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航运和港口业在保障我国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促进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推动海洋产业、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承担新的战略使命。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平台经济赋能航运和港口产业协同创新，提升沿海港口跨区域、跨类别一体化发展水平；加强临港产业和海湾经济协作生态体系建设，着重强化航运和港口对临港企业的综合物流服务能力，打造“港航—产业”协同新生态；发挥我国在无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抢抓产业迭代窗口期，打造国际新业态。
关键词:创新驱动 航运和港口 高质量发展 海洋经济
【中图分类号】F552 【文献标识码】A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1]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海湾经济发展规划研究，有序推进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2]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成效显著，总体规模持续上升、产业种类不断增多、经济质量日益提高，与科技链创新链深入融合。各沿海省份因地制宜，结合传统海洋基础和新兴技术优势，形成“百花齐放”的海洋经济与产业发展局面。广东省借助人工智能海工装备制造，布局深海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浙江省在提升船舶修造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海洋信息产业；山东省通过新技术赋能海洋牧场建设，为海洋渔业探索新的发展方向；江苏省依托科技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海上风电装备产业，为海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打造重要基地。“蓝色引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024年，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7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3.3亿标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3]。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达13.8亿吨，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4]。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突破5000万标箱大关[5]。在各沿海省份的海洋产业中，海运和港口都是重点发展领域。海洋交通物流承担着我国90%的对外贸易运输任务，是我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运行和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的关键支撑，也是我国海洋产业和海湾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航运和港口业发展成效显著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力主推进宁波、舟山港口整合。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港口群一体化发展的创新实践，山东、江苏、辽宁等省份推动相关工作，有力带动港口的协调发展。《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5)》显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连续6年位居国际航运中心前三名位。随着在海洋领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基础技术的创新突破，我国航运与港口业呈现出量与质“两翼”高速发展的生动局面。
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技术日新月异
2014年厦门港远海码头，是我国首次实践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自此，我国自动化港口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总体自动化程度飞速提升，并加速推进港口智慧绿色转型。我国已经建成52座自动化码头，已建成和在建自动化码头数量均居世界首位[6]，涌现出一批以上海市洋山港、宁波舟山甬舟集装箱码头、广东省广州市南沙港、山东省青岛市前湾集装箱码头等为代表的智慧港口。在传统港口自动化升级和全新智慧港口建设过程中，无人驾驶、5G通信、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作为重要的“技术底座”，不仅提升港口局部的作业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变革港口的作业流程，并显著提升港口、航运和整个交通物流网络的衔接和协同度。此外，我国港口也在世界范围内尝试全新的港口布局与作业工艺，如上海振华重工首创的“U型”集装箱港口，有望提出中国新一代港口建设方案。
在绿色港口建设方面，新装备技术、信息技术和能源技术不断融合，为港口绿色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能。宁波舟山港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开展港口风、光、储、氢多能源互补技术攻关和“船—港”集成应用示范，正在建设全球首条电气化铁路双层高箱运营试验线——金甬铁路。天津市天津港建成“风光储荷一体化”绿色能源系统。我国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11个国际枢纽港集装箱水平运输设备清洁化比例已超过60%，一批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港口正在加速建设。[7]
航运服务业持续向高端领域迈进
我国航运服务业加快迈向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服务功能由传统运输保障型，向涵盖金融、保险、仲裁、船舶代理等高附加值体系延伸。此外，高能级航运服务平台加速集聚，推动航运中心型城市发展。
