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赋能基层治理创新，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探索构建了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网络等。与此同时，存在着基层心理服务主体和定位不明确、多方参与机制建设有梗阻、融入基层治理途径不畅通等问题。更好满足群众多样的心理需要，需打通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行业领域，提供多样化的心理服务工作，大力提升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 基层治理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各项工作。”[1]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的重要枢纽。通过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来赋能基层治理创新，是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有效路径，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加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任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等十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开始为期三年的全国试点工作。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2]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对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作出部署。
社会心理服务既包括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服务，也注重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将心理服务融入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各级各类组织、社会、文化等层面全方位开展心理服务，引导社会心态，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心理健康服务侧重个体层面的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是社会心理服务的组成部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平安中国、健康中国建设，充分体现这项任务对服务平安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新时代“枫桥经验”写入党的重要文献，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就在于其能发挥就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3]。社会心理服务是基层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有效手段。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基层综治中心等要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心理需求。充分发挥综治信息系统平台优势，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电子档案，开展社会心态预测预警，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此外，要求试点地区政法委、卫生健康、民政、公安等部门建立健全基层综合管理小组，结合矛盾纠纷协同化解，完善各类特殊人群的心理沟通机制，做好矛盾突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人群及性格偏执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制订个性化疏导方案，特殊人群个性化心理疏导的覆盖率达到60%以上[4]。这些要求与部署，都凸显出基层心理服务对建设平安社会的重要性。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的整体健康。《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部署15项行动，其中第5项行动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这一专项行动，提出个人和家庭层面的9条举措、社会层面的4条举措、政府层面的5条举措，其中多条具体内容与基层为民服务有关。比如，政府举措第2条提出“依托城乡社区综治中心等综合服务管理机构及设施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或社会工作室（站），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辅导人员或社会工作者，搭建基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再如，第4条提出“动员社区组织、患者家属参与居家患者管理服务。建立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康复机构及社会组织、家庭相互衔接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加强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对社区康复机构的技术指导”等举措。基层心理健康服务不仅方便居民就近获得服务、促进居民心理健康，也有助于及时化解利益诉求与心理诉求交织导致的矛盾纠纷。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建设成效显著
试点工作方案提出十七项具体要求，第一项“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的第1条为“搭建基层心理服务平台”，要求试点地区“在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或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规范设置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对这项工作的考核指标为“以村（社区）为单位，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建成率达80%以上”。[5]2023年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披露，试点地区96%的村和社区设立了心理辅导室或社会工作室。为期三年的全国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多部门齐抓共管、各行业共同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获得良好的现实基础。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站点不断增加。服务站点有的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设置，有的与社区服务站、健康服务中心或镇/街卫生院结合，有的设置在矛盾化解中心、文明实践中心、妇女之家、儿童之家、老年活动中心、康复机构等。站点的硬件设施通常包括：配备有登记和心理测评软件的登记及测评室、心理咨询室、沙盘室、宣泄室，及配备有生物反馈设备或虚拟现实设备的放松室。有的心理服务站点与社区其他服务功能结合， 如书法、音乐、舞蹈等。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的智能化服务产品，如服务机器人或智能终端应用程序，也开始进入城乡社区心理服务站点。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从事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心理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心理健康相关教学和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员，也包括接受过心理服务培训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退休人员、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内涉及心理服务职能的工作者等。试点工作推动了社会心理服务行业的发展，工商注册的社会心理服务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专业队伍不断扩大，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提供重要保障。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内容不断丰富。目前心理服务已不再局限于解决个别问题，而是深入社区，为不同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例如，结合老年群体义诊开展老年群体提升认知能力、化解消极情绪的活动；针对失独家庭开展心理帮扶；支持残障人士学习心理咨询知识和技能；对社区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员等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其社会适应；对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及时实施干预，避免或减少自伤、伤人等极端事件的发生。这些基层实践，切实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和平安保障。
