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呈现出多样化的新态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基础研究受到更多重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经济基础好、科研力量强、创新环境佳，根据自身定位及优势特色，探索形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同路径。我国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注重“创新浓度+产业韧性+生态价值”的综合评价，通过“创新驱动—制度破壁—生态优先”的综合策略，在全球创新和产业变局中擘画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蓝图。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创新驱动 现代化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将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在自主创新尤其是科技型企业自主创新的条件下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产出。我国大中城市因地制宜率先开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实践，初步形成了各自城市的新特色。
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态势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1]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当前，在一线城市、部分二线城市均出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发展、互相增强的积极动向。
企业自主创新成为创新链的核心环节。创新生态和创新链的重要主角是企业，主要是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头部企业或链主企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民营企业可以公平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体制机制在完善，创新主体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公平执法等方面的壁垒正在破除。民营企业已然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华为、比亚迪、腾讯、华大、大疆等新兴产业头部企业的创新实力表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在科技攻关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是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基石，是创新链的中坚力量。
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中的源头地位更加凸显。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将其视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并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平台建设和人才引育等多维度发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497亿元，比上年增长10.5%。[2]第二，大科学装置集群崛起。已建成运行“中国天眼”FAST、散裂中子源等30余个大科学装置。第三，重大原创成果涌现。基础前沿领域取得突破，“九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系列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保持国际领先。加快破解“卡脖子”问题，光刻机光源技术、航空发动机单晶叶片材料等取得进展。第四，体制机制深化改革。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模式，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基础研究投入、人才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扩大了全球影响力。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国排名第10位，较2012年上升24位。[3]第五，基础研究赋能产业创新。中国通过战略聚焦、资源倾斜和制度创新，在基础研究领域正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基础研究不仅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基石，更成为大国经济和产业竞争的关键力量。
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特色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激发生产要素活力，培养新型人才，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具，构建新网络、新平台，形成发展新模式和新动力。[4]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经济基础好、科研力量强、创新环境佳，根据自身定位及优势特色，探索形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同路径。
北京以“三城一区”建设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北京通过规划建设“三城一区”，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功能，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北京的“三城一区”指的是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以及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区（包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顺义区）。“三城一区”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发展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构成北京乃至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格局。中关村科学城的定位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聚焦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突破。中关村科学城以海淀区为主体，涵盖中关村大街、清华北大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区域。怀柔科学城定位是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聚焦大科学装置和基础研究。未来科学城以昌平区为核心，分为东区能源谷和西区生命谷，定位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聚焦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亦庄地区，辐射大兴、通州部分区域，其定位是高新技术产业，聚焦高端制造与产业落地。
北京“三城一区”的协同作用和战略意义为：一是形成功能互补格局，中关村科学城聚焦原始创新，怀柔科学城聚焦基础研究，未来科学城聚焦应用转化，亦庄经开区聚焦产业落地，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二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是打造国际竞争力，助力北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三区一城”的联动，北京正加速从“资源集聚”向“创新引领”转型，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上海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构建创新网络与产业生态
