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对于夯实消费的周期底部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推动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趋势性提升居民部门的消费率，我国的生产方式需从为全球提供工业品，逐步转向为国内提供民生保障等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完善财政金融体制，将更多资源投向民生、社会保障等领域。
【关键词】消费补贴 消费增长 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①消费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又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探究如何推动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对于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拉动内需意义重大。
消费补贴的周期性成效与结构性问题
2024年9月以来，“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推动相关商品消费的快速回升，并带动全社会消费水平从周期底部稳步回升。以各类商品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权重，计算各类型消费品的加权平均增速发现，在各类消费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以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家具为代表的耐用型消费品，在2025年以来快速增长。耐用消费品增速从2024年年末的8.7%，升至2025年9月的22.5%；其对限额以上消费品总额增速的贡献率从43.8%升至68.6%。汽车类消费在2025年6月结束长达一年的负增长，在三季度保持正增长，有效夯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周期底部。在国家补贴和各类网购平台的促销政策下，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速，从2025年年初的7.2%持续提升至9月的9.8%；网上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从27.2%升至30.8%。②
同时也要看到，“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商品消费特性的影响。由于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周期较长，这类补贴对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持续拉动效应可能逐步放缓。耐用型消费品虽然在2025年以来保持高速增长，但三季度以来快速回落，增速从6月的27.0%持续降至9月的22.5%；并带动全社会社零增速从5%降至4.5%。③汽车类商品消费虽然实现正增长，但尚未出现趋势性反弹的特征。此外，耐用型消费品在消费占比中持续上升，与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路径不相符。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居民部门的消费结构通常呈现持续升级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吃、穿、用为代表的基础性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持续下降，以科教文卫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并推动居民消费总水平持续增长。从我国的实践看（表1），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衣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下降趋势明显，居住和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快速上升，而我国居民在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领域的支出上升缓慢④。特别是在各类消费补贴政策的刺激下，耐用型消费品支出在居民总支出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一定程度上会挤占服务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随着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夯实内需基础，显得更为关键。当前，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有待提高。在消费倾向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当前，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影响，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整体消费能力提升。从居民收入结构看，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且易受市场波动影响，难以对经济下行期的消费支出形成有效支撑。2025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和人均转移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7.8%、15.6%、8.4%和18.2%。⑤一方面，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偏低，意味着居民抵御收入波动的能力较弱。当居民面临减薪、失业等问题时，可支配收入下降往往更明显，进而对消费意愿形成抑制。另一方面，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速呈现放缓趋势，成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整体增速放缓的因素之一。
居民消费倾向反弹乏力。消费倾向描述的是居民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重，在可支配收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消费倾向上升，意味着居民消费水平随之上升。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在经历波动后，反弹相对乏力，并延续下行趋势。这意味着在可支配收入的额度内，国内居民部门将更多份额用于储蓄，而非当期消费。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主体预期转弱，对未来收入稳定性的谨慎看法，促使居民调整预算，增加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就业压力对居民消费信心形成制约；居民债务负担对消费形成挤压，提前还贷等审慎的财务行为客观上占用当期可用于消费的现金流，抑制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
居民的实际债务负担有待分摊。居民杠杆率，即居民债务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反映一国居民债务负担的宏观指标。由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对较低，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分母考察居民的债务水平，可能会低估居民部门的实际债务负担。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有待提高的条件下，居民实际承担的债务压力有所上升，这在客观上会制约其继续通过增加负债来扩大消费的意愿。为此，宏观经济治理需从承接居民债务和在初次分配中提升居民收入两个角度，分摊居民的实际债务负担。
持续增强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等具体目标。⑥推动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实现居民消费率的趋势性提升，关键在于推动国内生产体系更好地适配民生需求，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财政金融体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民生保障与社会发展等领域。
以国债为切入点，加强财政、货币协调配合，推动存量与增量并重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当前，我国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仍具备一定空间。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债务规模、政府的资产负债结构密切相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统计，2022年美国广义政府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42%，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3%，美国广义政府的净负债率为119%。日本广义政府总负债率为252%，金融资产占比134%，日本广义政府的净负债率也为119%。我国广义政府总负债率为75%，总资产占比166%（主要是国有企业股权占比119%），我国广义政府净资产为正，且净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91%。⑦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发现，我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债务增长空间，这为下一步优化财政政策、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提供有利条件。
