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体系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系统性风险叠加共振，导致全球稳定性与确定性供给严重不足。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通过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既是应对国际体系“熵增”趋势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外交的政治承诺与战略自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中国外交 角色定位 稳定性 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中，中国提供了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将继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①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构成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②这一时代之问的最新回应。“世界怎么了”指向的是一个正经历深刻动荡与变革的国际体系，其内在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正在被侵蚀。“我们怎么办”则指明了中国的行动方向，即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和中流砥柱，为国际社会提供正向、稀缺且独特的公共产品。这充分彰显中国主动塑造国际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全球治理提供增量贡献的使命担当。
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系统动荡性
深入理解中国外交的战略抉择，首先需要精准把握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③世界动荡变革并非孤立事件的偶然叠加，而是一种贯穿于国际体系各层面、各维度的系统性动荡，其核心特征便是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急剧上升。
时间维度：历史周期的尾部震荡与秩序重构。从宏观历史看，当前世界正处于多个长周期的交汇点。金融投资家瑞·达利欧的周期理论为此提供了有效框架，他认为世界运行主要受三大周期支配：长期债务与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周期。④当前，这三大周期正处于剧烈动荡阶段。首先，在长期债务与资本市场周期层面，全球债务体系步入尾声，累积的债务与金融脆弱性使储备货币地位更迭风险上升。其次，在内部秩序周期层面，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等问题，侵蚀国家稳定根基。再次，在外部秩序周期层面，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刻重构加剧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并冲击着传统联盟体系。这三大周期的叠加共振，使得国际体系犹如一艘行进中的巨轮，面临着航道变窄、水流湍急等复杂局面。历史的钟摆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指向变革与重组，其过程必然充满动荡与颠簸。
空间维度：体系与单元的联动失稳。从空间层面审视，系统性动荡体现在全球、区域、国家等不同层次的普遍失稳。宏观上，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重构，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热点此起彼伏，大国博弈从幕后走向台前，全球战略稳定框架受到严重冲击。中观上，区域一体化进程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与重组的压力，原本作为全球经济稳定器的区域合作机制功能有所弱化。微观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信心缺失等发展困境，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其内部的韧性与稳定性正在经受严峻考验。这种跨越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联动失稳，使得局部性危机更容易通过全球化网络迅速传导，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主体维度：传统大国意愿与能力的双重赤字。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要大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然而，当前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传统大国的领导意愿与能力出现了“双重赤字”。作为长期以来的体系主导者，西方传统大国维护全球秩序的意愿正在下降，转而奉行单边主义政策，频繁“退群毁约”，不仅未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反而成为国际规则与秩序的破坏性力量。欧洲则深陷地缘冲突、能源危机、难民问题等多重困境，战略自主步履维艰，难以在全球层面发挥更为积极的稳定作用。当传统“系统管理员”的角色缺位或行为失范时，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便会加剧，导致大国竞争失控，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陡然上升。
内容维度：多领域规则与秩序遭到侵蚀。系统性动荡并不仅限于地缘政治领域，而是全面渗透到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国际经贸领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贸易战、技术战频发，全球统一大市场被人为分割。在科技领域，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在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伦理、安全与治理的深层忧虑，相关全球规则的制定远远滞后于技术发展。在人文交流领域，意识形态偏见与文明冲突论的沉渣泛起，为国际合作设置了障碍。这种全方位的秩序侵蚀，使得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时，更难形成共识与合力。
性质维度：体系稳态的破坏与负向演化。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稳定性是指系统在开放环境中，通过与外部的能量、信息交换和内部结构调整，来抵御扰动、维持自身平衡有序状态的能力。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其突出表现是行为的可预测性和规则的有效性。然而，当前国际体系的抗干扰与自我修复机制正在弱化。强权政治对国际规则的肆意践踏，使得相似事件难以得到相似处理，随机性与任意性大增。大国间的“斗而不破”动态平衡被打破，战略互信的基础遭到侵蚀。这种状态很难被视为一种导向更高级、更复杂有序状态的正增长秩序，反而呈现出负增长的可能性，即体系的整体有序性下降，朝着更混乱的状态退化。
矛盾维度：公共产品供需的结构性失衡。系统性动荡的加剧，催生了国际社会对稳定、安全、发展等国际公共产品的巨大需求。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传统公共产品的供应方意愿和能力下降，而新兴供应方又面临诸多制约，导致全球治理出现了严重的供需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等全球赤字叠加纠缠。世界日益增长的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需求与国际社会提供有效方案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愈发拉大，这构成了当前国际体系最主要的结构性矛盾。
以上六个维度全景式呈现了当前世界系统性动荡的多维表现和深层根源，需要注意的是，每个维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当前世界的动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深刻性与持久性。正是这一严峻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提出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根本出发点。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
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力地位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由过去主要依赖世界的稳定来谋求自身发展，转变为以自身稳定和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阶段，这种从受益者到贡献者的角色转变，正是“达则兼济天下”的现代演绎，中国开始更加主动、系统地向世界提供更为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
面对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国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主动作为，明确提出要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提供”“注入”意味着一种主动、自觉的战略选择，这源于中国基于对自身发展阶段和世界大势的深刻洞察。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系统性的方案来实现。这套方案覆盖经济、安全、治理等多个维度，展现出综合性与整体性特征。
做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者。中国以约占世界1/5的人口实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凭借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完整的产业体系，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拉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服贸会等，主动向世界分享市场机遇，以占全球总进口约13.3%⑤的规模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需求来源，起到全球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做国际和平安全的守护者。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全球层面，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在地区层面，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对话，为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积极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阿富汗等热点问题，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劝和促谈。这些实践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冲突调解新范式。