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引擎，依托其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优势，在区域协同中探索出“战略引领、开放赋能、策源驱动、生态共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网络与产业生态。上海在长三角协同发展背景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和特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战略定位：长三角一体化的“超级节点”。首先，加强区域内功能分工协同，推动“上海策源+长三角转化”，上海聚焦基础研究，苏浙皖承接成果转化加先进制造。其次，加强交通网络互联，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1小时通勤圈覆盖苏州、嘉兴等城市，促进人才、技术高频流动；加强航运枢纽联动，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南通港共建组合港，形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长江经济带港口群”协同体系。
创新策源：构建全球范围科创共同体。首先，推进大科学设施共享，搭建“上海光源+X”网络，上海光源、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向长三角科研机构开放。其次，促进产学研跨域融合，形成“创新飞地”模式，上海杨浦区在合肥设立“科创飞地”，孵化量子计算企业。再次，强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打造集成电路“长三角走廊”，形成完整产业链。最后，推动生物医药联合攻关，建立“新药创制联合体”，共享临床资源，缩短研发周期。
开放赋能：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上海枢纽”。首先，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联通，构建“科创板+长三角”。其次，加快规则标准输出，推进“临港经验”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一业一证”“商事登记确认制”等362项改革成果在长三角复制，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再次，加强高端服务辐射，打造法律仲裁协同，推进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与南京、杭州仲裁院共建长三角仲裁联盟。
生态共生：“创新雨林”与“产业森林”深度融合。首先，构建梯度产业生态，探索“头部企业+隐形冠军”模式，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拉动均胜电子、宁德时代等1000余家供应商。其次，推进绿色协同转型，进行碳市场联动，探索开展碳排放权跨区域交易，覆盖钢铁、化工等长三角重点行业。再次，实现数字底座共享，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上，实现长三角30万家企业设备数据互联。最后，打造“长三角通”政务平台，推进医保结算、营业执照办理等138项服务跨省通办。
上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经验在于，以国家战略为锚点，以开放枢纽为杠杆，以科创策源为引擎，以长三角共生为基底。其特色可概括为：“全球视野+区域深耕”，既链接国际高端要素，又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硬科技+软实力”，基础研究突破与金融、法律等制度型开放相辅相成；“头部引领+生态赋能”，通过特斯拉、商汤等标杆项目带动区域产业升级。上海经验表明，超大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并非“单兵突进”，而是“以一体化的确定性应对全球产业的不确定性”，为世界级城市群创新协同提供中国方案。
深圳以制度创新持续培育与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
深圳经历了要素驱动阶段和产业创新阶段，当下正处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阶段，新质生产力将在这个新阶段加速形成。深圳的创新和产业生态特征为“物种”多样且强大，“网链”完整且坚韧，“养料”充分且健康，特别是“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的制度特征，具有重要价值。
“物种”多样且强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如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华为、互联网行业的腾讯、生物科技行业的华大基因、新材料行业的光启技术、节能环保行业的研祥智能、高端装备（无人机）制造行业的大疆、医疗器械行业的迈瑞医疗、超高清视频显示行业的TCL等，是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强大“物种”。
“网链”完整且坚韧。深圳在产业链、配套链（产品链）、供应链、创新链和服务链等环节具有显著优势。深圳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形成了梯次型现代制造业体系；产业链从原材料供应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都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链主”企业带动；配套体系非常完善，不仅在硬件制造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还有众多的设计、研发、检测、认证等相关服务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
“养料”充分且健康。深圳是中国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之一，在创投资本、社会资金、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例如，2023年，深圳设立了规模为100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天使期、初创期的企业。深圳还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深圳创新和产业生态具有鲜明的“市场主导+政府服务”特征，具有“6个90%”的独特创新现象：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体现出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市场主导。深圳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创新成功“秘诀”在生态，政府需对创新和创新生态更好发挥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干预趋于减弱，具有专业化水准的预见能力、协同能力，以及基于这些能力的实际操作，成为考量政府作用与产业发展的标尺。
深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制度创新释放活力，以全球视野整合资源。通过“科技—创投—产业”良性循环和“企业—政府—社会”协同机制，深圳正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未来，随着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深圳有望成为全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杭州以数字经济培育打造创新发展引擎
近年来，杭州重点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杭州高新区、钱塘新区、萧山科技城、杭州临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等六大创新引擎和产业集群，体现出杭州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的突破性布局。“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展现了杭州在科技创新上的实力。杭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数字经济引领，培育发展动力。杭州初步形成“数字经济+硬科技”生态，电子商务（阿里巴巴、蚂蚁集团）、云计算（阿里云）、人工智能（之江实验室、达摩院），是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2024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6305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市GDP比重达28.8%。杭州发展数字经济的典型场景，一是城市大脑，数字化治理覆盖交通、医疗、政务等领域；二是直播电商，集聚遥望科技、交个朋友等头部企业，占全国直播电商份额超过30%。
