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使命。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在本源性和内生性两个维度实现“制”“治”有机结合：科学认识贫困根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本源性“制”“治”结合；精准剖析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实施扶贫方略，实现内生性“制”“治”结合。中国“制”“治”结合的反贫困模式，形成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扶贫方式方法四项宝贵经验。这一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全球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反贫困 “制”“治”结合 中国实践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1.006
【作者简介】蒋永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产业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农业支持体系论》、《新中国“三农”十大理论问题研究：70年发展与变迁》（合著）、《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百年探索（1921-2021）》（合著）等。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反贫困的正确道路。2021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奇迹般地创造全球减贫史上令人瞩目的脱贫成就。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治”有机结合的独特优势。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需系统总结反贫困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反贫困理论，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西方反贫困的逻辑困境：“制”“治”割裂
西方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并随着贫困问题的扩散而逐渐系统化。从色诺芬关注家庭财富管理，到亚当·斯密提出“最低工资”概念，再到“涓滴效应”理论、“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贫困的成因及其治理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界逐步形成立场各异、观点多样的减贫理论体系。然而，这些研究与实践始终将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作为逻辑前提，忽视资本主义社会本源性的贫困问题，最终导致反贫困制度与治理割裂的逻辑困境。
西方反贫困思想的基本观点。贫困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难题。西方学者围绕贫困的丰富内涵、生成机理和治理方式等问题作出大量研究，形成纷繁复杂的反贫困理论体系。在内涵层面，西方学者们强调“主观贫困”“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移民贫困”等多维概念。
“主观贫困”这一概念最初以主观贫困线的形式出现，旨在反思客观贫困线的局限：其不再仅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对贫困概念进行严格量化，而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比如经济贫困线、一定水准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个体自觉精神得到慰藉的水准等相对性指标，衡量个体所产生的剥夺感。[2]“权利贫困”论者从政治学的赋权理论出发，把贫困归因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和基本人权的缺失。阿马蒂亚·森作为权利贫困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权利的贫困”这一命题，认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同样存在贫困，说明贫困不仅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权利享用状况有关。相当一部分贫困与饥荒的产生，与其说直接来自食物的供给不足，不如说是这部分贫困人口未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3]该派学者普遍认为，穷人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被边缘化，因而贫困渐渐演变成持久的、能够代际传递的现象。在权利贫困理论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等学者更进一步分析贫困人口能力的提升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意义。权利贫困理论将权利的缺失作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认为，权利缺失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反贫能力较低，而这正是催生贫困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从能力角度定义贫困，比单纯从收入水平定义更为合理和深刻，“能力贫困”这一观点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还有一部分学者针对移民群体在迁入国遭遇的经济劣势、社会排斥与贫困现象，提出“移民贫困”的理论视角。该视角并非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理论，而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排斥、文化匹配、劣势累积等多个维度，说明移民及其后代为何更易陷入贫困。
西方反贫困实践的效果与局限审视。纵观发展历程，西方在反贫困思想指导下的系列实践，在缓解绝对贫困与提升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比如，20世纪60年代，在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面的反贫困行动计划，提出“向贫困开战”[4]。为保障更多低收入群体参与反贫困事业，通过职业培训而非单纯再分配帮助低收入者就业；20世纪80年代，法国为解决移民、教育机会不平等、都市犯罪等问题，在部分贫困地区实施“教育优先区”政策，旨在以普惠性的教育政策缩小教育机会不均，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然而，西方主流的反贫困思想常聚焦解决表象问题，未能深入剖析并撼动导致贫困的结构性、系统性根源。比如，能力贫困理论与权利贫困理论强调贫困人口的能力与权利问题，但未充分研究造成贫困人口权利能力缺失的制度性根源，短期的贫困人口帮扶教育措施难以抵消持续性的制度困境。再比如，由于收入分配的模糊性，主观贫困线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入21世纪才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因而主观贫困界定存在明显的“富国利益当道”倾向。再者，西方反贫困实践常表现为周期性政策。美国自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贫困率始终在10%至16%之间波动，黄金年代贫困率下降的趋势并没有长期持续。[5]据统计，2024年美国仍有4000多万人生活贫困，超过70万人无家可归，13.5%的家庭面临食物短缺问题，1380万儿童生活在三餐不继的家庭。[6]可见，西方反贫困实践虽能短期内实现贫困率下降，但始终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消除绝对贫困。
西方反贫困实践中的“制”“治”割裂困境。治理效果的优劣，根本上取决于制度是否科学和完善。[7]反贫困既要激活制度优势，又要提升治理效能，更需制度与治理同频共振、持续发力。西方反贫困实践中的“制”“治”割裂，根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与贫困生成之间根本关联的回避，导致反贫困政策难以实现“制”“治”有效结合。
一方面，不从基本制度上探寻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必然无力消除贫困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无法阻断贫困的持续再生，还会降低反贫困政策的外部实施效能。西方反贫困理论始终坚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讨论贫困问题，认为破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属于减贫的路径选择。如“涓滴效应”减贫思想认为，尽管处于经济链条末端的低收入群体，仅能从中间接获取占比有限的收益，但伴随经济体量的持续扩张，那些自上而下流动的发展红利，会如细流渗透般逐步惠及这一群体，最终促成整体民生水平随经济增长同步提升的良性态势。持该观念者实际上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穷人始终处于被剥削地位，但其并未试图改变这种“剥削”事实，而是期望通过“水涨船高”来实现减贫。因而，西方反贫困理论是在合理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衍生出各种经济理论与模型，以帮助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修正”，这也使得大多数理论机制成为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部分反贫困政策可能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某些方面产生冲突，降低反贫困政策的内部运行效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在于“资本优先”与“市场主导”，而西方反贫困理论主张通过赋权、再分配干预等手段，以人为因素打破市场自发形成的财富两极分化。