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做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华文明 文明起源 考古工作 古代文明理论
【中图分类号】C95;G122 【文献标识码】A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①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需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有力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何为“文明”
文明有很多种定义，最经典的定义是恩格斯所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也就是说，有了国家，才有文明，才能称为文明社会。但是，怎样通过考古材料判定一个文明，甚至怎么判定一个国家，却见仁见智。
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提出，以城市、文字和礼仪建筑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1968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对此加以补充，提出更加具体的文明标准：一要有城市，且城市的人口在5000人以上；二要有文字，因为没有文字，人类的思想就没办法保存和传播；三要有大型的礼仪建筑，如埃及的金字塔。后来，又有学者加入了冶金术。1985年，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铜器铸造技术这“三个文明的普遍性特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但他其实更强调都城的重要性，因为都城才是国家的集中表现，是文明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城市革命》一文中，特别总结了城市的基本特征，认为具有这十个“抽象标准”，便可以称其为“城市”，也便可以称其为“文明”，因为是“城市革命”才“使文明降生”。这十个“抽象标准”是：一是就规模来讲，第一批城市一定比任何以前的聚落都更大，容纳的人更多，尽管它们可能大大小于现代的村庄。二是在构成和功能方面，城市人民也与任何村庄的人民不同。大多数城市居民很可能仍然是农民，并以耕种城市周围的田地为业，但是所有的城市都一定包容着其他的阶层——他们自己不靠农耕、饲养或者渔猎为生，他们是专职的工匠、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祭师。三是每个主要的生产者都把微不足道的剩余产品作为税收，交给想象中的神或神圣的国王。四是真正巨大的公共建筑不仅把已知的城市与任何乡村区别开来，而且标志着社会剩余的集中，每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都是在从第一个由一个或几个国家级的庙宇集中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五是所有不参加粮食生产的人，起初自然都是由庙宇或王家粮仓储存的剩余粮食供养的，因而他们依靠着庙宇或王室。但是，祭司、国家或战争的统治者和官员们集中起更多的剩余财富并且因此形成“统治阶级”。六是事实上他们被迫发明了文字制度及精确、实用的科学。七是文字的发明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文书的发明，使得闲职人员开始对精密仪器和预测科学——代数学、几何学和天文学进一步精确化。八是由集中的社会剩余财富供养的其他专职人员，转向新的艺术表达方面。九是社会剩余集中的另一个用处在于支付购买本地弄不到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或用于手工业或用于祭礼。正常的“对外”贸易跨越了相当长的距离，这是所有早期文明的特征。十是在城市里，专职工匠既由别人提供给他们工作的原材料，也受到基于地域而非血缘的国家组织的保护②。
这十项城市的抽象标准，虽然是建立在苏美尔、埃及、印度和中美洲文明的考古材料基础之上，但总结的关于文明的核心特征无非也是：城市的出现、人口聚集与专业分工、剩余产品的集中与再分配、社会阶层分化与统治阶级的形成、礼仪性公共建筑的出现、文字与科学技术的萌芽、艺术创作的兴起、长途贸易的开展，以及基于地缘的国家组织的形成。
何为“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5000多年而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③中国考古学从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仰韶文化虽然一直被认为是“中华远古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或至少一个源头，但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多元起源、相互碰撞影响而形成的。如果按照上述有关文明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华文明形成成熟文明的实证，是1928年开始发掘的殷墟以及由此而广为人知的商文明。殷墟虽然属于商代晚期的都城，但它已经是拥有众多人口和都市规模的城市。除了拥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和宗庙区，壕沟环绕的王陵区和开口及四个墓道，面积最大可达1800平方米的陵墓外，殷墟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铸铜、制陶、制玉石器、制骨等手工业作坊；有已经相当成熟的文字制度，更有以块范法铸造青铜器的发达技术，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和产品、原料，等等；长途贸易显然十分发达，当然战争频仍，阶级压迫和暴力也显而易见。它显然具备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可以确定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也因为上述三个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如玉石雕刻、驾马的车子、刻纹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所以“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④。
按照这个思路往前追溯，1951年发现的郑州二里岗文化，因为发现了都城，包括巨大的城垣，城内东北角大片的夯土基址——很可能是宗庙和宫殿建筑，城外包括青铜、制骨、制陶等多处手工业作坊，以及种类繁多的青铜器等，还有零星甲骨文字的发现，可以认定它也是一个都城性质的城市，也有人认为它就是商汤所居的亳都。所以，它自然可以称得上文明。又因为它的陶器和青铜器与殷墟可以排成一个序列，青铜器以及上面的花纹虽然略微简单，但显然是商代艺术的风格，也带有“中国特点”，所以按照夏鼐先生的说法，“二里岗文化够得上称为文明，并且是属于中国文明的商文明”。
