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崇德尚义”的处世之道、“和合共生”的包容智慧、“民本惠民”的价值取向以及“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核，与当前全球治理的现实诉求高度契合。
天下为公的治理理想。全球治理倡议将“奉行主权平等”作为核心理念之一，强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均应在全球治理中享有平等参与、决策和受益的权利。《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进一步阐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一理念体现了“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定有序的理想。在全球治理语境下，它意味着国际事务不应由少数强国垄断，而应由各国共同参与。“奉行主权平等”也反映出东西方治理逻辑的差异。西方治理模式常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奉行零和博弈，具有排他性；而中华文化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则追求公平正义、共生共荣的秩序理想。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厚的文明支撑。
崇德尚义的规则秩序。全球治理倡议主张“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全面、充分、完整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这一原则汲取了中华文化“崇德尚义”的价值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崇德尚义思想，重视道德与道义，强调义利并举、以义为先。《论语·阳货》中提出“君子义以为上”，《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都把“义”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在国际治理中，我们倡导公平正义，遵守国际法治，秉持正确义利观，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不断增强国际规则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以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全球治理倡议倡导“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团结协作，反对单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蕴含着中华文化“和合共生”的理念，强调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周易·乾卦·文言》认为人应顺应自然规律，与之和谐共生；《庄子·齐物论》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墨子》弘扬“兼爱”“非攻”，倡导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合”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同发展，体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人类应该通过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
民本惠民的价值取向。全球治理倡议将“倡导以人为本”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前进方向之一，强调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民本思想作为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源远流长。《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奠定了以民为本的理论基础。管仲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老子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以“仁者爱人”阐释仁政内涵，孟子提出养民富民的具体主张。尽管诸子百家治理路径不同，但在重民、爱民、惠民等核心理念上高度一致，共同印证了“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一贯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原则。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导向的伦理基石，凸显了各国人民作为全球发展主体与价值归宿的核心地位。
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全球治理倡议强调“注重行动导向”，主张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的滞后和碎片化。这与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一脉相承。《尚书·说命》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强调“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强调认知的关键在于践行，体现了中华民族注重实践的特质。孔子注重言行一致，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程颐、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强调认知对实践的指导，同时提出“知行相须”的互动关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行动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以行证知、以效验行”的方法论，推动各方在共商中凝聚共识、在共建中落实承诺、在共享中检验成效，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注入强大行动力。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全球治理面临分化与合作的抉择之际，全球治理倡议能够凭借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与契合时代需求的治理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迈向新的高度。（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林莉；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李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