这种主张与制度根基存在内在矛盾，导致相关制度设计呈现妥协性，效果也呈现短期性与反复性，最终陷入“制”“治”偏离，造成政策变形、执行梗阻、效果递减。具体体现在：其一，再分配干预与资本积累逻辑冲突。如西方各国推进的“收入再分配”力图在不改变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调整“分配”实现减贫。福利经济学者在研究生产要素配置问题时，曾产生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改革的倾向，但最终选择改善劳动者生活福利条件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由此观之，资本天然的逐利性必然压缩劳动力成本，但反贫困理论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再分配手段，将资本积累的部分收益转移给低收入群体，这就触及资本的核心利益，形成资本逻辑与反贫困再分配逻辑的冲突。其二，贫困人口权利保障与市场排斥存在张力。西方贫困理论中的“赋权”反贫困理论将保护贫困人口的权利作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但其权利不包括贫困人口依据自身意愿实现发展的全部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倾向于雇佣技能熟练、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贫困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教育背景和技能培训，容易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最终只能从事低薪、不稳定的工作，甚至面临长期失业。这与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享有的平等就业机会和获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保障形成冲突。
反贫困过程中“制”与“治”脱节必然会造成治标不治本的困境。阿马蒂亚·森曾提到，“在我们的贫困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且这一内核源于基本社会制度，这从根本上说明西方学术界对贫困问题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持回避态度。在解释贫困问题时，西方学者往往忽略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仅关注从复杂社会关系抽离出来的单个个体与具体制度，试图通过具体制度的变革和设计来实现对抽象个体的“赋权”或者“纠偏”。如多维主义愈发倾向制定类目多样的贫困指标来衡量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始终无法触及贫困问题的本质，难以避免研究的“内卷化”问题。西方治理实践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产生的兼容性难题，并非抽象的理论矛盾，而是直接表现为政策运行中的效率损耗。资本主义的贫困本质是资本剥削、市场垄断等制度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贫困，但西方反贫困实践始终回避制度这一核心命题，无法从根本上降低贫困率，最终造成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的严重脱节。因此，走好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要理性认识西方反贫困思想与实践的科学性、局限性，始终坚持“制”“治”结合，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持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的伟大实践
与西方反贫困过程中陷入“制”“治”难以弥合的困境不同，中国特色“制”“治”结合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已然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本源性和内生性两个维度实现“制”与“治”的有机结合。
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历史性成就。我国推进“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反贫困的斗争史。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坚持同贫困作斗争，[8]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1921年至1949年，我国初步酝酿反贫困事业。这一阶段，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领导人民摆脱贫困、过上繁荣富裕的生活创造根本政治前提。[9]1949年至1978年，我国积极探索反贫困实践，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以“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各项民生事业建设救济特困群体，为摆脱贫困筑牢制度根基。1978年至2012年，我国反贫困事业加速推进，不断调整反贫困治理方式，持续推动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体制改革和开发式扶贫方针，逐步解决农民贫困问题。2012年至2020年，我国进入攻坚冲刺期。针对“漫灌式扶贫”模式问题，我国反贫困实践聚焦治理实践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打响脱贫攻坚战。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我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帮扶500多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风险，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达3305.2万人，2024年前三季度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同比实际增长6.5%，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11]
中国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样本，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2021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盛赞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12]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脱贫攻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功，其成功源于采取多种促进经济发展与减贫的方法。[13]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高度赞赏中国在消除贫困工作中取得的辉煌成果。[14]多家国际机构相关负责人肯定中国减贫成就，既体现全球对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认可，更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模式的理解和认同。
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实践逻辑。制度是贫困治理的基础性支撑，要取得反贫困的最终胜利，须科学认识造成贫困问题的本源。贫困问题的形成，根源于私有制下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双向极化，因此，反贫困只有通过推翻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
马克思对于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作出科学论断，始终坚持在生产关系变革中分析贫困问题，认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导致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贫困积累过程，而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深刻揭示贫困的生发机制，明确贫困问题并不是简单源于劳动者个体层面或某一具体制度，而是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制约。因此，要彻底消除贫困，只能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出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始终坚持“制”“治”结合，不断提升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能和运行效率。