1959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大约距今3800—3500年。经过长期讨论，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考古遗存，是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有大型的宫殿建筑，新世纪以来又发现围绕宫殿建筑的宫城，以及大型网格状的道路和围墙，显示已有严整的城市规划和布局；还有王室控制的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甚至有朱砂作坊；以及规模虽然不大，但是随葬品丰富的墓葬，有鼎、斝、盉、爵等青铜礼器，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甲骨文那样的成文文字，只是发现了数十种符号，但也不影响把二里头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文明，而且就是商文明的前身。所以夏鼐先生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殷墟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⑤”
夏鼐先生虽然相信二里头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但他也认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寻找中华文明的起源，应该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下功夫。他当时就是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中，寻找二里头文化和其中各种文化因素的来源的。
中华文明究竟从何时开始
二里头文化之前，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的，就是河南龙山文化及周围地区的龙山文化。狭义的龙山时代，城市林立，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河北、安徽等地，已经发现数以十计的夯土城墙和数以百计的石筑城墙。这些古城多在几万到30万平方米之间，但有的城达到惊人的数百万平方米。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新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夯土城墙。区域系统调查也显示，陶寺遗址群呈现多层级的聚落形态，大的就像陶寺，小的数万甚至数千平方米，聚落分为四个等级，陶寺位居塔尖。考古学家把陶寺遗址分成很多个区，有宫殿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等。还有等级差别明显的墓地，已经发掘的墓葬达到惊人的1000多座，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墓数量仅占1%多一点，中等墓葬占不到12%，小墓约占87%。小墓一无所有，大墓则随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和种类众多的玉、石、骨、蚌器。其中的彩绘龙纹陶盘、石罄、玉石钺和用鳄鱼皮做成鼓面的所谓“鼉鼓”，显示这个社会高度分化、高度分层。同时，战争和暴力的特征也非常显著。出土的众多器物，显示来自不同地区的影响和交流。陶寺显然是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与陶寺年代相当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是石头构筑的城市，由内城、外城和王家居住的皇城台三部分组成。以皇城台为中心，由内向外分为内城和外城。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设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外城城墙的角台与城外的哨所相呼应，城中各部分设施相互连接，彰显了城市设计的整体规划理念。皇城台是一个顶部面积达8万平方米，底部面积达25万平方米，呈金字塔式结构的巍峨建筑。它拥有外墙、墩台、瓮城等建筑要素，工匠在建筑皇城台的过程中，需要把山体削成台阶状，并从远处运来石头加工后垒筑出层层退台、高度达七八十米的护坡石墙。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然是具备集约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大的国家行为⑥。石峁遗址出土大量玉器，皇城台上的玉器，多是掌握占卜祭祀权力的阶层所用的礼仪用器，是服务上层社会的政治工具。从玉料看，大部分来自甘青地区，从器型看，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远距离文化交流甚至贸易的存在。石峁遗址和陶寺一样，也发现了小件的青铜器，甚至发现了铸造青铜环首刀的石范，显示其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石峁显然已经是一个国家，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黄河下游地区虽然没有发现陶寺、石峁这样规模的夯土城或石城，但从已经发现的城墙来看，围绕面积也有可达20多万平方米的，尤其重要的是，在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还曾发现3座大墓，比较完整的大墓面积达27.5平方米。其中有两座墓是两椁一棺，一座墓是一椁一棺，棺椁上都有彩绘，一座两椁一棺的墓葬还有边箱和脚箱，极其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玉器、陶器均很精美，玉钺、玉簪和各种玉质和绿松石质的装饰品，以及作为礼器成对出现的黑陶制品，包括罍、罐、豆、盆、杯、盒、鼎、鬶和大量的鳄鱼甲板——可能是蒙鼓用的鳄鱼皮痕迹，显示墓葬主人身份特殊、地位崇高。这是目前龙山文化发现最奢华的大墓，严文明先生将之称为“王墓”，认为墓葬主人是当地某个小国的国王或者王室的重要成员⑦，虽然在这个地区尚没有发现与之匹配的都城遗址。显然，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家，但可以认为它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已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距今4300—3800年前的龙山时代，城墙林立，战争频仍，阶级分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显示不少地区已经进入国家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那么，龙山时代之前的社会是否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呢？
目前考古发现证明，考古工作开展比较充分的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时代晚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也已经进入初期的文明社会。时间大约是距今5000—4300年前后，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良渚文化。
