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老龄化加剧、独居人口增长及情感需求升级，陪伴经济在技术赋能下，形成情感性与功能性并存的服务体系，并催生灵活就业新形态。陪伴经济主体是零工经济背景下的灵活就业群体，是供需双方双向选择的共生经济。陪伴服务市场空间广大、技术赋能强劲、对专业化需求增加。当前，陪伴经济面临权益保障不足、服务标准化缺失及监管滞后等挑战，亟须健全行业监管与制度保障，推动其走向专业化与规范化。
关键词:陪伴经济 生活性服务业 专业化 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1]。当前，从医院陪诊到景点伴游，从情感倾诉到学习监督，各类陪伴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孤独经济白皮书》显示，2024年我国陪伴服务市场规模突破372亿元。一方面，独居群体的扩大与老龄化加剧的社会现状，催生陪诊等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部分青年人因“社会融入度低”“线下社交难”而购买陪伴服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陪伴等情感型服务增长。
主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需要“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2]。陪伴经济是零工经济新形态，依托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从业者需有较高技能，与需求方双向选择，形成灵活用工就业生态。陪伴经济主体是零工经济背景下的灵活就业群体，零工经济是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他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服务需求方。从业者工作弹性强，一般依托平台化的商业模式，通过智能网络接受任务派发，有些则通过口碑引荐，实现供需精准对接。当前的市场需求，对陪伴经济从业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技能要求。例如，陪旅游不是单纯游玩，还涉及景点讲解、线路攻略，行程拍照等；陪诊师要求有较高的专业要求，他们需要熟悉不同医院和科室的情况，需要对各类疾病的诊护要求、医保规定、限额要求、检查流程等，充分了解和熟悉。
从服务属性来看，陪伴经济可以分为情感性陪伴和功能性陪伴
情感性陪伴强化了陪伴的情感属性和沉浸式体验，人们在想象和建构的情感共同体中，发生情感共振，催生了商业模式和消费模式的迭代与升级。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情感体验、文化满足、信息获取、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了更为丰富且多样的追求[3]。陪伴服务将商品、经济、情感融合到一个场域，通过情感输出与提供，达成消费与服务的商品交换；通过情感投入而形成和累积的无形资产，转化为经济收益。例如，陪跑步、陪爬山、陪旅游，陪伴从业者不仅承担旅游搭子、运动搭子角色，还要负责拍照、制定攻略，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情绪价值。
功能性陪伴则更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为消费者提供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被满足的精细化陪伴场域。2025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60周岁以上的人口为3.1亿，占比为22%，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2.2亿，占比15.6%[4]。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健康和自理水平将逐步下降，老年群体对陪诊等陪伴服务的需求将不断扩大比如，“医疗陪诊”可以满足“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的就医需求，为身体不适的独居人员或老龄群体，在就医、挂号、诊治、检查等方面，提供陪伴服务。又如，陪旅游可以为客户提供景点或展览的知识分享，为异地旅行游客在导游、驾驶、讲解、游览等方面，提供陪玩服务。再如，陪健身可以为客户提供运动健身的专业性技能，陪学习可以为消费者子女在备考、升学等方面，提供陪伴学习服务。还如，失恋陪聊、网络游戏陪玩等虚拟陪伴，具有更多情感性，借助网络空间可以达成较强的“临场感”。
从服务形态来看，陪伴经济可以包括技能型陪伴、服务性陪伴、兴趣性陪伴、心理性陪伴等
技能型陪伴包括学习陪伴、诊疗陪伴等，需要从业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且能满足多重需要；服务型陪伴包括旅游型陪伴、逛街型陪伴，单纯以服务为目的，同时兼具解说、导引等功能性；兴趣型陪伴包括游戏型陪伴、健身型陪伴等，是以满足个人兴趣爱好需求为基础的陪伴形式；心理型陪伴包括倾听式陪伴、疏导式陪伴等，多为情绪疏导和聆听共情等。
陪伴经济是供需双方双向选择的共生经济，是消费者和从业者共创的经济生态。消费者作为需求端，存在工具性或情感性需求，从业者作为供给端，投入陪伴劳动或情感劳动，供需双方形成消费与服务共同体，各自获益。陪伴经济塑造出新的就业生态，具有即时性和碎片化特征，为从业者提供灵活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可以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大量灵活就业机会，也可以为待就业群体提供就业缓冲带。这种就业方式关联情绪情感，也使得从业者有被需求和被温暖的体验。