基层心理服务可及性不断提升。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12月启动“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各地现有心理援助热线与“12356”连接，实现一个号码接通心理援助热线。热线开通后，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及时增设坐席数量，加强专业人员队伍配备，提高接听率和服务质量。心理援助热线是向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的重要途径，使基层心理服务可及性得到有效提升。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形式不断拓展。当前，我国各地结合自身特殊色，积极探索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创新，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例如，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实现区、街道、社区三级共263个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全覆盖，推行“1+1”社区心理服务模式，即每个社区配备1名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人员和1名心理咨询师，为居民提供便捷可及的心理服务。浙江嘉兴市将“健心客厅”嵌入城乡图书馆，通过设置心理健康专题书架，定期邀请专家与从业者，举办家庭教育沙龙、亲子活动与疗愈读书会等，让群众更加方便地接受“面对面”心理服务，满足大众对缓解压力、愉悦身心的需求。内蒙古库伦旗通过建设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组建心理健康服务团队，逐步建成覆盖城乡的服务点，将心理疏导应用到矛盾纠纷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中。
建设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取得一系列成果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例如，有的基层干部不重视社会心理服务的社会治理功能，或者将其狭隘理解为只是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提供心理服务。有的社区没有针对居民实际需求开展工作，有的将按要求建立的心理服务站点及设备闲置或挪为他用，造成资源浪费。有的心理服务站点没有对设备及服务的使用情况进行登记或及时记录，导致无法评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成效。有的地区因政府购买服务政策限制，一些小微型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无法进入政府采购清单，或由于政府购买服务不连续，无法满足基层居民长期社会心理服务需求。
提升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报告（2022）》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居住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我国将有约70%的人口生活在居住社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不仅是保障民生福祉、提升生活品质的“暖心工程”，更是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亟须着力提升基层社会心理服务能力通过情绪疏导与矛盾预防，有效化解潜在风险，筑牢社会稳定的根基。
精准洞察并响应基层群众心理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心理需要，心理需要是从解决心理问题到体验美好生活的连续体。一些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困扰，需要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心理健康服务来解决，罹患精神障碍则应及时就医、接受正规治疗、重建心身平衡。有的人并没有心理健康问题，但对生活品质、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有更高要求，当这些心理需要一时难以满足，就可能逐渐积压不满并带来心理健康问题，甚或有可能通过网络媒体、群体行为等外化，扩散为不良社会心态、社会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秩序。
基层心理服务工作，坚持以满足群众心理需要为出发点。社会越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越多样化，但仍有共性规律可以把握。不同人群有共性的心理需要，也有个性化的心理需要。社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需要，主要体现在亲子关系、学业压力、同伴关系、身心成长等方面；社区成年居民的心理需要，主要体现在婚姻质量、亲子关系、代际关系、工作压力等方面；社区老年居民的心理需要，主要体现在身体机能衰退和经济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情绪压力、子女支持、社交需求等方面。特定人群有该群体个性化的心理需要，亟需针对性的心理服务方案。
完善基层心理服务供给体系
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积累丰富经验，心理援助及心理危机干预平台建设取得进展。与此同时，基层心理服务主体和定位不明确、多方参与机制建设有梗阻、融入基层治理途径不畅通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供给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推动就业社保、养老托育、扶残助残、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物流商超、治安执法、纠纷调处、心理援助等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加强基层心理服务，需充分了解掌握当地心理服务资源与需求。服务资源主要是各类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和人员，以及所在地区的心理学及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机构；服务需求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和把握服务对象的心理状况及需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进行信息收集。在掌握资源和细化需求的基础上，将社会心理服务与危机干预工作与基层各类便民服务场景有机集成和精准对接。
当前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心理科学传播、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危机干预。其中，心理科学传播是基础。我国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还处于提升阶段，心理问题“污名化”现象存在。按照“知-信-行”理论模型，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健康信念、实践心理健康行为是扎实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三部曲”，科普应先行。
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为健康或亚健康群体提供的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工作，也包括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的居家和社区治疗及康复工作。对于精神障碍患者，通过报告患病率、规范管理率、面访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精神分裂症服药率、社区康复参与率等指标进行监督和考核，构建及时发现、及时登记、规范管理等管理闭环。
心理危机干预是专业化要求更高的社会心理服务，无论是个体危机干预还是群体危机干预，往往涉及多部门、多机构的协调合作。极端行为学生的危机干预需要家-校-社-医联动，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危机干预需要家属或监护人、社区工作人员、民警、专业医生联动，社会危害大的突发事件的危机干预，涉及的协调机构及工作机制更复杂。只有在日常工作中找到风险点、做好机制建设和演练，才能形成一套高质高效的危机干预机制，避免突发事件演化发展为更大的社会事件。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民政部、中央政法委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打造成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科技支撑”面向新时代社会治理重大需求，聚焦社会安全、智慧司法、社会治理、科学监管与智慧服务等业务板块呈现出的新态势，构建社会治理与智慧社会理论体系，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和专用装备研发，全面支撑社会治理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些国家政策、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充分体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已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路径。
心理服务与数字技术共同赋能基层治理，是健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时代命题。数字治理前提是具备基本的治理条件，即基层群众具备接受数字服务的基本意识和能力。数字治理有效提升基层问题解决的速度和质量，但同时也提高基层群众对于问题解决速度和质量的期待值，一旦期待得不到满足，可能降低公共服务满意度，甚至引发矛盾。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信息泄露、隐私保护、数字鸿沟、责任模糊、人际疏离等担忧。无论是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中运用数字技术，还是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基层治理，都离不开对心理规律、心理需要的遵循和尊重。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背景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ZDA35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略
责编：张 凡／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