加快货币发行向主权信用模式转变。在出口趋势性回落的背景下，我国的生产方式需尽快从为全球提供中低端工业品，转向为国内提供民生保障、科技创新等相关领域的产品和服务。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需中国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相应改革予以支持，从此前以“外汇占款”为准备资产发行货币，转变为以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为锚定物发行货币。截至2025年9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约5%。⑧从横向比较看，在同一时期，美国以国债发行的货币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重大约是64%，日本的比重是80%。因此，在转变生产方式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应配合财政部发行国债，建立统一、协调的国债管理体系和政策，持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从金融市场购买高等级债券的份额。
推动存量与增量并重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为居民部门增收、减负。一是实施“财富再平衡”。将适合的政府存量财富以一定方式向居民部门“转移”。探索国有资本更好支撑养老、托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充分激活消费潜能。二是实施“债务再平衡”。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的情形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替代相关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具体思路包括，通过结构性减税、补助等方式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持续加大对企业“五险”的补贴力度，由中央政府发债一次性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中小企业的账款；加快推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工作。
改革与调控并举，将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消费倾斜。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支出方面，持续加大对“两重”“两新”和基础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政府支出增加会促使相关领域的需求增加，并直接带动企业部门投资和居民部门消费。在融资方面，加大债券发行力度，在资产端需求旺盛、低利率的环境下，加大各类高等级债券的发行量，包括政策性银行债、国央企债等，大幅增加长期、低利率债券的发行，从而扭转债券市场供需错配的压力。
化解长期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适度让渡政府部门的部分收入给居民部门，系统性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加大政府对科教文卫等中高端服务领域的消费，实现政府对居民的“代位消费”，即由政府分摊居民在科教文卫等领域的部分支出，扩大公共消费支出。
以构建“橄榄型社会”为目标，加快推动税制改革。推进以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为核心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持续加大对生育、养老等基础民生领域支出的税收抵扣额度，逐步推出对科教文卫等服务型消费领域支出的税收抵扣政策。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持续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税负并刺激消费，建议在“十五五”期间分多次将个税起征点从每月5000元提升至10000元。加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完善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缩减社会的存量财富差距。
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持续降低社会的综合融资成本。当前，实施持续降息政策面临多重制约。一方面，近年来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持续降息可能进一步加剧银行业经营压力。另一方面，虽然美联储已明确步入降息周期，但中美利差“倒挂”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本性扭转，对我国货币政策仍形成一定约束。因此，在中国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机构降息的同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加强协同，共同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注资，补充核心资本，缓解商业银行因降息导致的资金压力。为符合条件或重点支持的商业活动，进行融资方面的财政贴息。2025年8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推出《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下一步，可推广至个人购房贷款、中小企业相关贷款等领域。
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稳定并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住房资产是我国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资产类型。近年来住房价格的持续调整，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形成一定压力，也成为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重要原因。尽快遏制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并推动住房价格合理回升，是稳定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环节。对此，可引入国家信用设立房地产市场稳定基金，提振市场预期，降低风险化解成本，并为市场化机构收储运营、房企注资重组等提供资金支持。优化存量房收储机制，赋予地方更大自主权，支持地方政府因城施策，通过变更土地性质或项目用途等方式拓宽房源用途，满足市场需求。同时，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增信等方式拓宽存量房收储的资金来源。在逐步优化高品质住房供给的同时，将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城中村改造作为政策重点支持项目；通过更新改造，提升存量房的居住品质，提高其市场价值，进而稳定并提升存量房市场价格。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项目编号：DF2023YS2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③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相关数据（包括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家具类的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计算得出，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④费兆奇：《拉动消费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中国金融》，2023年第19期。
⑤《2025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15日。
⑦数据来源：《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
125207/125227/125957/5706274/5707022/index.html。
⑧数据来源：根据人民银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相关数据（货币当局对政府债权，与货币当局总资产的比值）计算得出，
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
116219/116319/5570903/5570886/index.html。
责编/靳佳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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