比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航运总部经济为特色，打造涵盖船舶制造、港口物流、远洋航运、多式联运、航运服务的全航运服务链条，航运服务品牌全球影响力日益显现，并进一步完善邮轮经济产业链，形成航运业新的增长极。又如，香港、宁波、天津等城市加大航运科技服务投入，提升金融保险、船舶交易、港航文旅等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船舶建造持续提速，全国新能源内河船舶保有量突破1000艘[8]，涵盖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等多条技术路线，形成7999吨级绿色甲醇加注船、2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加注船、1.8万吨级江海直达船等八种新能源船型技术方案[9]，带动高端航运服务链条持续延伸和体系加速构建。
依托“一带一路”，港航物流“走出去”行稳致远
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港口、海外仓及物流企业为重点的海外物流基础设施体系，投资与运营主体更加多样。
中远海运、招商局等央企承担建设海上物流“大通道”的重任，成为全球市场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航运和港口运营商，港口节点和航运通道基本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致力构建全球经济区域间的快速物流服务通道，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国家为重点区域布局设点，逐步延伸至腹地。以秘鲁钱凯港为代表的海外港口，不仅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全球采购与运输能力，也有望推动当地物流网络的整体发展，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多实惠。在航运和港口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拼多多、京东等民营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创新海外仓、全托管等多种模式，通过自建或链接东道国物流资源，满足新市场的物流需求。
我国航运和港口业肩负的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优化港口功能布局”。[10]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球科技、贸易、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多种战略机遇和风险叠加，必须从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发展航运业和推动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的战略意义。
保障我国外贸物流网络和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我国是贸易大国，也是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年来，红海危机及美国的科技、贸易与产业政策调整等，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带来一定影响。航运和港口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关键通道和枢纽，是各类物资、商品进出口的主要载体。发展航运业和推动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能够进一步提升安全韧性和资源配置能力，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抗风险能力，是我国培育应对全球挑战新战略力量的有力手段。
促进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航运和港口承担我国外贸的绝大部分物流任务，是衔接水运、路运、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枢纽，关系到全社会物流效率和成本。通过开拓新航道、发展江海联运、提供优质航运服务，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跨洋运输效率，还能够促进多种运输方式间的无缝衔接，降低其他运输方式与海运环节间的转运成本。通过优化整合港口群的功能和管理，能够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将港口的运营焦点，从货源竞争转移到内涵式协同发展上，激发港口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动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物流的综合能级。
提升我国全球行业话语权。尽管我国海运船队规模和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首位，但在保险、金融、法律等航运服务业的部分高附加值领域，仍缺少全球话语权。航运业不仅应当通过加快发展高端服务，提升价值创造力，还应当面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安全可靠的航运服务，拓宽航运业市场空间。此外，沿海港口群优化整合，可以避免“内卷式”竞争导致的市场议价能力下降，并和航运业共同规划、运作，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交通物流行业的话语权。
推动海洋产业更新和全球海洋城市建设。海洋产业和海洋城市在产品储运、人员交通、文化传播等方面，都离不开航运和港口的支撑。纵观世界，依托航运和港口，荷兰、丹麦、日本等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临港产业带和独具竞争优势的海洋产业；德国汉堡、美国奥斯陆、新加坡等城市通过提升其航运、港口服务能力，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海洋城市。港口航运枢纽功能是全球海洋城市最基本的标准之一。[11]在我国海洋产业更新和海洋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航运和港口有必要通过创新发展和优化整合，为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和新兴海洋产业高速发展，提供坚实高效的物流保障，为海洋产业和腹地经济衔接提供畅通的物流网络，为海洋城市建设提供产业增长点和高端对外交流平台。
我国航运和港口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快速变化，航运和港口业应聚焦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增加产业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性等战略目标，依托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快高端化、一体化发展。
