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统性比较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谱系，可以提炼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开放性、系统性、人民性、动态性、适应性、实践性六大特色，以及整体性贫困治理、农户资产与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精准帮扶体系三大突出的普遍性学理性理论贡献。中国反贫困理论既从规模性贡献、共识凝聚与合作赋能三方面，为全球减贫注入关键力量；又因贫困类型多样、减贫周期长，为全球不同规模与类型的减贫实践提供范本。中国不仅以整体性反贫困治理树立全球榜样，而且以系统性的精准施策、内生动力激发等学理经验，丰富全球减贫公共知识资源。
【关键词】中国反贫困理论 国际比较 成功经验 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F323.8/F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1.007
【作者简介】左停，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和治理的有关政策、机构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著作有《乡村振兴与民生保障》（合著）、《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主编）等。
引言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1]作为全球反贫困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历经几代人数十年探索与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形成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脱贫模式，对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意义重大。实践证明，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果经得住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已经成为世界减贫事业的宝贵财富。[2]
伴随着贫困形态的多样化呈现，国际反贫困理论历经单维认知与多维解构，从宏观分析转向微观聚焦的范式变迁，逐步形成跨学科、多层次的理论体系。自瑞典学者冈纳·缪尔达尔提出“反贫困”概念以来，国际贫困研究历经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的研究范式变迁，形成物质／消费的贫困观、能力贫困理论、文化贫困理论、权利贫困理论、社会排斥理论、脆弱性理论、主观贫困理论、多维贫困理论等一系列贫困理论，[3]发展出一系列以经济增长促进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包括均衡增长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多元发展理论、家庭经济反贫困理论等。一方面，在贫困内涵由单维拓展至多维，贫困原因的讨论从个体转变至结构的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形成诸如文化贫困理论、代际传递理论、权利贫困理论、贫困功能论、贫困处境论等反贫困理论；[4]另一方面，国际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反贫困实践，强调从农户个体生计策略、社会资本、社区参与机制等角度破解贫困，推动理论向微观层面延伸。这些理论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与路径参考。在国家层面，贫困治理作为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议题，不同国家基于自身贫困特征、历史文化与制度环境，形成差异化的理论认知与政策实践体系，产生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参考意义的理论成果。但客观而言，国际反贫困理论因适用场景差异、实施条件限制等原因，大多停留在理念与学术探讨的层面，未能真正融入反贫困实践中。
中国作为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既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本国国情形成独特逻辑。在早期绝对贫困治理阶段，中国积极借鉴国际反贫困领域的先进理念与方法，同时结合农村改革进程与贫困地区实际，创新探索出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路径。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始终注重反贫困理论、政策与实践的互动融合，政策实践中涌现的问题推动理论创新，理论突破又指导政策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将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5]
中国反贫困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中，诸多内容超越具体制度语境，体现出一般性与普遍性的理论价值，这正是中国反贫困理论对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贡献。基于此，本研究在多国家案例研究基础上，在国际比较视角下，将中国反贫困理论置于全球贫困治理的谱系中进行系统性比较，提炼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普遍性价值，以及对不同类型贫困反贫困的适应性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与设计减贫路径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中国反贫困理论基本框架的国际比较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系统性反贫困理论，其既与国际反贫困理论存在共性特征，又在贫困背景与治理逻辑方面呈现独特性。本研究从贫困背景、贫困问题、减贫目标、减贫机制、减贫工具、减贫效应六个维度，对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国际实践展开系统性对照。选取亚非拉25个国家，重点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塞拉利昂等作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框架体系，为跨区域减贫经验交流提供重要参照。
贫困背景。中国的贫困类型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型贫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表征，其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主要集中于消除绝对贫困，贫困成因仍以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主。相较而言，国际社会的贫困背景呈现显著多样性，既有发达国家型贫困，亦有发展中国家型贫困；既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亦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既有生产能力不足总体落后的客观背景，亦有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但贫富分化悬殊的情况。