创新生态融合，构建“产学研用”闭环。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高等研究院，聚焦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形成强有力的平台支撑；阿里巴巴达摩院、华为杭州研究院等推动企业主导的技术转化；政府推进政策协同，发布“凤凰计划”等，培育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
新兴产业崛起，抢占未来赛道。生物医药方面，钱塘新区“杭州医药港”集聚药明生物、启明医疗等企业，打造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智能物联方面，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引领智能安防，拓展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应用。绿色能源方面，万向集团、吉利集团布局新能源汽车与储能技术。
开放协同发展，链接全球资源。完善国际化布局，滨江高新区吸引微软、松下等外企研发中心落户；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依托萧山国际机场，发展跨境电商、航空物流。
产城人融合，塑造“宜居宜业”新范式。提升人才吸引力，实施“人才生态37条”，数字经济人才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一；在未来科技城、云城等区域配套人才公寓、国际学校。打造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西溪湿地、千岛湖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同，推广零碳园区、绿色建筑。
杭州未来一个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主要是硬科技突破，聚焦量子信息、合成生物、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制造业升级，推动“未来工厂”建设；全球化链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杭州以数字经济为底色，通过创新生态、新兴产业、开放协同和产城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和建议
我国城市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形成共性策略，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石；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需防范风险，避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误区。
共性策略：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基石。其一，优化创新生态。推行“创新包容期”制度，对量子计算、生物制药和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企业，建议给予3-5年监管豁免期；试行建立“高校—企业双聘制”，允许科研人员保留编制的同时在企业兼职。其二，完善产业政策。实施“产业链韧性评估”，对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绘制风险图谱，动态调整国产替代优先级计划；设立“链主企业责任制”，鼓励大型龙头企业每年带动不少于50家中小企业技术升级；发展耐心资本，地方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期限延长至15年，容忍早期硬科技投资亏损，并长周期注资。其三，深化区域协同。共建科创飞地模式，例如，北京怀柔与雄安新区联合设立大科学装置共享园区；深圳在赣州建设“反向飞地”承接产业溢出。建立“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考核”，例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试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GEP核算及横向补偿机制。其四，创新治理模式。推广“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例如，成都建设元宇宙政务大厅测试虚实融合治理。试行“政策众包设计”，通过区块链平台征集企业对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监管建议。建立“新质生产力统计体系”，建议在国家统计体系中增设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细分指标，动态监测转型成效。
分类施策：基于城市禀赋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其一，对于国家战略科技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合肥等，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聚焦强化基础研究与“卡脖子”技术攻关，深化“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协同；探索“科学家持股+政府让利”模式，允许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比例突破现行30%的限制，激发成果转化动力；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在高校密集区设立中试基地，破解“死亡之谷”魔咒。其二，对于数字经济先导型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聚焦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数字技术开源生态”，杭州可联合阿里达摩院、之江实验室共建AI模型开源社区，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布局“工业元宇宙”新赛道，深圳可依托华为、腾讯搭建虚实融合的智能制造平台，在电子、医疗器械领域率先实现数字孪生工厂全覆盖；创新数据要素流通机制，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允许金融、医疗等领域特定数据合规出海。其三，对于传统产业升级型城市，如广州、武汉、苏州和宁波等，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聚焦以智能化、绿色化重构传统优势产业；实施“灯塔工厂领航计划”，广州汽车、苏州纺织可联合西门子、树根互联，三年内打造30家世界级智能工厂；建设“产业大脑+共享制造”平台，整合中小企业的设计、产能和供应链数据，发展分布式柔性生产；推广“ESG+产业集群”认证，对家电、建材等出口型集群引入碳足迹追踪，对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其四，对于内陆开放枢纽型城市，例如成都、重庆和郑州等，可从以下方面着手：聚焦以通道经济撬动价值链升级；构建“亚欧陆海快链”体系，例如成都青白江铁路港可联合钦州港，开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联运提单金融化试点；发展“保税研发”新模式，例如重庆两江新区可设立集成电路设计保税实验室；打造“数字丝绸之路节点”，例如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可建设面向东盟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防范风险：避免新质生产力发展误区。其一，警惕“超前透支”，防止三四线城市盲目跟风量子、元宇宙、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需设置技术成熟度评估门槛。其二，打破“数据孤岛”，避免各城市工业互联网平台重复建设，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共建国家级工业数据枢纽。其三，协调“国资民资”，规范政府产业基金投资比例，建议国资持股不超过30%，以保障市场活力。其四，避免“绿色泡沫”，建立新能源项目全生命周期碳核算。
中国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走出“唯GDP论”惯性，转向“创新浓度+产业韧性+生态价值”的综合评价，既要避免“全能冠军”的盲目追求，也要警惕“转型焦虑”的动作变形。通过“创新驱动—制度破壁—生态优先”的综合策略，在全球创新和产业变局中擘画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蓝图。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略
责 编：于洪清 张 凡／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