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期，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推出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旨在以“精准滴灌”方式助力畅通经济内循环，巩固经济持续向好态势，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及数字化手段提升施策精度。这一政策可经由价格、预期、流动性和风险分担等多重渠道传导，形成乘数效应，同时需关注财政效率、居民负债及市场扭曲等潜在风险。建议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数字监管防套利，并完善配套政策以构建稳就业、促消费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 消费信贷成本 提振消费 财政金融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今年8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自2025年9月1日起，居民在六大国有银行、十二家股份制银行及五家消费金融机构申请个人消费贷款，可获得财政贴息支持。作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案》通过财政资金直接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旨在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巩固经济持续向好态势。[1]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政策不仅具有短期稳定经济的作用，更有助于长期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目标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面对当前复杂的内外环境，《方案》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宏观调控思路的深化，即在传统货币政策空间受限的背景下，更加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以直接降低居民消费成本的方式，为经济注入确定性。
打通经济内循环堵点。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国经济从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双引擎”模式，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消费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压舱石”。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财政贴息政策的推出，是对当前消费疲软问题的精准回应。通过降低借贷成本，尤其是在那些需要信贷支持的大宗消费领域，打通经济内循环的“堵点”，将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动能。
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精准性。在传统的宏观调控框架中，货币政策是刺激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通过降准、降息等方式，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贷款利率，以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然而，这种普惠性的“大水漫灌”式政策在当前面临着新的挑战。即便市场资金成本很低，如果居民和企业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可能仍不愿意借贷，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相比之下，财政贴息政策是一种更为直接、更具精准性的“精准滴灌”工具。这种方式将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能够确保优惠直接到达消费者手中，有效地将政策意图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它避免了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传导效率低下问题，也能够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向特定的消费领域，实现宏观调控的精细化和靶向性。
规范消费金融市场。近些年，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但部分非正规机构的高利率、不规范的借贷行为等现象也时有发生。这次政策将贴息范围明确限定在六大国有银行、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以及五家消费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举措不仅是对这些正规金融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更是对整个消费金融市场的有力引导和规范。通过将贴息优惠与正规渠道挂钩，政策鼓励居民选择更安全、利率更合理的金融服务，从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消费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消费的传导机制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能否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关键在于其传导机制是否顺畅。通过多重协同路径，该政策可将财政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活力与居民购买力。
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具有杠杆放大效应。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作为一种典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其理论来源可追溯至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斯蒂格利茨等人的信贷配给理论。在凯恩斯框架下，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政府干预降低消费信贷成本，可以有效提升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总需求扩大。信贷配给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厌恶，金融机构往往会对部分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实行信贷配给，而财政贴息可以通过风险分担和成本补偿缓解这一问题。根据财政乘数理论，消费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通常高于投资刺激，因为消费需求直接引发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形成“收入—消费—收入”的良性循环。贴息政策相较于直接补贴，具有杠杆放大特性，通过部分财政资金补贴贷款利息，能够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社会资本流向政策鼓励的领域，大幅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通过多重传导机制，共同激发消费活力。对消费者而言，其传导路径有三：一是价格效应，贴息政策通过价格传导渠道直接降低消费信贷利率，减轻消费者的利息负担，从而提升其可支配收入与购买能力。二是预期效应，政策也借助预期形成渠道释放出鼓励消费的明确信号，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并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三是心理效应，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指出，当消费者将贴息贷款视为“额外收入”或“政策红利”时，其消费意愿往往显著高于常规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效果。与此同时，贴息能够通过流动性缓解渠道帮助中低收入群体降低支付能力与消费意愿之间的错配，促使潜在消费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这一机制在耐用消费品和改善型消费中表现尤为明显。对金融机构而言，财政贴息作为一种风险补偿机制，降低了信贷投放的风险溢价，推动其扩大消费信贷供给，并更多覆盖传统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能够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担渠道。[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多维创新
在全国层面推出针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的财政贴息政策，展现出宏观调控思路从以投资驱动为主，向更加注重消费拉动的重要转变，并在政策工具、目标设定、运行机制和治理方式等多个维度实现系统性创新。
政策工具创新。财政贴息多应用于特定产业或特定人群，而此次，中央财政直接对范围更广的个人消费贷款进行贴息，与之前出台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在“供需两端”协同发力。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支持提振消费的一次创新探索，反映出宏观调控思路的重大创新，彰显了党和国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提振居民消费的坚定决心。