贫困问题。中国脱贫攻坚以消除绝对贫困为根本目标，综合化解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水平。在反贫困实践中注重低收入群体生计能力的重塑与提升，坚持“扶贫先扶志”。国际社会面临的贫困问题则呈现差异化特征，既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仍需应对的绝对贫困，也有发达国家聚焦的相对贫困，同时涵盖收入贫困、支出贫困、能力贫困、主观贫困、权利贫困、多维贫困、制度性贫困、移民贫困等不同贫困类型。
减贫目标。中国反贫困理论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作为核心目标，强调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并通过“高位推动”确保目标落地。国际社会的减贫目标则呈现梯度差异，存在减少贫困、减缓贫困和消除贫困等不同的反贫困目标定位。各国对贫困的容忍程度与干预程度不同，有的国家强调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有的国家重在减缓贫困程度。此外，中国的贫困治理以农村为重点区域，而国际社会的贫困覆盖范围既包括农村贫困，也涵盖城市贫困，且贫困层次的差异更为显著。
减贫机制。中国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反贫困主体都已从政府为主转变为多方主体。但不同国家因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主体作用存在强弱之分，从而对减贫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
减贫工具。中国既有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型工具，也有针对特定群体的特惠型工具；既有立足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工具，也有着眼于社会经济政策调整的减贫工具。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最低生活保障提质扩面，形成类型多样的反贫困工具包。国际社会的减贫工具同样丰富，例如，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印度通过“技能培训计划”提升贫困人口就业能力，坦桑尼亚通过“农业补贴政策”支持小农发展，这些工具与中国的实践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共同体现“工具选择与贫困类型相适配”的逻辑。
减贫效应。中国不仅着力于解决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注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在反贫困实践中扎实推进欠发达地区人居环境改善和营商环境优化，尤其注重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减贫实践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国际社会的减贫效应则因目标与机制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对贫困关注范围、贫困问题的回应性与治理有效性、是否实现可持续脱贫、能否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提升脱贫能力和生活信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例如，部分国家在贫困人口瞄准精度上有待提升，部分国家仅聚焦解决短期生存贫困问题，未从根本上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贫困治理缺乏可持续性。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反贫困理论的特色
中国反贫困理论包括理论及相关应用体系，涵盖理论、政策与实践经验，三者协同互促，同频共振。相较于国际反贫困理论既有共性特征，又具有其独特性表现。从国际比较视野看，这一理论体系的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性、系统性、人民性、长期性、适应性与实践性六个方面。
坚持开放性，立足中国实际、兼收并蓄。中国反贫困理论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与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根植于丰富的反贫困实践，依托中国稳定的政治秩序与一以贯之的执政方针，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均将反贫困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与关键性环节予以推进。总体而言，中国反贫困理论的产生、调整、优化与完善，无不与时代关切和具体实际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此外，中国始终将反贫困作为关键议题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6]
坚持系统性，统筹推进、整体优化。中国反贫困理论注重整体推进，将反贫困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统筹推进，而不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局部化解方案。中国反贫困理论既有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整体脱贫方案，亦有针对贫困人口的精准减贫举措。于反贫困保障体系而言，不仅有“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系保障，也逐步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支撑、共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于反贫困政策举措而言，既有促进增收的收入倍增型政策，也有缓解支出压力的支出型政策，更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提升整体发展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反贫困政策。于反贫困制度机制而言，既有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机制，也有贫困监测、预防返贫的机制，以及反贫困成果巩固拓展的保障机制，由此形成一整套体系完善的反贫困机制。
坚持人民性，促进特殊群体全面发展。中国反贫困理论中的人民性并非抽象意义上的人民，而是切实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中心位置，[7]集中，体现在人民权利的保障上，具体体现为以生存权、社会权和发展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利谱系。其中，生存权属于基础要件。社会权则是一种要求国家主动介入的积极权利，强调对“社会经济上的弱者给予更加丰厚的保护”，使其“能与其他国民享受同等自由与生存保障”，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实质平等”。发展权要求国家更加关注导致社会成员处于特殊处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并逐渐消除造成特殊处境的诸项因素，从而于根源处实现对社会特殊群体的保障。
坚持长期性，动态推进、梯度优化。中国反贫困理论经历持续推进、不断完善的过程，从经验到实践，进而抽象形成理论指导实践，最终上升为政策，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新问题和新思路不断涌现，并反馈至反贫困理论，从而推动理论的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同时，中国反贫困理论在“全国一盘棋”的扶贫战略中，坚持不同阶段的动态性调整与不同地区的适应性创新相结合，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贫困表现，采取与同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契合的减贫举措，体现出反贫困理论的积累性与递进性，将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分阶段逐步解决。国际反贫困理论往往聚焦贫困识别、贫困成因解释、贫困问题的宏观破解或微观改善的某一方面，实践中即使能较好解决当前环节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理论衔接过程中产生的转换衔接成本。