科学认识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实现本源性“制”“治”有机结合。为改变积弱积贫的境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根本来源的观点，基于贫困源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清晰认识，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压迫。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国内生产总值为1030.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87.1%，农业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326亿元增至1978年的1567亿元。[15]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本源性“制”“治”结合，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独特优势初步显现。然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人口基数大、部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贫困人口自我造血功能缺乏，使贫困问题仍在相当长时期内延续，救济式扶贫难触根本。党和国家在推进减贫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作为基本依据，力求从根本上破解贫困难题。[16]1978年，肇始于农村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破除生产力发展桎梏，通过推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扭转了农村地区贫困状况。1985年全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17]普惠性质的制度反贫困取得良好效果。据统计，1979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远超同期世界年均2.8％的经济增速。[1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基本每1至2年就突破一个10万亿元的关口。[19]党和国家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反贫困政策，持续推动反贫困实践中“制”“治”有机结合，不断夯实消除绝对贫困的制度基础，最终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精准剖析造成贫困的具体原因，实现内生性“制”“治”有机结合。贫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只有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始终确保反贫困实践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诉求，但由于贫困形态的不断演进，扶贫方针也需作出动态调整。针对我国贫困问题由普遍性贫困转向区域性分化的现象，为缓解贫富悬殊、增强“先富帮后富”的“涓滴效应”，1986年，我国将救济式扶贫转为开发式扶贫，建立扶贫开发激励考核机制，推动扶贫工作常态化、组织化和专业化。随后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等政策文件，依托体制机制变革与开发式扶贫策略，成功破解贫困治理的核心难题，推动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2008年的贫困标准，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仅2.8%。[20]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经济形势、贫困标准和贫困特征的新变化，党和国家精准分析致贫因素，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精准识别扶贫对象、适应每户具体情况的项目安排、资金靶向滴灌、一户一策、全过程动态管理，既确保脱贫成效，又避免资源浪费。这一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扶贫主体、方式、内容上形成系统性推进格局。在主体层面，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的大扶贫格局，累计选派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在方式层面，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源互补优势。深入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广泛协作扶贫、促进“输血式”生计扶贫与“造血式”发展扶贫紧密结合、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形成跨区域、多层次、可持续的扶贫协同体系。在内容层面，显著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联动优势。综合运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实行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到2020年末，我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一历史性壮举正是基于“精细化管理、精确化配置”，科学分析致贫原因和扶贫方略，最终实现精准施策，绘就扶贫良图。
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的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以“制”“治”结合为核心，在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双向转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拓展，既形成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更以反贫困历史经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路径指引与实践支撑。中国“制”“治”结合反贫困可以归纳成四项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既应长期坚持，亦需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筑牢“制”“治”结合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1]党的领导为反贫困工作实现“制”“治”结合提供根本保障，确保其兼具科学性、协同性和组织性。
在科学性上，中国共产党能够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科学的战略谋定全局，以科学的思维化解矛盾，确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准确判断贫困产生的根源与具体成因，作出制度安排，从源头消除绝对贫困。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即确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私有制的奋斗目标；在分析中国贫困问题时，运用科学方法揭示贫困人口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与生产力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反贫困路径；在研究贫困问题时，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既从时间场域研判我国贫困所处历史阶段，也从空间场域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贫困现象；在精准扶贫实施阶段，紧扣脱贫与返贫常态化斗争中的关键问题，以精准识贫、精准脱贫、精准退出牢牢把握反贫困斗争中的“扶谁、怎么扶、如何退”等关键问题，将坚持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与乡村组织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化解脱贫攻坚中的难点与痛点。
在协同性上，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推动贫困治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互契合、协同运转，持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面对不同减贫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协同联动，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建的减贫体系，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强大的组织号召力构建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减贫体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更须在党的领导下持续推动实践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
在组织性上，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基层党组织转化为反贫困人才支撑。广大的农村地区始终是反贫困的“前线”，也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以十八洞村为例，为办好贫困地区事务，湖南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压实脱贫攻坚责任，驻村的三任扶贫队长和第一书记接力奋斗，更以“制”“治”结合为支撑，为后续乡村全面振兴铺就坚实基础。十八洞村的治理实践只是一个缩影，我国反贫困治理实践表明，要想确保反贫困治理效能，只有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始终冲锋一线，才能将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扶贫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必须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以党的组织优势动员、团结和凝聚群众力量。