良渚是一个以莫角山为中心、从内城和外城向外扩展的遗址群。中心的莫角山台城有30万平方米，它外面的一圈城墙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稍晚时代的外城城墙更达近8平方千米。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城墙略呈圆角长方形，南北约1910米、东西约1770米、高约4米，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城墙有内外城河夹抱，城的内外都有河道，并有多个码头通向莫角山。最高等级的贵族住在莫角山的顶部，这也应该是宗庙的所在地。城北部的反山和城外的瑶山、汇观山是人工营建的祭坛和贵族墓地，贵族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和漆器，仅反山M12一座墓葬，就随葬了647件玉器，有人推测，死者“很可能是掌握军权、财权、神权和行政权的国王，而良渚古城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⑧”良渚文化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城市，还有工程浩大的水利工程，制玉手工业作坊和可能比较一致的宗教信仰。良渚的神人兽面纹，遍及太湖周围地区，该地区的一些中心性遗址，如常州圩墩、江阴高城墩、无锡邱城墩、苏州草鞋山、上海福泉山等，也有人工筑造的高土墩作为贵族埋葬专用的坟山，只是规模较小一些，它们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次级中心，良渚都城对这个地方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⑨。显然，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初级国家社会，它也具有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与良渚大约同时期的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差不多同步的发展。以最近持续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为例，该遗址面积达到惊人的600万平方米，还发现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核心区中北部的中心，占地约3600平方米，被9个对称分布的土台三面包围，每个土台边长约40米，被称为“宫城”。“宫城”被长方形夯土“宫墙”包围起来，外面还有壕沟，总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发掘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结构，开中轴对称格局的历史先河。“宫城”内有中央大殿、东西侧殿、祭祀区等，其中的中央大殿，东西长约18米，南北长约35米，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单体建筑。中央大殿之内，还有一个直径达3.2米的大火坛，被认为是祭坛。这个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距今5100—4700年间的南佐遗址，被称为“都邑”，也被认为是与良渚相当的早期国家。发掘者认为，南佐都邑的建筑工程彰显国家力量的存在，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格局突显了王权中心，宫城区内出土的精致贵重文物则揭示出礼制和远距离贸易控制的存在。比如，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作白瓷的瓷土接近，瓷石原料可能来自于南方。绿松石、朱砂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坯、石灰和陶砖的出现，以及“宫城“西侧壕沟内铜刀的出现，则“不排除与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有关”⑩。
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大型遗址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墓葬，如河南巩义双槐树、山东章丘焦家等，也说明它们大约走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出现了大量城址，大多数城址呈方形和长方形，年代大致与良渚相当。以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为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中心的谭家岭发现很多夯土墙，厚达1米，可能是高等级的礼仪性建筑。在邓家湾还发现了宗教活动区，出土包括祭坛、象征陶祖的柱形器、各种各样的陶塑人物和陶塑动物。说明石家河的统治者掌握着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的能力和权力。这意味着长江中游地区也走到了初级文明社会的阶段。
如果说距今5000年前后的黄河和长江地区已经走到了国家社会的初级阶段，有人称之为“古国”或“古国时代”，有人称之为“早期国家”，有人更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初级阶段”，那么距今5000年以前的社会又是什么样？是否还可以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往上追溯？
实际上，过去多年的考古材料，也可以证实在距今5800—5000年前后，包括黄河、长江和西辽河在内的不少地区，已经开启迈向文明的道路，有人甚至认为这当中的某些文化也已经进入“古国阶段”。人们发现，在考古工作比较充分的地区，如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庙底沟文化时期、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晚期，其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的平等社会逐渐变成不平等的社会。例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属于河南灵宝铸鼎原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一分子。在这个聚落群内，最高等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属于二级聚落的西坡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它包括南北壕沟、东西两侧河流环绕的居住区和遗址南壕沟外的墓葬区，遗址和墓葬都显示出阶层的分化。在遗址中心区发现了好几处“大房子”。F105的室内居住面积204平方米，加上回廊，占地面积达到惊人的516平方米，有人推测，这很可能是上层人物居住的地方，也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居民结社集会的场所。F106是一个五边形房子，占地面积296平方米，地面和墙壁都发现有涂朱现象，显示其复杂性。在遗址的西南方发现了一个墓地，发掘了几十座墓葬，墓地显示该社会已出现分化，有的墓葬很大，有的墓葬很小且一无所有。最大的一个墓葬M8（3.95x3.05米），虽然跟同时代东方地区的墓葬相比，随葬品很简陋，不过已经具有棺的雏形，墓葬里面也出土了成组的陶礼器。墓主人的手臂一侧还随葬了一件玉钺，玉钺在此前的中原地区罕有发现。玉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象征男性墓主的征伐之权。