坚持适应性，注重精准施策。中国反贫困理论的实践表征体现为针对多种情景下的差异化和适应性，是多架构的理论。一方面坚持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地方的差异性和创新性，在统筹标准下建立多级别、差异化的地方扶贫模式。此外，中国反贫困理论的适应性还体现在对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瞄准对象的及时性反馈。中国反贫困理论中的贫困识别瞄准机制，是随着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和贫困对象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既考虑致贫的地域性因素，又考虑个体因素。反观部分国际反贫困理论，趋于简单与过于抽象化，难以适应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实践，即使是同为低收入国家，不同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基本情况与发展障碍并不相同，直接套用国际低收入国家反贫困理论，往往出现水土不服症状。中国反贫困理论不仅有科学严谨的顶层设计，也有扎实有效的微观实践，政策工具箱中涵盖多样化与差异性的反贫困工具，保障反贫困的适应性和精准性。
重视实践性、可操作性。中国反贫困理论是着眼当下、知行合一的理论。中国反贫困理论中对贫困的认知与解决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不是纯理论，也不是空理论，不同阶段都有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和操作可行的政策体系。不同阶段反贫困政策的实施重点均是对中国反贫困理论的现实关切与实践体现。中国反贫困理论在长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而部分国家长期照搬世界银行等通行贫困标准，导致贫困人口规模过大，陷入制度僵化的漩涡。简言之，中国反贫困理论的实践性深刻体现于对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准确把握，反贫困理论既是抽象的、指导全局的科学指引，也是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中国反贫困理论的学理性贡献
中国反贫困理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将脱贫攻坚嵌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形成兼具统一指导理念与系统性实施路径的理论框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贫困治理体系，实现宏观设计与微观实践的深度协同。同时，聚焦农户资产积累与能力建设，将反贫困的着力点深植于个体发展权的实现。尤为重要的是，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之后，中国设立五年的过渡期，推动反贫困工作重心从“治理贫困”转向“预防贫困”，并启动以相对贫困治理为目标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这项工作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为全球反贫困理论贡献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宏观视角：调动扶贫资源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作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中宏观资源调配的核心逻辑，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协同机制，将分散的扶贫要素整合为统一的治理合力，为脱贫攻坚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首先，以凝聚减贫共识为逻辑起点，推动贫困地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通过凝聚全党全社会对减贫目标、路径与价值的认知，统一减贫发展思想理论，将减贫理念贯穿发展战略顶层设计，明确脱贫攻坚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以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为支撑，整合分散的政策资源、项目资金与社会力量，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协同、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聚焦重点，将贫困问题列为优先解决的重大任务，通过目标层层传导、责任逐级压实，解决落后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过程中，脱贫攻坚与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互动耦合的有机系统，这种以共识促行动、以攻坚带全局的治理模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贫困障碍，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民生根基。
其次，以构建回应性治理体系为基石，为脱贫攻坚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中国构建的回应性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对脱贫攻坚目标、扶贫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及广大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主动回应。[8]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通过多重制度创新构建回应性治理体系。建立跨部门领导小组制度与“双组长”制度，确保从中央到地方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权责统一与行动协同；推行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制度，以层级化责任绑定推动扶贫工作实质见效；实施第一书记与驻村工作队制度，解决贫困村“软、散、乱、穷”的治理痛点；完善严格的检查与退出考核制度，全流程、全方位评估监督，客观呈现精准扶贫成效，切实提升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实效性与可持续性。
再次，以财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为支撑，创新扶贫投入机制。财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政策的核心，是构建“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为提升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与国家支农政策效能，201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鼓励贫困县根据行业内资金整合与行业间资金统筹的工作思路，因地制宜开展多层级、多形式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这一政策设计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全面调动资源与聚焦重点，以压倒性优势解决扶贫资金使用中的分散化、碎片化问题，为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重要财政支撑。