形成原因
在城镇化与老龄化双重驱动下，我国独居人口过亿。陪伴经济借数字平台兴起，陪玩、陪购、陪诊等短期服务应需而生，既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孤独症候，也重塑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就业格局。
家庭规模缩小与独居人口增长
独居人口数量激增，是陪伴服务增多的客观原因。城镇化进程加快、青年人婚育观念改变、老龄化提前等因素，导致独居人口数量激增。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流动速度加快，越来越多在异地打拼的年轻人，选择租房或独居，家庭功能日趋萎缩。青年人初婚年龄推迟、结婚率下降，独居比例提升。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中重度老龄化阶段，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多代人共居的居住模式逐渐被打破，独居人口比例增加。2024年，我国家庭户中一人户数量占比达17.8%[5]。中国社会正在从群居社会、家庭社会走向单人社会，传统家居模式逐渐演化为个体化居住选择和居住方式。
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性变革，不仅对经济、社会、居住产生影响，也对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产生潜移默化改变。尽管有可以提供“一人居”“一人食”的网络产品和市场服务，但是数字化的联结方式不可能完全替代人与人的真实链接，未来五至十年，亟待匹配与“独居时代”相应的社会服务体系。
人们通过多种形式的陪玩、陪聊、陪游、陪购、陪诊活动，降低焦虑、缓解孤独。孤独是实际社会接触与期望社会接触之间的差距，当代社会，人们追求较为清晰的边界感，和不被他人侵犯的社会交往规则，但伴随而生的是无法克服的孤独感。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一人食”消费者最容易收看“吃播”，智能机器人一经问世，便开始面对虚拟恋人的产品需求。人总是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寻找平衡，渴望获得独立和自由，但又感到孤独和不安，人们在享受孤独的同时，感受着孤独带来的寂寞空虚，从而通过消费的方式，寻求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建立微妙的妥协与平衡。孤独是渴望也是回避，归属是期待也是妥协，在孤独与归属之间寻求平衡，就是不远不近的关系，通过消费抵御孤单，也在亲近中保持边界。
低成本社交与新消费主义
传统社交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情感成本，陪伴消费则实现“效率最大化”和“精准匹配”，既不需亏欠人情，又能得到不同领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传统社会的生活行动，是基于农业社会和熟人社区的强关系，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则越来越喜欢广泛的弱关系，他们对需要长期投入时间和情感的强关系，表现得较为拒绝。尤其是青年群体，渴望避免虚假社交的疲惫，不想被假性社交所累。
传统社会中，依靠人情带来的资本进行资源转换的方式正在式微，各种社交软件上的好友，仅是认识而已，并无真正畅聊之人。被工作和人情裹挟的社交，反而带给人们心理负担，维系错综复杂的关系，被青年群体认为是加剧精神内耗。熟人社会逐渐走向陌生人社会，人情社会正在走向契约型社会。人们为了关系而“牺牲”自我，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子化的人际关系更重视边界感，强调客体分离。新消费主义擅长把“搭子文化”注脚为各种情感商品，把短期陪伴当作商品出售，逛街时请“购物搭子”，就诊时雇“陪诊搭子”，郁闷时找“陪聊搭子”，旅游时寻“拍照搭子”。各种陪伴均有临场感和临时性，因各种目的而聚拢，随交易完成而解散，陪伴经济可以缓解人一时的焦虑感，却难以弥合人长久的孤独感。
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
大众消费升级、情感需求盘活、互联网技术进步、平台推陈出新，劳动者的就业灵活偏好日益增强，以新的姿态和理念拥抱灵活就业的趋势，已经被青年群体接纳。传统社会中，关系的维持效用只有助于解决日常生活问题，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工具性服务效用在流动的社会中则更为匹配。在双向互构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平台提供的需求服务和青年群体心理上呈现的需求满足，实现较好的匹配。陪伴经济可以将公众需求与日益精细化的劳动分工，通过平台加以链接，将陪伴作为稀缺性商品予以销售。
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零工经济还可以打破当前就业困境，释放更多就业形态，破解就业难题。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可以重新打破并重塑市场供需格局，市场呼唤更多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通过各类信息平台载体，发布用工需求和服务清单，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雇佣模式。数字技术叠加情感需求，线上线下联动无需空间制约，技术、服务、平台的深度融合，都可以使各种分离的供给，有效且丰富地组合并动态匹配。这不仅鼓励服务需求端提供诉求，也鼓励服务供给端创新服务模式。
