的生成不再仅依赖个体脑的有限算力和文化习得，更可借助耦合的技术系统进行指数级的拓展与创新；假设的测试也不再局限于内部思想实验，而是能在人机混合系统中，通过数字孪生、高保真模拟等方式进行极高通量、低成本的迭代。因此，赛博格式生物标志着适应机制的根本性跃升：从依赖文化学习的代际演化，迈向依赖技术融合的实时、增强型适应性演化。其代表着演化逻辑从“自然选择”经“文化学习”向“技术性赋能”的转变。
直面“新环境”挑战的核心机制。赛博格式生物并非抽象概念，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具体的适应性解决方案，以应对“新环境”的总体特征与系统性挑战。
增强的“感知-决策”环路，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环境”的深度耦合性与高度复杂性，要求个体具备远超人类生物脑固有带宽的信息处理与决策能力。赛博格技术通过构建“生物-人工”混合智能系统，为个体配备“认知协同处理器”。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治理这一耦合“人类世”物质过程与“心智圈”认知活动的复杂系统时，决策者可以借助脑机接口增强的认知系统，实时整合并模拟海量环境数据、社会经济模型与公众舆情，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态势感知与干预方案。这种增强的“感知-决策”环路，旨在直接弥补生物认知结构在应对非线性、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时的“结构性滞后”。
构建分布式社会智能网络，提升系统韧性以回应反身性挑战。“新环境”的深度反身性，意味着人类会通过“技术-社会”系统实时反馈，进而重塑自身。传统线性、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因此陷入“功能性滞后”。赛博格化不仅能增强个体能力，更能通过分布式感知网络与群体智能算法，促使社会联结模式向动态、去中心化的智能行动者网络演进。这一网络能够对“新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协同建模与敏捷响应，进而提升社会系统整体的适应性与韧性。同时，赛博格身份所蕴含的新权利、责任关系，将推动法律与伦理框架向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方向演进，以回应算法自主性等新型挑战，进而缓解治理赤字。
重构主体性与混合能动性，适应多元行动者共存的格局。“新环境”中行动者的多元化（涵盖人类、算法、人工智能代理），要求我们重新界定“能动性”。赛博格形态昭示，能动性不再是封闭于生物颅内的属性，而是分布于生物脑与人工组件之间、可延展的混合能动性。赛博格式生物的决策，是其生物意图与算法建议，经由耦合界面共同“生成”并“测试”的结果。这促使人类摒弃纯粹的生物本质主义，从功能性和关系性的视角理解“自我”，不仅能为在非人类行动者遍布的“新环境”中建构交互伦理、界定责任归属，而且可为“新环境”下的人机交互伦理与治理提供新的本体论基础。
从“人类”向“后人类”的转型。赛博格式生物的诞生，标志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拐点，意味着人类正从被动适应环境变迁的“自然-文化”存在，转向主动设计自身演化轨迹的技术性存在。
在这一转型中，赛博格既是“新环境”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塑造“新环境”的能动主体。行星尺度的环境改造能力（即“人类世”）、集体性的认知能力（即“心智圈”）与个体性的智能增强（即赛博格化），在此形成一个递归性的自我强化循环。走向赛博格，意味着“人类”这一概念本身，正在技术文明条件下被深刻重构和拓展。人类正步入“后人类”的图景，其中，自然与人工、肉体与机器、生物性与技术性之间的传统边界，在此过程中日趋模糊。
因此，适应“新环境”的挑战，最终指向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这要求人类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能力跃升，更要在精神、伦理与治理层面达成同等的自我超越，从而负责任地引领从“人类”到“后人类”的历史性进程。
从脑机接口到脑机智能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是实现赛博格式生物的关键技术路径之一，其核心在于通过“神经融合”，促进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深度耦合。该技术作为对赛博格式生物的技术回应，将“生成与测试之塔”理论中“生成”与“测试”能力，从依赖个体生物脑和文化习得，拓展至与外部技术系统实时协同。以脑机接口为范式，可系统阐释赛博格式生物在感知、认知、行动及智能形态四个层面的重构，展现其弥合“双重滞后”、应对“新环境”挑战的方式。
感知增强。面对“新环境”下信息过载与人类固有感官局限之间的矛盾（如“人类世”全球环境监测的复杂性，或星际环境中人类感官的完全失效），脑机接口技术通过创造全新的“数字感官”，实现感知模态的根本性拓展。其核心机制在于，将机器智能的数据采集和转换能力，与生物脑的神经可塑性相结合，构建起直接的人机感知闭环。例如，在实现“磁感”或“红外视觉”时，机器智能组件（如高精度数字罗盘或红外成像仪）会持续采集人类天生无法感知的物理数据（地磁场或红外光谱）；脑机接口系统随后将这些数据流编码成特定的神经电信号模式，通过植入式微电极阵列或高精度经颅磁刺激等接口，将人工生成的信号精准“写入”人脑的体感或视觉皮层功能区。用户经过适应性训练后，其脑便能将这些外源性信号模式解释为直觉的“感觉”，如同天生具备的方向感或热成像视觉。[32]这种“感觉”的生成，并非依赖有意识的符号解读，而是源于神经回路的直接重塑，最终实现感知层面的深度融合。这标志着人类感知从被动接收自然环境信号，向主动集成技术系统信息流的关键性跃变，能够大幅提升个体在高度复杂和陌生环境中的实时态势感知能力，有效应对“新环境”的“陌生性”与“复杂性”挑战。感知增强的过程和机制的示意如下（见图1）。
认知增强。“新环境”的“超演化”特性与“反身性”挑战，要求人类的认知能力必须突破生物脑在记忆容量、处理速度与带宽上的固有限制。脑机接口通过构建实时双向的“脑-云”接口，为实现认知过程的云端协同提供可能性，相当于为个体配备外挂的“生物记忆体”或“认知协处理器”。在这一技术路径中，机器智能（如分布式云计算与大型知识库）承担海量、结构化外部记忆的角色，其存储容量与检索速度远超生物脑；生物智能则聚焦高级推理、创造性联想与价值判断等核心功能；脑机接口则建立起高通量的神经数据通道。当个体需要进行复杂决策时，其脑产生的模糊意图或信息需求可被脑机接口解码，并转化为对云端知识库（如专业数据库、全球实时数据或个人全息备份）的精准查询指令。查询结果（如复杂的工程图纸、医学影像或历史数据对比）无需通过视觉阅读进行缓慢的二次编码，而是经由脑机接口直接编码为神经信号，“注入”工作记忆区，形成近乎瞬时的“认知涌现”。这种增强能显著降低丹尼特所言“生成与测试”的成本与时间。假设的“生成”可基于近乎无限的外部知识进行组合创新，“测试”则能在高保真的数字孪生环境中开展海量模拟迭代，从而大幅提升认知效率与决策质量。这可直接弥补生物性认知在面对指数级变化和高度复杂系统时的“结构性滞后”，使个体能够更高效地应对“新环境”下的系统性风险与不确定性。