此外，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打造多部门参与的多维扶贫格局，推动扶贫理念主流化。贫困的多维性决定治理主体与治理手段必须多样化。中国通过将产业发展、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保障兜底、社会扶贫等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多部门协同攻克贫困难题，形成覆盖贫困人口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全方位帮扶体系。中国通过加强社会扶贫体制建设，推进社会扶贫工作创新，释放社会扶贫的潜力与活力。自2013年起，中央持续强化社会扶贫，推进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搭建中国社会扶贫网、深入推广消费扶贫、创新扶贫公益慈善品牌，充分调动全社会扶贫积极性，以政策引导与实践创新为贫困地区带去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更通过持续的社会关注与互动，营造扶弱济困的社会氛围。
微观视角：推动农户资产与能力建设。农户资产与能力建设是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中从微观视角切入、推动农户脱贫的核心维度。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针对性举措强化农户的生计基础、资源转化能力、人力资本水平、资产积累效率与资本获取渠道，激发农户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首先，着力形成有益于特殊群体的包容性经济环境与结构。中国在反贫困实践中，始终注重将脱贫攻坚与乡村县域发展有机结合，将减贫嵌入经济发展全过程。这一导向在政策设计中体现为三个层面的衔接：时间维度上，实现不同发展阶段脱贫安排的有机衔接，避免政策断层；空间维度上，推动扶贫与发展深度融合、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平衡发展，防止出现“政策洼地”与“发展差距”；目标维度上，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不仅通过设立扶贫车间、建设光伏电站等措施，满足精准扶贫阶段的特殊需求，快速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也通过农民能力培训、当地发展环境培育等措施着眼长远，为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最终通过鼓励劳动力外出就业、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推动资源转化等途径，逐步形成并优化关注特殊群体的包容性经济环境与结构。
其次，强化农业发展基础，提升农户资源转化能力。农业作为贫困地区多数农户的核心生计来源，其发展质量直接决定农户的基本生存保障能力。实践中，中国通过推行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优质农产品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举措，不仅筑牢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的物质基础，更显著提升农户的生计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当农户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切实保障后，其参与反贫困实践与后续发展的积极性被充分激发，为后续能力提升与资产积累奠定基础。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但传统发展模式下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中国通过创新资源转化路径，依托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模式盘活村集体资产，整合农村闲置土地、房屋等优势资源进行调配与组合；同时以农家乐、牧家乐等物质载体，结合地方民俗、传统技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农户生计资产从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的转化。
再次，以农民“志智双扶”为核心抓手，以农户资产建设为引擎，提升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志智双扶”是中国反贫困实践中人力资本投资的创新形式。“扶志”通过思想引导、典型示范等方式破除消极心态，激发农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扶智”则通过基础教育普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提升农户的文化素养与生产经营能力。二者协同发力，既解决“想脱贫”的意愿问题，又解决“能脱贫”的能力问题。中国通过多举措提升农户的资产积累与管理能力，进而实现农户内部生产的可持续性，形成“资产增值-生产扩大-收入增长-资产积累”的良性内部循环。这种内部的循环模式有利于农户摆脱对外部帮扶的过度依赖，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导力量，显著提升脱贫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优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聚焦致贫风险、欠发达地区与特殊群体。优化帮扶政策体系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政府不断优化调整创新帮扶政策体系，着力做好政策衔接。在瞄准绝对贫困的同时，在不同阶段适时开展贫困预防、欠发达地区帮扶等工作，既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建设基础，也极大提升反贫困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以动态监测预警推动防返贫治理精准化，建立和完善常态化防贫机制。中国将防返贫监测预警作为防返贫的首要环节，聚焦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及突发严重困难户等重点群体，结合区域特征与群体差异精准识别返贫风险点，通过系统性机制构建，实现对返贫风险的“早发现、早干预、早阻断”，为防返贫治理奠定基础。
其次，以风险消除为核心，提升防返贫风险韧性，构建防返贫长效机制。在将风险识别与监测作为前置环节的基础上，聚焦风险消除的核心目标，通过构建“识别-评估-干预-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动态防控，在精准识别重点群体后，运用贫困脆弱性评估模型、多维贫困指数等工具，从收入稳定性、就业质量、健康保障、教育获得等维度量化风险等级，基于评估结果实施分层分类干预。同时建立干预效果动态反馈机制，持续优化策略，确保返贫风险得到系统性、根源性消除。“风险消除”并非仅局限于风险损失补偿，更强调对事前风险的治理，在对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实施兜底保障基础上，通过提升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增强事前的抗风险韧性。实践中，中国通过两条路径实现这一目标：硬件支撑层面，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因设施短缺或服务不足导致的风险暴露度；能力培育层面，持续强化产业帮扶与就业帮扶，帮助农户构建稳定的收入来源，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与应对风险的“缓冲能力”。