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确保“制”“治”结合反贫困的正确方向。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不仅印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绝对贫困，也证明反贫困治理实践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性质，才能实现制度保障与治理效能的融合与落地。
“制”“治”结合反贫困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问题伴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西方发达国家以是否缓和社会矛盾、是否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反贫困成效检验标准，直接造成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难以全面惠及社会最底层的低收入群体，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下反贫困政策面临的核心结构性困境，使其始终无法实现反贫困“制”与“治”的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反贫困工作的制度基础，并坚持依靠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筑牢减贫事业的制度保障，并在反贫困实践中取得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愈发重视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制度潜能，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能。加快推进脱贫攻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正是“制”“治”结合反贫困理论生成和实践动员的核心基点。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我国以脱贫攻坚过程中“每一位群众是否切实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与实惠”为评判标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低收入群体；通过创新制度设计，推进扶贫政策精细化、标准化、体系化；凭借与时俱进的治理方略，实现制度保障与治理实践的同频共振。
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仍需坚持走“制”“治”结合反贫困之路。一方面，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持续完善支持减贫的税收优惠政策，创新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扶贫开发；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调动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大扶贫格局。另一方面，需以相对贫困治理中发现的问题为导向反哺制度完善，以制度的迭代升级提升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制”“治”有机结合。贫困治理过程既是消除贫困、追求富裕的过程，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实现“制”与“治”同向同行，必须以治理实践推动制度体系动态适配、不断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内在依托。在反贫困实践中，我们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内生动力，使其成为“制”“治”结合反贫困的积极参与者与成果共享者。
一方面，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中国反贫困实践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人民，从“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视角，将反贫困作为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事业。在制度目标层面，我国以“两不愁三保障”为综合目标，聚焦建档立卡户的获得感，确保减贫成果真正惠及困难群体；在治理方式层面，我国围绕“五个一批”工程，推出让建档立卡户直接受益、最大限度摆脱自身发展束缚的反贫困举措。中国的减贫成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群众既是推进反贫困制度落地的重要主体，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力量。在推进“制”“治”结合过程中，我国尤为注重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一是增强脱贫意识，让贫困人口成为减贫主体，提高脱贫致富能力，从而最终实现脱贫。[22]二是提升脱贫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力推进就业扶贫，通过开展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健全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对接机制，促进贫困人口外出务工；通过发展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地就业。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衡量反贫困成效的标准。“制”“治”结合是否有效，既要看生产生活条件是否改善，也要看能否赢得人民的广泛拥护和主动参与。我国脱贫攻坚战始终以群众是否得到真正实惠为检验标准，以全体人民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底线任务。经过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实现，贫困群众的精神世界在脱贫攻坚中得到充实与升华。正因党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反贫困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从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23]为进一步推进“制”“治”更好结合，应将反贫困举措置于实践中检验，让基层来评判，让群众来打分，确保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始终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展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动群众在推进脱贫攻坚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创新扶贫方式方法，激发“制”“治”结合反贫困的强劲动力。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活力，源于持续创新的制度安排与不断优化的扶贫方式。针对不同阶段反贫困目标和任务，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政策和方案。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主要解决“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温饱”问题，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主要解决“致富”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主要解决“全面小康”问题。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保持反贫困“制”“治”的高度统一，特别是稳步实施的精准扶贫方略，体现着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反贫困的阶段性胜利，在于接续完善和创新减贫方式方法，加强对易返贫致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和及早干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一方面，在减贫事业推进过程中，我国以创新方式方法为减贫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扶贫规划上，创新提出“精准滴灌”，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源精准配置解决市场失灵难题，改变西方“涓滴效应”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失效的局面。在内生发展上，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帮助群众树立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效能。在扶贫战略上，始终落实在发展中减贫，构建社会大扶贫格局，进一步建立起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24]广泛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在脱贫攻坚方式上，形成诸如“消费扶贫”“‘互联网＋’扶贫”“科技帮扶”“新型金融帮扶”等符合发展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反贫方式，突破原有反贫困方式在空间资源上的多重瓶颈，避免不同资源禀赋下贫困地区扶贫的“一刀切”问题。