行动增强。在行动层面，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意念驱动”复杂物理系统，将人类意图直接、高效地赋形于外部世界，这不仅拓展人类行动边界，更深刻重构“能动性”的本质，以适配“新环境”中多元行动者并存的格局。其融合模式具体表现为：机器智能（如自主机器人控制系统、无人机编队算法）负责处理底层运动的精确控制、多智能体协同与避障等复杂计算；生物智能提供高层的战略意图、情境与伦理判断；脑机接口作为桥梁，将脑的运动意图（如“操控机械臂完成精细手术”或“指挥无人机群进行协同搜索”）实时翻译为机器可执行的控制指令，同时将机器传感器的反馈数据（如触觉、力觉、视觉）直接传递回脑，形成闭环的“感知-行动”环路。这使得人类能够像控制自身肢体一样，用意念控制远程或外部的复杂设备，从而大幅拓展人类的行动半径与操作精度（如危险环境作业、星际探索、精准医疗等场景）。更为深远的是，正如技术哲学家彼得-保罗·费尔贝克（Peter-Paul Verbeek）所指出的，技术物深刻地调节并塑造着人类的道德体验与行为。脑机接口使这种调节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催生分布于生物体与技术物之间的“混合能动性”（hybrid agency）。[33]行动不再是纯生物意志的产物，而是人机系统协同“生成”与“测试”的结果。
智能形态创新。脑机接口技术的终极潜力，在于催生智能形态的范式创新，通过“脑联网”（Brain-Net）推动个体智能向集体超级智能的有机跃迁，[34]以应对“新环境”中全球气候变化、大规模流行病等需要跨学科、跨地域深度协同的系统性挑战。在这一愿景下，多个人脑（生物智能）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互联，形成分布式有机计算网络；机器智能（高级人工智能）则扮演“协议转换器”与“计算加速器”的角色，对不同个体的神经信号进行标准化、同步化处理，并解决交互中的语义对齐问题。这种脑联网能让专家之间近乎实现“心灵感应”式的思维共享，规避语言表达的局限性与信息传递中的损耗，直接交换思维模型、直觉感受乃至感官体验，进而催生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这标志着人类智能从孤立的个体智能到深度融合的集体智能的根本性转变，是“心智圈”概念在技术层面的极致体现。脑机接口技术不仅是应对行星尺度挑战的强大工具，更可能重塑人类社会的协作模式与知识生产范式。正如弗朗西斯·海利根（Francis Heylighen）关于“全局脑”的论述，这种互联预示着更高层次智能形态的涌现。在此语境下，赛博格式生物不再是孤立的增强个体，而是构成全球性、“生物-技术”深度融合的认知与行动网络——这既是适应“新环境”的必然结果，也将深刻地重塑“新环境”本身。
结语
综上所述，在技术文明深刻塑造“新环境”的背景下，人类必须突破自身生物与文化适应的固有局限，迈向以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后人类”演化阶段。在此背景下，赛博格不再仅是外在辅助工具，更是人类主动应对系统性挑战、实现适应性跃升的“后人类”阶段必然形态。走向赛博格，标志着人类文明正从对环境变迁的被动响应，转向对自身演化轨迹的主动设计，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转折。面对“新环境”带来的持续挑战，技术能力的拓展仅是基础前提，更深远的使命在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共识、治理框架与精神自觉。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能力跃升的同时，实现文明的同步超越，以负责任的姿态，引领完成从“人类”到“后人类”的深刻转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范式的相关性研究”和科技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2&ZD034、2021ZD0200409）
注释
[1]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6月25日，第2版。
[2]李恒威：《心智的生命观与后人类社会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
[3]地质营力作为引发地球岩石圈发生变形、破坏、搬运及堆积等地质作用的自然动力，是塑造地表形态的根本性驱动力。其可划分为内动力地质营力（能量源自地球内部，涵盖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地震等，促使地表产生起伏，致使岩石出现褶皱、断裂现象）与外动力地质营力（能量主要源自太阳辐射，包含风化、侵蚀、搬运、沉积等作用，能够削平高地、填平洼地，使地表趋向平缓）。引入该概念意在类比人类活动具备可与自然力相匹敌的改变能力。
[4]P. J.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2002, 415(6867).
[5]C. N. Waters et al., "The Anthropocene Is Functionally and Stratigraph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Holocene," Science, 2016, 351(6269).
[6]W. Steffen et al., "The Anthropocene: Are Humans Now Overwhelming the Great Forces of Nature?" AMBIO: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2007, 36(8).
[7]皮埃尔·德日进：《人的现象》，范一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8]W. I. Vernadsky, "The Biosphere and the Noosphere," American Scientist, 1945, 33(1).
[9]F. Heylighen, "The Global Brain as a New Utopia," In Evolution: Cosmic, Biological, and Social, edited by Leonid Grinin et al., Springer, 2021, pp. 79-100.全局脑概念有助于理解增强个体在应对全球性复杂问题时的潜在协同模式。
[10]萨斯坎德：《如何思考人工智能：迷津指要》，李恒威、孔子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