进一步提升沿海港口跨区域、跨类别一体化发展水平
打破行政壁垒，结合市场手段，推动沿海港口群深度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打破省（市）间的行政壁垒，大力推动相近海域港口群整合优化，协同业务功能、投资规模、软硬件系统等方面，提升港口群的资源共享能力和总体抗风险能力。通过科学合理的市场化激励手段，在港口群内部、港口群之间，推动市场信息、高端人才、技术知识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不同区域的边检、海关等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解决港口群整合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流程瓶颈，通过加强信息联动和创新协同，力争实现货物信息在更大的港口群范围内“一点接入、全程流通”，避免商品货物在不同港口间转运出现重复性监管和时间损耗，使市场切实感受到港口群优化整合带来的效率提升，提升我国港口群在全球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平台经济赋能航运和港口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跨产业多经营主体间的协同，离不开各类资源的共享与增值。建设以港口和航运企业为重心的综合物流网络一站式服务平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平台建设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港口企业汇聚物流网络中船舶、货物（集装箱）、腹地物流等相对完整的信息数据，能够面向海域和腹地打造一体化、一站式物流服务平台，实现物流供需信息实时发布、物流状态实时查询、物流供需智能匹配、物流在线交易与结算等功能。沿海港口还可以发挥其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的先发优势与技术积累，将内河港、铁路港、陆港纳入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物流网络的数据标准化程度，实现全程物流信息的可传递、可审核、可监控和可利用，通过数据赋能全社会物流资源的科学配置，提升物流网络的精准协同能力和应急处突能力，通过平台经济提升物流数据的价值。
实施集装箱、大宗商品等多类别港口与航运协同运维策略。在国内外传统的港口经营与发展模式中，集装箱港口、大宗商品港口、件杂货（如汽车、风电设备）港口等，均有各自的作业工艺和运作方式，相互独立且缺少合作与协同。近年来，随着“散改集”等新兴航运物流技术的发展，运作不同类别货物的港口间技术屏障正在逐渐消减，集装箱与煤、铁、粮、汽车等商品的物流网络，出现越来越大的协作空间。以大宗商品“散改集”为例，一方面我国中西部制造业需要经东部沿海港口转运大量进口原材料，另一方面商品出口也需要经同样的物流通道调运空集装箱。因此，通过合理的物流网络规划和资源共享，采用“散改集”这一新模式将散货与集装箱共同运输，不仅能够提升散货的运输效率，也能够降低空集装箱的调运成本，实现两类物流服务对象的双赢。可见，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性特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将多类别港口与航运资源进行整合，有望提升我国物流网络载具资源、枢纽资源和通道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物流空载率和多式联运衔接环节的等待时间。
加强临港产业和海湾经济协作生态体系建设
临港产业和海湾经济通常涉及多种产业门类，航运和港口不仅作为“润滑剂”，为这些产业提供直接的物流服务，还有潜力作为“催化剂”，在不同产业和企业间搭建新的桥梁纽带，推动海洋产业经济协作生态体系建设。
强化航运和港口对临港企业的综合物流服务能力。航运和港口企业能够将企业供需信息纳入其主导的数据平台，通过标准化手段和数字技术，打通生产企业、腹地物流企业、港航物流企业的数据链条，为风电、海工装备、新能源汽车等临港制造业，提供定制化的港口与航运物流服务，提升整个涉海供应链的信息透明度，帮助生产型和服务型企业更有序地制定运营计划，并探索基于新物流链的生产组织模式。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外贸供应链的小微物流企业，在临港产业和海湾经济中的“毛细血管”作用。这些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直接影响临港产业的总体物流效率，但往往由于其规模小、资金少，难以开展有效的数字化建设。因此，鼓励有实力的港口、航运企业和临港生产企业，共同帮助小微物流企业，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个体驳船公司，构建货物信息采集、存储和传输等环节的软硬件环境，筑牢“最后一公里”的数字化根基，实现信息与数据从源头到终点的全流程贯通。
发挥航运和港口企业的技术优势，打造“港航—产业”协同新生态。我国沿海各省（市）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海洋经济与临港产业，形成不同的协同环境。针对海上风电、海洋电子装备等新兴产业，航运和港口业应当能够为其国内客户提供涵盖原料进口、组装、海上运输、海上安装和综合运维的全过程物流服务，支撑高端海工装备在地生产和临港制造业高端化。通过航运和港口的衔接功能，促进传统经济模式下缺少关联的企业间形成新的业务联系和产业生态，打破港口与临港企业在规划和决策方面的“孤岛”状态，使海湾经济带协同打造面向全球竞争的合力。同时，航运和港口企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在无人装备控制、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新能源网络优化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新知识储备，针对临港产业带中不同类别的生产企业，打造创新链和知识网络图谱，依托或发展知识成果交易转化平台，加快航运和港口企业新技术、新知识向临港产业转移和外溢，协助不同的临港企业间形成技术知识等软实力方面的协同，实现航运和港口业，从针对临港产业带的物流枢纽向综合资源枢纽嬗变。通过打造技术互补、知识共享、资源互通的海湾经济生态体系，集聚更多高质量的海洋企业，促进临港产业的协调有序发展，加速海洋产业的更新和升级。
抢抓产业迭代窗口期打造国际新业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港口和航运业正进行深刻变革。在这一重要的窗口期，我国相关产业应当坚持科技创新驱动，从全球产业话语权高度主动打造国际新业态，进入并引领航运业高端服务领域。