再次，聚焦农村欠发达地区，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当前，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欠发达地区仍是相对贫困的主要分布场域，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也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基于此，中国强调以“农村为重点、常态化帮扶为核心”构建帮扶机制，依托驻村工作队、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基层力量提供精准服务，结合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创造发展机会，既防止返贫现象发生，又为其稳定提升生活条件提供系统化、长期化的解决方案。[9]
此外，完善从贫困人口到低收入人口的帮扶政策体系，建立有效帮扶机制。从群体异质性看，农村低收入人口包含两类核心群体：一类是发展性困难群体，另一类是生理性困难群体。其中，发展性困难群体是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发展能力的重点对象。基于此，中国强调针对该群体实施能力建设、机会创造、主观能动性激活的递进式帮扶策略，通过订单式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产业带动等措施，系统性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从实践路径看，低收入人口帮扶政策覆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产业就业等多个领域，形成兜底救济、社会支持、经济帮扶等多维政策体系。各地区在这一框架下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差异化帮扶机制，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衔接。
中国脱贫模式及其经验的世界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数十年反贫困实践中，立足本土贫困特征，构建起覆盖不同阶段、适配不同区域，包含多样模式的动态减贫体系，积累了具有实践深度与理论价值的脱贫经验。从空间维度看，中国疆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其贫困类型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使中国在应对不同类型贫困时探索出的实践路径，能够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治理需求形成对应。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数十年的反贫困进程覆盖从低收入阶段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完整发展周期，其减贫方略的动态调整与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阶段相呼应。
以规模价值、共识凝聚与合作赋能，为全球减贫注入中国力量。从全球减贫的规模性贡献来看，中国是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减贫成效最显著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贫方面的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底，中国全面兑现“现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的承诺，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极端贫困”的核心目标。这一实践以超大规模减贫的事实证明，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与精准化治理行动，即使是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差异明显的国家，也能实现贫困的整体性消除，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行的实践范本。
从国际减贫共识的凝聚来看，中国反贫困实践的创新逻辑与治理经验，为弥合全球减贫治理分歧、形成集体行动共识奠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推动建立以减贫为核心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凝聚国际发展共识。
从国际减贫合作赋能来看，中国致力于构建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国际减贫事业，如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与各国共享减贫经验信息，推动合作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在贫困治理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通过提供国际援助，深化农业、教育、妇女儿童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推动以国家主导的反贫困整体性治理，为全球减贫树立榜样。中国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减贫合作范式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治理模式的重大创新。一方面，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方主体协同治理的大扶贫格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这一体系高效运行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激发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构建党政主导、行业协同、社会参与、群众主体，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10]中国反贫困实践以党领导下的多方协同共治打破贫困不可根治的认知误区，证明贫困问题虽具顽固性，但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制度保障、投入有效资源，可以通过多方主体的协同联动根本性解决贫困问题。
聚焦主要矛盾、创新多方共治的体制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方主体协同治理的一大重要特色，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多主体参与模式的核心特征。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存在多主体参与的情形，但由于目标利益的不一致性，多主体参与的效率低、成效有限。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减贫工作提供关键支撑。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创新是中国扶贫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创造性地将任务型组织规模化、系统化地应用于贫困治理，通过对精准扶贫的落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系统性理论成果与学理经验，为世界减贫提供丰富的公共知识资源。中国因空间上贫困类型多样、时间上减贫周期较长，其理论与实践成果能够与全球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贫困治理需求形成深度呼应，从生产力不足型贫困到相对贫困，从贫困治理到预防贫困，均能提供可迁移的学理思路与实践方案，进而丰富全球贫困治理的公共知识资源。