[11]数据主义（Dataism）由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倡导，强调以数据流为核心的世界观，认为宇宙由数据构成，实体价值体现为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参见Y. N. Harari,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Harper, 2017.
[12]“算法中心化”与“个体节点化”反映了平台社会中权力结构的两极化趋势，相关讨论可参考M.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Wiley-Blackwell, 2010; S.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9。
[13]关于技术系统不透明性（opacity）对人类能动性（agency）的挑战，参见J. Danaher, "The Threat of Algocracy: Reality,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6, 29(3)。
[14][28]穆斯塔法·苏莱曼、迈克尔·巴斯卡尔：《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贾海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书中提出技术浪潮的四大核心特征，并详细论述其对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影响。苏莱曼与巴斯卡尔的“遏制困境”概念，精准描述技术超演化与现有治理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功能性滞后”。他们指出，建立新的、敏捷的治理范式是21世纪的核心挑战。
[15]M. C. Roco and W. S. Bainbridge, 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Nano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3.对NBIC会聚技术及其协同效应的早期系统研究。
[16]尼克·波斯特洛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张体伟、张玉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17]查尔斯·科克尔：《生命的实验室：物理学定律如何塑造了生命》，张文韬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本书从物理学角度论证地球特定环境参数对生命形式的约束，反向揭示星际环境参数与生命需求的根本性冲突。关于太空环境的具体危害，可参考权威的航天医学综述，如NASA Human Research Roadmap（https://humanresearchroadmap.nasa.gov/）中列出的各项风险。
[18]尼克·卡纳斯、迪特里希·曼蔡：《航天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白延强、王爱华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9年。该书是空间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系统阐述长期太空飞行中乘员的心理社会学问题，包括隔离、幽闭、团队动态及认知表现挑战。“太空呆滞”（Space Fog）是一个用于描述太空飞行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功能（如注意力、工作记忆）下降现象的通俗术语。
[19]N. Leach, Space Architecture: The New Frontier for Design Research, John Wiley & Sons, 2014.空间建筑学的研究强调，地外栖息地设计不仅要解决物理生存问题，还需关注人类心理和行为需求，应对“非地球”环境带来的感官剥夺和定向挑战。这触及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在世存在”概念在极端环境下的变迁。
[20]“人工栖息舱”是指为适应因气候变化、地外殖民或地球表面极端化而出现的“新环境”，所设计的模块化、可移植且具备高度自主性的封闭生态系统，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庇护所，更是维系赛博格式生物生存的“技术-生态”共生体。
[21]K. Szocik, The Human Factor in a Mission to Mar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pringer, 2019.该论文集深入探讨火星任务中人类面临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挑战，并讨论包括人类增强在内的解决方案。
[2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深刻阐述现代化进程的反身性，即社会在应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会反过来改变社会本身的基础。这与“新环境”中“技术-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深度耦合与反身性特征高度契合。
[23]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雷·库兹韦尔对技术加速回报定律的阐述，为理解“新环境”变化速率的指数性提供核心理论支撑，这种超演化特性使得传统线性思维模式失效。
[24]“……众所周知，有些事是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即我们知道自己已知晓的事物；有些事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即我们知道自己尚未知晓的事物；但还存在着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我们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事物。”参见D. H. Rumsfeld,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Briefing,"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2 February 2002, https://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2636。
