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智时代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着包括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在内的社会各领域，为社会治理赋能增效的同时，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提出新要求。面对“数智赋能”与“数智冲击”并存的复杂局面，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亟须从政策设计、文化营造、能力提升与技术监管等方面，着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本领、善做善为，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党员干部 创造性 担当作为 数智时代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更加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1]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关键性因素。数智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成为重要驱动力，这不仅重塑社会结构、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而且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维认知，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提出新要求。面对数智时代的治理变革，党员干部不仅需更加“勇于担当”，而且要“善于作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展现更具创造性的担当作为。
数智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面临的新形势
数智化浪潮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结构与公共管理模式。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而言，这一新趋势既体现在赋能的机遇上，也体现在冲击的挑战中；既是外部条件的重塑，更是内在能力与思维方式的再造。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过程中，既坚守政治忠诚与责任意识，又在新技术、新场景、新机制中主动拥抱变革、创造性履职尽责。
数智赋能：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迎来新机遇
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势变化之迅猛、发展态势之复杂，堪称前所未有。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以爆炸式的速度革新。[2]数智技术以其高效、精准、智能等特征，为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提供强大助力，推动其治理方式、工作模式与服务理念全面革新。
重塑政务服务流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政务服务从“群众跑腿”转向“数据跑路”，办事流程从“多头跑”变为“一网通”，治理效能实现从“线下分割”到“线上协同”跃迁。电子政务一体化平台推动政务事项“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高效衔接，党员干部能以更少精力完成更多事务，用更多时间思考创新之策、服务之方。流程重塑的背后，是治理理念的跃迁，更是党员干部能力体系的再造。
优化工作模式。数智赋能打破信息壁垒，使数据成为新的“决策燃料”，推动党员干部从经验决策走向数据决策、从粗放管理迈向精细治理。通过政务大模型、智慧决策系统等平台，党员干部能够在海量信息中发现问题，在算法分析中找到规律，在模型推演中优化方案。以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为例，福田区率先上线11大类70名“数智员工”，构建“人机协同、数智驱动”新型政务模式。“数智员工”能在监护人指引下完成文书撰写、事项分拨、信息分析等任务，使公文审核时间缩短九成，民情处理准确率显著提升。这一探索不仅大幅减轻基层干部事务性负担，而且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思考改革、谋划创新，展现“敢为”“善为”的时代担当。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数智化不仅是效率革命，更是服务革命。以“一网通办”“掌上办事”为代表的政务应用，让群众感受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捷；以智能热线、政务机器人为代表的智慧服务，让政策答复更精准。数智化的深入运用，让党员干部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赋能，以更加敏锐的洞察、科学的判断及更具温情的行动，回应群众关切。党员干部唯有不断提升数智素养、强化创新意识，方能真正让科技成为担当作为的新引擎，让“能为”更强、“善为”更优，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智冲击：党员干部担当作为面临新挑战
数智化犹如一柄“双刃剑”，既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注入新动力，也带来新挑战。诸如数智鸿沟、算法黑箱等问题的出现，不仅可能削弱治理的公平性与可靠性，也使党员干部在履职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工作压力显著增加。数智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与创新作为，提出更高、更紧迫的新要求。
引发本领恐慌。数智时代下，数据的获得和甄别是决策的基础，然而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应用可能带来泄露、滥用和算法歧视等问题。党员干部必须具备高度的数据安全意识和伦理素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因知识结构或能力素养不足，对人工智能等新工具不够熟悉，可能出现“本领恐慌”，难以驾驭数据治理、算法管理等新任务，陷入“想为不会为”困境。
造成责任真空。算法不透明或“算法黑箱”，会导致党员干部难以理解决策依据。例如，当人工智能系统拒绝某项审批时，若无法向公众提供具体、可解释的原因，可能引发公众不满或法律纠纷。在审批、审计等高风险流程中，这种不透明性会削弱党员干部评估风险的能力，从而抑制其勇于承担责任的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的不透明性，会影响部分党员干部和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度，若算法偏好无法被合理解释，如审核审批中的偏差，则可能引发抵触情绪或舆论风险。此外，由于目前责任主体如何界定，尚缺乏完备的制度安排，当算法决策出现失误时，责任归属往往成为难题。这种责任主体的缺位，有可能引发“责任真空”，加剧治理效能损失风险。