灵宝西坡墓葬M27跟M8大小差不多，都超过了10平方米，但M27更复杂一点，因为它的墓葬上面盖着木板，木板上还铺着麻布，脚端有脚箱，脚箱里放置了成组的陶质明器。墓室用木板和编织物做成，以草拌泥填塞墓室和脚坑。这是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社会分化的一个墓地，过去我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墓穴。从墓葬的体积和随葬品的数量来看，西坡遗址存在着很大差别，很少的一部分人拥有大型墓葬，有比较多的随葬品，大部分人的墓葬很小，随葬品很少，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存在。实际上铸鼎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也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从更宏观的角度显示仰韶中期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所以也有人说这是中原地区文明曙光的所在。
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包括著名的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和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都有非常重要的发现。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600—5300年），位于巢湖通往长江的唯一老河道——裕溪河的中游，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2007年，在这个遗址发现了大墓07M23。发现了层层叠叠的玉石器，还有相当多的陶器，显示这是一个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墓坑的面积大概只有7平方米，随葬器物数量却很惊人，仅玉器就有200多件，还有100余件石器，分了好几层才铺满墓坑。还出土有一种龟形器，实际上可能是玉铃。墓葬填土中还发现一个重88公斤的玉猪，有写意的獠牙、嘴、眼睛、颈项等的雕刻。凌家滩的玉料和玉器是各种各样的，钻孔技术发达，显示了制玉技术的存在，也很可能有专业化的玉器手工业存在；玉料来源复杂，显示它很可能来自于四面八方，一些龙形器和三角形刻纹玉器，显示出它跟周围地区尤其是北方红山文化存在联系。凌家滩文化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最近，在遗址上还发现内外两条环壕，在内壕内发现大型红烧土遗迹1处、祭祀坑1座，出土各类文物500余件。其中祭祀坑出土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30余件。玉器为管、珠、璜、镯、配饰，石器为钺、锛，等等。整个遗址经过了严整的规划，工程浩大，“需要有知识的人设计，还需要有一定规模、高度组织化的社群才能完成。⑪”著名的东山村遗址墓地，也已经出现严重的分化。发掘了9座大型墓葬，不少墓葬都有棺或椁的痕迹。其中的M91，长3.15、宽1.76、深0.5厘米，随葬数以十计的玉石器、成组的陶器和兽骨，不少陶器都是酒器。我们虽然还不能证明此时的崧泽文化已经产生了良渚、石峁那样的国家，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已经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也已经开启了文明化的进程。同时期长江中游从油子岭到屈家岭的社会，如屈家岭、城河遗址等，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过程。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以牛河梁遗址（距今约5600—5000年）为例。它是红山文化的重要遗址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牛河梁所在的区域，考古学家发现了16处祭祀地点组成的遗址群，分布在大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它们最典型的特征是多为积石冢、祭坛或其他大型纪念性建筑。积石冢里面多有贵族墓，且随葬大量玉器。积石冢中间往往有一座大墓，有的周围还有小墓，有的小墓也有玉器，有的则一无所有。一号地点一个半地穴式的遗迹里，出土了真人大小的一个女性塑像，被认为是“女神”，这个地点也被认为是“女神庙”的所在。里面的其他泥塑，竟然还有比真人大两三倍的。虽然还有很多细节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牛河梁遗址群是一处宗教祭祀中心和贵族墓地群。我们虽然不能证实此时已经产生早期国家，但如此规模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地的存在，也许表明红山文化已经脱离最早的平等社会，宗教和祭祀被权贵们掌握，他们可以动员和调集远超出单一部落的力量，从而开启其文明化进程。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二里头文化一路追溯上去，首先可以追溯到距今4300—38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然后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如果从出现广泛的社会分化和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算起，也许还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的中期、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期、红山文化晚期、崧泽文化等所在的公元前四千纪的早中期。这些，都是有充分考古证据支持的。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②戈登·柴尔德著、陈星灿译：《城市革命》，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③《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比利牛斯省举行中法元首小范围会晤》，《人民日报》，2024年5月8日。
④⑤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文集》（上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9页、第411页。
⑥孙周勇：《石峁都邑的发现与研究》，《光明日报》，2024年7月6日。
⑦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严文明文集》（第7卷），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72—376页。
⑧⑨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严文明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年，第35页。
⑩ 韩建业、张小宁、李小龙：《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文物》，2024年第1期。
⑪ 张弛：《是谁营建了凌家滩》，《文物》，2025年第4期。
责编/谷漩 美编/陈媛媛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