[25]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万丹、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概念，深刻揭示在极端复杂系统中，罕见但影响巨大的事件之不可预测性。这对于理解“新环境”下不确定性的本质具有关键启发。
[26]B.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主体/客体的二元论，强调非人元素（如技术物）在社会网络中的能动性，为理解“新环境”中行动者的多方化提供重要的社会学视角。
[27]J. Tooby and L. Cosmides,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这篇演化心理学的奠基性文献论证了人类心智模块主要适应于更新世的生存环境。本文借用其核心思想，旨在说明人类生物性认知结构与“新环境”要求之间的“结构性滞后”。
[29]丹尼尔·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演化与生命的意义》，张鹏瀚、赵庆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本书系统阐述“生成与测试之塔”理论，为理解智能和适应性的层级提供哲学基础。本文借鉴该模型，旨在为赛博格的技术融合提供一个演化的理论框架。
[30]“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句名言：‘让假设代替我们去死。’这意味着人脑具有模拟能力，能在行动前通过反事实思维预判风险，从而避免实际损失。”参见K. Cukier; V. Mayer-Schönberger and F. de Véricourt, Framers: Human Advantage in an Age of Technology and Turmoil, Dutton, 2021。
[31]A. Clark,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克拉克提出的“天生赛博格”论点，强调人类心智天生具有与工具和技术融合的倾向，为赛博格式生物作为演化阶梯的新层级提供认知科学依据。
[32]关于神经可塑性与人工感官创建，参考相关神经工程学综述。
[33]彼得·保罗·维贝克：《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闫宏秀、杨庆峰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本书探讨技术物如何调节人类行为和道德体验，为理解“混合能动性”提供技术哲学基础。
[34]M. A. L. Nicolelis and M. A. Lebedev, "Principles of Neural Ensemble Physiology Underlying the Operation of Brain-Machine Interface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9, 10(7).文章阐述脑机接口的神经生理学基础，其后续的“脑网络”（Brainet）研究是脑联网的实验雏形。
Future Humans Adapt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Their Evolutionary Logic
and Adaptation Mechanisms
Li Hengwei
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haping a dynamically complex and highly uncertain "new environment"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lanetary scale, soc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the interstellar environment. This environ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deep coupling, exponential change, systemic complexity,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actors, leading to a "dual lag" in humanity's "bio-cultu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Humans need to reconstruct their evolutionary pa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Cyborgs, as deep integrations of biological organisms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have become a key form for humanity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Centered around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cyborgs achieve adaptive leaps through sensory enhancement, cognitive enhancement, action enhancement, and innovations in intelligent forms. This marks humanity's transition from the "nature-culture" evolutionary phase to a posthuman era dominated by "technology-empowered" forces. It urgently requires achieving equivalent self-synchronized transcendence across ethical, governance,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to responsibly guide this civil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cyborg, posthuman, new environment,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anthropocene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