做全球治理变革的建设者。针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倡议。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再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构成了一套应对时代挑战、完善全球治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引领者，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并以多项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为各国可持续发展、为全球能源转型提供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推动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金融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做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引领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走向现代化拓展了路径选择。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善了基础设施，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⑥工作岗位，提升了共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联动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视角看，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抗国际体系“熵增”的努力。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孤立系统中，“熵”（即无序度）总是趋于增加，最终导致系统走向“热寂”或崩溃。将此概念引申至社会科学领域，国际体系若无强大、持续的外部力量干预，其内部的冲突、混乱、失序（即社会熵）也会不断增加。当前世界面临的种种乱象，如道德赤字、战略透支与道义绑架等，正是国际体系“熵增”的宏观表现。
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提出，生命以“负熵”为生，即通过从环境中吸取有序性来对抗自身的衰败。同理，一个文明或国际体系要想延续和发展，也需要不断摄取“负熵”，如有效的制度、共享的规范、合作的文化等。中国当前的一系列行动，本质上就是在为这个趋于混乱的全球系统注入“负熵”。无论是推动制度性开放、维护多边规则，还是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都是在创造和提供能够降低系统无序度、增强有效连接和合作的“有序能量”。“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哲学层面为创造“负熵”的全球性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扮演着推动世界历史在更高层次上互动演化的关键力量角色。
中国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文化底蕴
中国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易经》中的《坎》卦，其爻辞“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中国外交的独特品格与特质。
“水流而不盈”的坚韧与恒心。坎卦以水喻示虽历经险阻但持续向前的力量。这体现在中国外交的战略定力，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多边主义的重要原则。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确定性。如同水流一样，多边合作总能顺势而为，以柔克刚，化解国际关系中的暗礁与险滩。
“行险而不失其信”的道义与担当。坎卦强调即使身处险境，依然坚守信诺。面对贸易战、技术封锁等外部挑战，中国既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又始终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规则，展现了“刚中而应”的辩证思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的承诺，如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言出必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提供了可靠的预期。
“维心亨”的格局与胸怀。《易经》主张“维心亨，乃以刚中”，意指保持内心的通达与中正，方能成就事业。这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中国的发展不是“零和博弈”下的单赢，而是将自身发展机遇转化为世界发展红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致力于实现共赢，超越了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充分彰显中国“以和为贵”“天下为公”的宽广胸怀。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担当与实践
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应对全球困局，是一道复杂难解的“必答题”。传统大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退缩甚至反向作用，使得世界秩序出现了领导力真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主动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首先在认知上明确了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使命，继而提出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与实施方案，并通过有组织的战略行为付诸实施。这既是对国际社会期待的回应，也是大国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一个真正的大国，不仅在于其经济和军事体量，更在于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能承担的责任与做出的贡献。
世界正处在一个因资本逻辑与旧秩序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系统性动荡期，中国通过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这一稀缺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重塑。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封闭状态，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大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⑦当前国际秩序的失序，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的旧有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发展与担当，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为世界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任何伟大的历史实践，都是从质朴而崇高的道义起点出发，最终落脚于实践操作层面。中国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既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也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既有大国担当的战略决断，也有统筹发展与安全、平衡内外需求的精细运筹。与西方大国通过维护等级制秩序来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逻辑不同，中国提出的方案，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其核心是推动建立一个以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交往范式，追求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并非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秩序理念与文明形态的变革。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严峻风险挑战。其一，外部的战略挤压。中国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触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格局，特别是被守成大国视为对其主导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熵减”努力可能被误读为对其主导下秩序的“熵增”，从而引发更激烈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加剧非对称战略对抗态势。如何在这种复杂博弈中平衡各方利益，团结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重大考验。
其二，内部的资源平衡。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自身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内部挑战。向世界提供大规模的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如何在“兼济天下”的同时，确保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议程的良性互动，实现内外大局的真正统筹，是中国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这要求中国的新型全球领导力必须是可持续的，必须在复杂局势中做出难而正确的决策，防止因战略透支加大中国社会内部的“熵增”。
通过为世界注入稀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不仅在为自身的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推动世界历史朝着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迈进。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世界，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这既是中国对时代之问的响亮回答，也是一个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文明古国，在新时代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所做出的庄严承诺与重要贡献。
【注：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印太战略下‘东盟中心地位’重构与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20&ZD14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丨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华网，2025年8月30日。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主要篇目介绍》，《人民日报》，2023年4月6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④[美]瑞·达利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
⑤《商务部公布“十四五”成绩单 主要指标进展符合预期》，中国新闻网，2025年7月18日。
⑥《外交部发言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给各国共同繁荣带来更多机遇 》，新华社，2023 年5月24 日。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责编/常妍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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