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消费是最终需求，既关系着经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偏弱、部分消费需求未充分满足、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仍客观存在，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今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对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合理调整，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
关键词:收入分配 提振消费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消费不仅扮演着拉动增长的“主引擎”，更日益成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着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提振消费面临哪些挑战，可以实施哪些改革创新举措。
当前我国提振消费面临的形势
“十四五”期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20年的39.1万亿元提升到2024年的48.3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2]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我国消费市场消费活力增强、热度提升，但持续向好仍有一定掣肘。
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供给与需求之间仍存在错配。“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2025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3]。虽然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因素，但是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在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相比，我国的家庭消费、最终消费和服务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稍低，提振消费空间仍旧很大。市场供给体系与消费需求升级之间出现错配，具体表现为部分企业满足于“两头在外”模式发展，自主研发设计能力不足，产品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部分企业采取“低品质低价格”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止步于满足国内低端消费需求。[4]随着以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需求向高品质、个性化、服务化演进，国内供给体系在质量、品牌、创新及服务水平上仍存在一定滞后性，导致部分消费需求外流。同时，消费环境中的产品质量隐患、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充分等问题，以及部分区域商业基础设施不足，共同构成抑制潜在消费实现的供给端障碍。
消费结构显著改善，收入分配与消费意愿仍存在错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扎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结构显著改善，2013年至2024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约为城镇水平的2倍，消费潜力不断释放。2024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542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1608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3925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335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8809元。[5]我国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强，但消费能力有限。中低收入群体在消费群体中占比最高，且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需要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仍较低。按照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我国正处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投资，而成熟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消费。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即从过去依赖投资拉动转向依赖消费拉动。然而，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门所占份额依然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这直接制约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进一步强化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抑制即期消费。因此，如何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社会保障安全网来有效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已成为重要议题。
现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双重因素，使部分人倾向捂紧“钱袋子”。一般来说，消费者为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来做出消费决策的。人们的收入一般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多数消费者只有在拥有稳定的、长期的收入或收入来源时，其现期消费支出才可能超过其现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费。我国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偏低，因为其基本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虽有一定购买力，但基于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不得不节制消费；而低收入群体考虑到收入较少、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其消费更加谨慎。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针对老年群体的有效消费刺激仍不足。通常来说，消费行为与个人生命周期所处阶段有关，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其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近年来，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不过，老年群体仍存在对医疗、照护等潜在大额支出的担忧，导致其庞大的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激活。同时，针对老年群体的有效消费刺激不足，老年用品和相关服务的标准体系不够完善，从而影响老年群体消费需求释放和消费潜能激发。市场供给大多仍局限于基础养老与医疗服务，未能充分响应新时代银发群体在文化娱乐、旅游康养、智能科技、终身学习等领域迸发的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新需求。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提振消费夯实基础
为进一步提振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对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优化。《建议》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支持勤劳创新合法致富，鼓励先富带后富促共富。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6]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提振国内消费的基本前提是创造就业，要把稳定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要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实施居民增收计划。[7]明确重点支持的就业群体，主要为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大龄和残疾及长期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灵活就业人员等。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用好公益性岗位，努力做到使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对自主创业、灵活就业人员政府要给予特别关注，支持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建设区域性行业性零工市场、功能化便捷化零工驿站；等等。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过程。其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最基础的环节，核心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大主体之间的分配。在我国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中，无论是从国际横向比较还是从提振消费来看，居民占比仍有提高空间。提高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占比，需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实现。具体措施包括增加职工工资水平；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方式让员工参与利润分配；等等。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保障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人员工资福利水平。要实现《建议》提出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重点是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达到逐步缩小分配差距的目标。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着力点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为此，需多措并举：一是提升就业能力，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二是强化政策兜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补贴与最低工资标准；三是优化分配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鼓励创业与灵活就业，保障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人员工资福利水平；四是拓展增收途径，发展乡村经济与普惠金融；等等。通过个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发力，实现可持续增收。
进一步规范养老金制度，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养老金既关乎数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又影响着数亿在职参保人员对未来养老生活的预期。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同时，进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适度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保障老年人基本养老金购买力，有助于惠民生、稳预期、促消费、畅循环。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不能仅依赖财政补贴的“单兵突进”，必须建立在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整个养老金制度的基础之上，通过系统性改革实现可持续的保障。强化筹资机制，建立和完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做大养老金的“蓄水池”；提升基金的管理与运营效能，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多样化投资，追求更高的长期投资回报，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为养老金上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健全待遇确定与调整的常态化机制；等等。
增加财政用于个人项目支出。我国国家财政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个部分。财政用于个人的支出项目主要体现在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可采用如下具体措施：增加一般公共预算中用于个人的支出，包括离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补助、救济费、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以及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增加一般公共预算用于社保基金的补助；加大规模划转国有资本进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等。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8]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国内消费持续发力，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更有力的引擎，并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再以消费激活市场，形成“政府鼓励消费—消费激活市场—市场带动企业—企业扩大投资”的良性循环。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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