导致技术依赖。数智技术重塑治理逻辑，党员干部的创造性因“程序化治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数智化并非仅是引入新工具，还是深刻重构治理的运作方式与权力结构。随着智能审批、在线监督、绩效数据看板等技术被广泛嵌入行政流程，治理行为日益趋向定量化、格式化、标准化。党员干部的行为被系统记录、被指标控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可视化绩效”比“过程性努力”更容易得到关注和重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行政过程高度依赖技术平台，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空间可能被进一步压缩。不同系统间因数据壁垒、权限划分与平台逻辑不一，难以实现有效协同，使得信息流通和资源调配效率受限。这将导致基层干部在面对复杂、动态的社会治理时，缺乏整体性判断与综合行动能力。有的党员干部可能被系统约束、程序绑架，陷入“想为而不得为”的结构性困境，难以在技术框架之外施展创造性作为。
数智时代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3]数智时代，面对“数智赋能”与“数智冲击”并存的复杂局面，更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履职尽责，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创造性地担当作为。党员干部能否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不仅受到个人理想信念和能力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激励导向与技术条件等因素密切关联。制度设计与文化浸润提供精神土壤，考核激励与流程优化形成行为约束，培训体系与技术赋能建构能力基础，伦理规范与责任界定确保方向正确。亟须从政策设计、文化营造、能力提升与技术监管等方面着力，实现从意愿驱动到行为实践的递进转化，打造政治坚定、专业过硬、符合数智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包容性氛围。《建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4]数智时代的创新实践，往往伴随风险与不确定性，如果制度界限模糊、文化氛围紧张，党员干部便容易陷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保守心态。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文化营造双轮驱动，构建“公开透明、边界清晰、保障有力”的容错纠错体系。在制度层面，应出台明晰的容错边界与操作程序，对因大胆探索、改革创新而出现的偏差实行“轻责、免责”，对失职渎职行为实行“从重问责”，让干部了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形成有边界的自由与有约束的担当。比如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为创新行为留痕存证，实现决策过程可追溯、责任认定可核查，防止事后倒查、“秋后算账”，做到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在文化层面，弘扬容错不是纵容、纠错不是惩罚的理念，通过典型选树与舆论引导，褒奖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先进典型，营造敢试敢闯氛围。特别在新领域新业态治理中，引导社会形成理解创新、包容探索的氛围，真正让干部在制度保障与社会支持中获得安全感和成就感。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优化激励机制。《建议》强调：“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5]解决“愿不愿为”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公正、精准的考核与激励体系，让干部的付出与成果有科学合理的衡量和可持续的激励。摆脱“唯经济”“唯票数”“唯指标”的考核模式，推动考核由静态结果向动态过程、由单一业绩向综合贡献转变。在机制设计上，构建“多维度、全过程、全场景”的干部考核体系，把显绩与潜绩、短期成果与长期积累、个人表现与集体贡献有机结合。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干部绩效数据的智能归集与分析，客观呈现其在创新实践、群众工作、应急处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引入群众满意度、第三方评估和同行评价等多种要素，强化公信力和透明度。推动政务流程智能化重构，让人工智能成为治理的智慧助手。在监督管理上，通过算法模型对财务数据、网络舆情、信访举报等进行综合分析，可提前识别风险、精准预警隐患，实现从事后问责向事前防范转变。
强化教育培训，突出实训实练。《建议》提出：“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6]解决“能不能为”的问题，重点在于提升干部的数智素养和综合能力。面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党员干部不仅需懂政策，更要懂技术、懂治理。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推动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工程，建设常态化、分层次、体系化的培训机制。培训内容上，系统融入人工智能应用、数据安全、算法伦理、数智治理案例等模块，推动干部既理解技术原理，又掌握实际操作。建立跨部门、跨领域联合培训机制，使干部在模拟项目与联合攻关中，提升协同治理与系统思维能力。尤其要充分运用扩展现实等沉浸式技术，创新培训方式。此外，建立学习成果跟踪与动态考评机制，把学习成效与职务晋升、荣誉表彰相挂钩，引导干部持续更新知识结构。通过培训体系与技术手段深度融合，推动干部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创新转变。
明确技术边界，压实伦理责任。《建议》强调：“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7]数智技术在提升治理效率与透明度的同时，可能带来责任虚化、算法失控等新风险。在推动技术深度参与政务流程的过程中，需建立清晰的责任边界与伦理框架，确保技术向善而行。在制度建设上，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明确技术在政务中的辅助定位，确保决策权牢牢掌握在人手中。建立算法审查与评估制度，对涉及公共决策的系统定期开展“算法体检”，防止偏见、歧视和不透明风险。比如区块链技术可在政务公开与廉政监督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信息可追溯、过程可核查，但必须同步加强数据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管理。在伦理教育上，将技术伦理、数据正义等内容纳入干部培训体系，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技术有界、责任无界意识。只有在法律制度、伦理教育、技术监管三位一体的框架下，才能保障技术在治理中的每一次介入，都做到“可审查、可纠错、可追责”，使数智化真正成为善治的力量。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翁梓烨，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
责 编：张 凡／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