在扶贫体制创新上，形成与反贫困方式相配套的诸多体制机制，如“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扶贫瞄准机制”“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一对一帮扶机制”“动态管理机制”“考核评估机制”等，为实现精准扶贫提供机制支撑。另一方面，我国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例如，贵州省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扶贫云”系统，助力精准识别、精准画像、教育扶贫、易地搬迁、企业帮扶，有效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长期面临的数据不通和数据不准问题，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大数据＋大扶贫”的融合发展道路，能够有效识别、协助各类扶贫机制；针对因病、因残、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的易返贫人员，在精准把脉返贫原因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针对性帮扶举措。总结来看，在我国反贫困实践中，以求变为核心的方法创新持续优化帮扶路径，以求稳为目标的监测机制精准防控返贫风险，二者协同发力，不仅为反贫困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更支撑治理效能实现稳步提升。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回应人民期盼，以“制”与“治”的有机结合，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模式。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造了减贫国家治理的中国样本”，具有特殊价值。[25]这一创新既突破西方反贫困理论的逻辑局限，又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减贫同频共振。
中国的实践表明，减贫不单是财政投入或技术手段的问题，更是一场需要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与人民力量协同发力的深刻社会革命。“制”“治”结合反贫困模式充分体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扶贫方式方法的显著优势。这四大经验不仅是中国取得反贫困历史性成就的核心密码，更为全球反贫困事业贡献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VRC097；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子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37页。
[2]杨菊华：《后小康社会的贫困：领域、属性与未来展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3]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40页。
[4]闫坤、孟艳：《反贫困实践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5]J. Dalaker,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3," 19 November 2024,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8279.
[6]《2024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2025年8月17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817/93bcec916d08453096943fdcc6f05579/c.html。
[7]李忠杰：《全面把握制度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经济日报》，2019年11月20日，第12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人民日报》，2021年4月7日，第9版。
[9]蒋永穆、何媛：《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特征与展望》，《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
[10]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11]韩俊：《准确全面理解中国脱贫攻坚的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25年1月15日，第9版。
[12]《联合国秘书长称赞中国减贫成就 呼吁各国团结应对多重挑战》，2021年10月24日，https://xhpfmapi.xinhuaxmt.com/vh512/share/10339939。
[1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2019年11月14日，https://news.cri.cn/20191114/7e7bb8e7-e58e-194b-b803-d9af84c7eec3.html。
[14]《俄罗斯总统新闻局秘书佩斯科夫高度评价中国完成脱贫工作》，2021年2月25日，https://ysxw.cctv.cn/article.html?item_id=1728625890800526658。
[15]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16]蒋永穆、卢洋：《新中国70年的减贫事业》，《光明日报》，2019年7月5日，第11版。
[17]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18]《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第10版。
[19]《我国经济总量跃上新台阶——2024年中国经济回望②》，2025年1月25日，https://www.qstheory.cn/20250125/92b29013f9824d48b99e6b93590448f0/c.html。
[20]参见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编：《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22]蒋永穆、江玮、万腾：《中国特色减贫思想：演进主线与动力机制》，《财经科学》，2019年第1期。
[23]贺立龙：《中国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5期。
[24]蒋永穆、鲜阳红、周宇晗：《基于“三有”的高质量精准脱贫研究》，《农村经济》，2019年第7期。
[25]李正图：《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逻辑》，《人民论坛》，2021年第18期。
China's Practice of Combining "Prevention" and "Governan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Jiang Yongmu
Abstract: Poverty is a persistent challenge in human society. Eradicating pover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cruci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distinctive pat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s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ystem" and "governance" across two dimensions: foundational and endogenous. It involves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root causes of poverty,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realizing foundational integration of "system" and "governance"; and precisely analyzing the factors leading to poverty, implementing tailor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achieving endogenous integration of "system" and "governance".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tegrating "system" and "governance", has yielded four invaluable experiences: upholding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maintaining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the system, adher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innov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This model represent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the global fight against poverty.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gration of "system" and "governance", Chinese practice, Chinese experience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