政策目标创新。与普遍性消费刺激不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重点支持家用汽车、养老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家居家装、电子产品、健康医疗等七大领域。这些领域符合消费升级趋势，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等多重目标。这种目标导向的创新，将宏观政策目标与微观主体行为更紧密地结合，也有助于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政策机制创新。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采用“政府定标准、市场运作”的实施机制。财政部门制定贴息范围、标准和期限，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贷款发放，消费者自由选择消费项目和产品。这并非简单地直接干预利率，而是在利率市场化的大框架下，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利率进行灵活调节。金融机构仍然可以根据自身的资金成本和风险定价，而财政贴息在此基础上，对居民承担的利息进行部分抵扣。这种机制既保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融入政府政策导向，避免了行政直接干预可能造成的扭曲，体现出政策设计的精细化。政策的优惠可以迅速转化为消费者的借贷和消费行为，使得政策传导链条短、时效性强。这种即时性的效果，有助于在短期内迅速提振市场信心，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治理工具创新。财政、央行与金融监管等部门形成联席工作机制，共享信息、协调政策，可全流程监控、跟踪贴息资金使用情况，评估政策效果，防范套利和欺诈行为。大数据分析有助于更精准地识别目标群体和评估消费倾向，提高政策精准度。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增强资金透明度，减少中间环节损耗。
消费信贷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运用消费信贷工具刺激内需在国际上已有诸多实践，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模式为我国当前推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提供参照。
主要经济体的消费信贷支持政策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下行、刺激内需时，都曾不同程度地运用过消费信贷支持政策。然而，其模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美国倾向于以税收优惠为主导，辅以定向信贷支持，如对购房、教育、医疗等领域贷款利息实施税收抵扣，并借助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工具降低整体融资成本。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旧车换现金”（Cash for Clunkers）计划，即为通过政府补贴定向刺激汽车消费的典型代表[4]。日本则采取财政补贴与金融机构低息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尤其在节能家电、环保汽车等领域提供利息补贴或担保，同步推动消费提振与产业结构升级。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则更多依赖财政补贴与政策性担保。例如，德国对电动汽车的高额购车补贴，法国为特定消费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以降低银行风险、提升贷款可获得性。
基于国际经验的启示
鉴于其他经济体消费信贷支持政策的经验教训，我们需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可能伴随的多方面挑战有清醒认识。
财政层面。政策全面推广可能带来可观的资金需求，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需注意避免对其他民生领域投入的挤占。无论是美国的“旧车换现金”还是日本的环保产品补贴，都显示出将政策与特定消费领域、特定产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性。单纯的普惠性信贷刺激可能导致资金流向不必要的领域，甚至加剧资产泡沫。同时，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贴息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如出现“逆向选择”或贷款被挪用、过度消费等道德风险。
金融层面。需警惕居民杠杆率已处于较高水平的背景下，贴息可能诱使部分群体进一步过度负债，或出现消费贷违规流入楼市、股市等现象。美国的次贷危机部分源于对信贷风险的过度放松。政策隐含的政府信用可能弱化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动机，引发后期坏账风险，并可能因金融服务覆盖不均衡，反而拉大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受益差距。此外，综合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时，二者间须实现有效协同。美国的经验表明，单一的货币政策在居民信心不足时可能失效，而日本和欧洲的实践则显示，将财政补贴与金融机构的低息贷款相结合，能形成更强大的政策合力。《方案》将合作机构限定在风控能力强的正规金融机构，可以确保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不以牺牲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为代价。
市场层面。贴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若过度支持特定消费领域，可能影响行业间公平竞争，甚至带来消费“挤出”和政策退出后的波动，反而不利于经济平稳运行。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统筹兼顾，注重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成功的消费刺激政策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需求不足，更应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例如，补贴环保产品不仅能刺激短期消费，更重要的是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绿色发展。
完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建议
在深入剖析政策传导机制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确保我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能精准高效、行稳致远，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精准识别对象，实施差异化激励。建议建立多维度目标群体识别体系，超越简单收入标准，构建包含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家庭结构和区域因素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精准识别政策目标群体，可借鉴美国“目标群体指数”（TGI）体系[5]，通过大数据分析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信贷需求。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贴息比例，依据贷款用途和消费者特征设定阶梯式支持标准，对绿色消费、教育消费等正外部性显著的领域及中低收入群体、年轻创业者等特定人群给予较高贴息比例，而对高收入群体和奢侈性消费则降低或取消贴息支持。更进一步，可引入“负贴息”机制，对可能产生负外部性的消费领域（如高能耗产品）不仅不予贴息，还可通过额外收费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从而构建“奖优惩劣”的完整政策体系，增强政策整体的协调性和导向性。
强化部门协同，构建动态保障机制。为确保政策有效落地与可持续运行，需着力构建财政与金融联动机制，加强财政部门、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财政贴息+央行再贷款+监管激励”的协同框架，通过央行提供优惠再贷款支持、金融监管部门给予考核激励，形成多层次的政策合力。同时，应建立“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多方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利用财政资金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符合条件的贴息贷款损失按比例补偿，并设置补偿上限和约束条件，以有效防控道德风险。此外，还需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实施效果灵活调整贴息规模、支持范围和补贴比例，可借鉴欧美“自动稳定器”式设计，即在经济下行阶段主动扩大贴息力度，在经济过热时逐步收缩，从而增强政策逆周期调节能力，提升整体响应效率与调控精度。
加强政策配套，完善系统支撑体系。财政贴息政策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稳定预期，因此，建议将该项政策与更广泛的中长期配套措施相结合，构建系统性、可持续的政策组合。具体而言，应协同推进稳就业与促增收政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从根本上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同时加快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后顾之忧，增强其通过信贷扩大消费的意愿。在供给端，需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企业提供更优质、创新的产品与服务，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使贴息政策所激发的消费需求得到有效承接。此外，应加强消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提升金融服务可及性和包容性，并配套开展金融素养教育，引导居民理性借贷和消费，防范过度负债与非理性行为。
【本文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团队首席专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2ZDA04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老龄化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VRC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大力提振消费的思路举措和重点领域研究”（项目编号：20251104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略
责编：冯一帆／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