发展趋势
在对情感价值有巨大需求的时代，市场空间广阔，需求日益多样。技术赋能与专业化服务，正共同驱动陪伴经济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成为开拓增长新路径的双轮引擎。
市场空间广大。情感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愈发注重情感满足和心理丰盈。经济发展开始从体力经济、思维经济，走向情感经济。每个陪伴经济的垂直领域，都可能挖掘出许多可以进行深耕的机会，这些潜在的市场需求，有的需要及时响应，有的需要提供跨区域、跨地域、跨领域的服务网络，有的可能需要形成能够快速响应的、碎片化的任务单元。陪伴可能是多样的，也可能是叠加的，需要在潜在的机遇中，不断寻找并开拓新的增长点。
技术赋能强劲。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持续突破，释放出新动能和潜力，具有日益强大的通用性和适用性，正成为赋能陪伴经济强劲发展的重要引擎。借助人工智能，陪伴经济可以实现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持续跃升，形成多场景、多模块、跨领域、跨部门的一体化集成，这不仅丰富了陪伴经济的种类，还兼顾了普惠性和可及性。
品质要求攀升。传统的陪伴性劳动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不高，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逐渐提高，市场对专业技能型的陪伴需求会大幅增加，一些需要专业化和高附加值的岗位占比会大幅提升，专业化水平低的从业者会逐渐被淘汰。随着需求端越来越精细化，供给端需要日益走向专业化、技能化、职业化，开拓各种形式的新型业务，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情感需要。
规范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6]。如何更好地提升陪伴经济质量，使其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更多社会福祉，需要多方努力、协同攻关、全方位赋能，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监管体系，推动陪伴经济创新、健康、有序发展。在当前陪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业者面临权益保障缺失、服务过程不透明、市场规范滞后等多重挑战，亟须健全行业监管与制度保障，推动其走向专业化与规范化。
加强从业规范。“灵活就业”之特在于“灵活”，但因此造成发展、收入、保障的不稳定性。首先，当前陪伴经济从业者大多缺乏职业化标准，以“游击式”或“速成性”为主，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大多只能依靠口碑支撑。具体而言，许多从业者未经过系统专业培训，对服务对象需求理解不足，沟通技巧、应急处理能力等专业素养欠缺，导致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如在老年陪伴服务中，部分从业者可能缺乏护理知识，无法应对老年人突发的健康状况。“游击式”的工作模式使得从业者流动性较大，难以建立长期稳定服务关系，增加服务过程中监管难度。“速成性”的培训往往只注重表面流程，忽视了深层职业道德和人文关怀培养，使得从业者在面对复杂服务场景时，容易出现应对不当的情况。因此，建立统一职业化标准，对从业者进行系统化、专业化培训，明确服务流程和质量要求，是加强从业规范、提升行业整体水平的关键举措。
加强权益保障。首先，陪伴经济从业者的工作保障性较弱，对从业者权益保障的核心，是服务双方的人际契约、信任关系、人品特质等软性因素，缺乏稳定且清晰的劳资权责边界，这需要在劳动的基准法定化上，寻找制度性创新，以确保从业者的劳动安全和劳动权益。其次，陪伴经济具有私人定制属性，难以进行量化评估，如何通过标准化流程，确保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待研究。比如，如何处理陪伴过程中，违反公序良俗的责任界定；又如，如何维护陪伴过程中，诱发相关人员个人隐私的泄露和侵权等。消费者应增强风险意识，保留消费记录和相应证据，遇到纠纷可通过平台申诉、协会投诉、民事诉讼等，寻求保护。最后，从业者身份的模糊性也制约其服务积极性，尤其是陪伴过程中可能存在社会对从业者身份境遇的偏见，这容易导致从业者感受到被看低，使其在职业中产生焦虑。
加强动态监管。陪伴经济繁荣表象下，潜藏一系列亟须关注的问题，如怎样精准实现供需匹配、如何保证用工模式安全规范、如何做到陪伴收费公正透明、如何保障服务规范性、是否可能存在诱导消费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供需双方关注权益主张和责任风险，需要司法监管，强化构建覆盖事前审核、事中管理、事后反馈的闭环管理和动态监测机制，可通过数字化平台，对服务过程进行实时性追踪和动态质量评估，确保筑牢市场安全底线，稳妥有序释放活力。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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