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与激发内生动力的实践逻辑，进一步丰富全球减贫理论的价值维度与实践路径。中国减贫理论始终将“保障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核心出发点，通过收入分配优化、社会保障完善、就业机会供给等政策协同，将民生改善与共同富裕目标紧密结合。
精准扶贫思想为提升全球减贫效能提供新的学理框架。精准扶贫思想的核心是构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精准退出、精准脱贫的全链条治理逻辑。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两方面：通过建档立卡与动态调整机制实现贫困对象的精准锁定；强调“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不同贫困类型匹配差异化方案。从国际实践看，印度、巴西等国在制定扶贫政策时，已借鉴中国依据贫困成因施策的逻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亦通过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减贫方面的培训，推动精准扶贫的学理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的脱贫实践证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阻隔贫困代际传递是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重要实践路径。中国的脱贫实践不仅关注物质层面的援助，更重视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精神面貌。这些做法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反贫困模式，即通过教育、培训和心理干预实现可持续脱贫。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引入中国的扶贫模式，希望通过教育和心理支持来减少贫困的发生率。这些成果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异化的减贫方案，更有力推动中国反贫困理论体系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学理赋能。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脱贫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其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LLGLA013）
注释
[1]习近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关于“抗击饥饿与贫困”议题的讲话》，2024年11月18日，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746/202412/content_6991663.html。
[2]韩俊：《准确全面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世界意义》，2025年1月15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501/content_6998727.htm。
[3]黄承伟、刘欣：《“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4]杨立雄、魏珍：《理论式微与治理转向：论新世纪以来西方贫困研究的“贫困”》，《社会保障研究》，2023年第5期。
[5]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25/content_5588869.htm。
[6]宋洪远、江帆：《中国与世界反贫困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历史比较研究》，《经济评论》，2023年第3期。
[7]李娜：《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进程中“人民至上”逻辑》，《重庆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8]左停、李世雄、史志乐：《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国脱贫治理经验的基本面》，《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9]左停：《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领域》，《国家治理》，2023年第11期。
[10]吴高辉、岳经纶：《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
China's Successful Anti-Poverty Experie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Its Global Significance
Zuo Ti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It extracts six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namely openness, systematicity, populism, dynamism, adapt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as well as three universal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verall poverty governance, rural asset and capacity building, and poverty prevention and targeted assistance. The Chinese anti-poverty theory injects key forces in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scale contribution, consensus building, and cooperation empowerment.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overty types and long poverty reduction cycles, it provides a model for poverty reduction practices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types worldwide; At the same time, by setting an example with the co governance pattern of holistic governance, and enriching the global public knowledge resourc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oretical experience such as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ndogenous motivation stimulation.
Keywords: China's anti-poverty theo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uccessful experience, world significance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