协同推动无人船舶、无人港机装备、航运数据链、人工智能决策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为航运和港口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丹麦马士基等海外航运企业开展航运数据链、区块链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航运与港口企业，加快无人船舶、无人港口装备等新设备的研发与部署，并在一些决策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乃至替代传统的人工决策，但全球行业仍缺少相关的标准体系。我国许多头部航运和港口企业已经实现较大规模的无人作业，因此应该抢抓行业窗口期机遇，通过协同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各细分领域的全球化行业标准建设，提升我国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发挥我国新能源技术优势，主动创新航运和海事服务新功能和新模式。一方面，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提出2050全球航运业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绿色港口和航运建设成为全球范围内新的行业共识。清洁能源及新能源船的应用，势必影响由燃料加注、船舶修造等业务组成的全球海事服务网络结构，并催生新的高端航运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我国新能源和新能源船技术不断发展，给未来绿色航运和海事服务产业发展提供宝贵的技术支撑。航运和海事服务企业应当重点加强对未来产业绿色发展方向的研判，融合新能源和船舶修造行业的技术前沿进行技术储备，面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共同制定行业协同发展规划，超前部署科技攻关项目和全球网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增进全球福祉的绿色航运和海事服务业新模式。
通过物流“走出去”，提升航运和港口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外贸支撑能级。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统筹优化航运和港口产业，针对不同商品、国别、物流主体等维度进行战略布局。针对中东地区，充分发挥中东在连接中欧方面的地理枢纽优势，持续打造高端中转物流网络，形成涵盖港口、航运、跨境仓的综合物流网络。针对中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加大电商物流布局，便利双方民生类商品贸易，提升海运舱利用率并降低物流成本。针对欧洲差异化特点进行分区域施策，围绕我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需求，依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提升亚欧供应链的通道容量和节点韧性，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为枢纽的多式联运网络，提升物流辐射能力。通过鼓励物流“走出去”，不仅可以提升我国航运和港口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对跨境电商等国际贸易的支持能级，还能够使这一产业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加快产业更新速度，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提高航运和港口复合型人才培养能级
航运和港口不仅是交通物流的重要领域，也和国际贸易、供应链、海洋法律等学科紧密关联，在技术上，需要持续更新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装备领域的知识。因此，建设高质量、多层次、具备复合型知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人才队伍，是航运和港口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核心竞争力的“源头活水”。在我国高质量物流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加快培养航运和港口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打造供给充足的人才队伍，是一项需要重点推动的工作。
优化相关学科设置和研究生培养模式，引导鼓励高水平院校重点部署航运和港口一流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单位应以产业需求为驱动，根据科技发展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精心设计课程、教材体系，奠定航运和港口领域人才高质量培养的基础。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鼓励针对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开展交叉研究。重点加强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为相关学科建设提供高端国际化资源。
统筹布局面向不同需求场景的多层次、多专长“产学研”融合式人才培养体系。航运和港口是复杂的物流服务行业，不仅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行业战略决策者，也离不开精于科学运营的管理人才，对于港机装备、交通载具、新能源、航海等工程技术人才，也有极大的需求。因此，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高等院校，应与行业主体及科创主体充分融合，打造能够满足各类场景的多层次、多专长人才培养体系，并加大针对极地航海、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特色人才的培养力度。
注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知识与能力培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无人装备在航运和港口业的快速普及，相关企业传统的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责正在发生变化。加强针对航运和港口业人才人工智能领域知识的培养，提高从业人员高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与工具的能力，更好地让人工智能技术支撑行业发展，通过人才培养，将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航运和港口业高质量发展盛势。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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