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中国从积极参与者逐步成长为不可或缺的引领者。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中国以高度的责任担当，系统性推进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探索，国内政策实践与国际合作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表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华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洞察，为人类应对气候危机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实践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刻影响全球的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为有效应对这一跨越国界的威胁，亟需各国摒弃分歧、深化合作，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然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多重困境：国家间发展诉求与减排责任矛盾突出、集体行动逻辑下“搭便车”现象难以根除、气候融资与技术转让承诺落实不足、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执行力有待提升。在这一复杂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扮演的角色与采取的行动，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参与到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实践
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中国从积极参与者逐步成长为不可或缺的引领者。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中国以高度的责任担当，系统性推进多层次、多维度实践探索。
在全球层面，深度融入并坚定维护多边治理框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建设性方案。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中的角色，经历了从审慎参与到主动引领的深刻转变，充分体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多边主义框架的坚定维护与实质性贡献。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UNFCCC）首批缔约方之一，中国始终恪守国际义务，以建设性姿态深度融入以UNFCCC为中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国与美国共同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有力推动该协定快速生效。中国对《巴黎协定》的鼎力支持与积极履行，意义重大。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宣示，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2021年，《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进一步细化实现路径。这一系列目标设定与政策宣示，为中国自身的绿色转型锚定方向，也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外交舞台发挥关键协调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国际谈判中积极斡旋，促进南北对话，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资金支持等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原则，通过“基础四国”“77国集团+中国”等机制增强发展中国家集体话语权。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等关键平台上，中国积极推动将气候变化议题纳入核心议程，倡导绿色金融、可持续基础设施等务实合作。例如，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中，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透明度框架设计等关键议题上，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和公平诉求。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在甲烷减排、清洁能源转型等领域加强合作，此举对凝聚全球共识、推动会议取得阶段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①中国在气候外交多边舞台展现出的大国担当和外交智慧，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推动力。
在多边层面，务实开展高效多边气候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行动网络。中国通过多层次、多渠道的国际合作将气候承诺转化为务实成果，其中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平等互助、自主发展”为内核，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捍卫发展权益，通过提升受援国的技术能力培育转型动力。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设立涵盖领域更广泛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在2022年将其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②这些合作项目聚焦受援国最紧迫需求，涵盖清洁能源供应、灾害预警系统、低碳示范区建设等领域。例如，向埃塞俄比亚援助太阳能发电系统，提升其可再生能源覆盖率；为老挝提供卫星气象设备，强化其极端天气监测能力；为马尔代夫提供光伏设备，助力其实现能源自主；等等。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坚持“授人以渔”理念，将气候行动深度融入受援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中国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重要创新。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③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多家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截至2025年7月，已有53家签署机构、23家支持机构以及2家观察机构，签署机构拥有或管理的资产达到42万亿美元。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能源领域首个由中方发起成立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在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热能等领域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为共建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注入强劲动力。④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绿色化”为载体，将生态文明理念嵌入跨国经济合作，创新全球可持续发展范式；同时，依托风电、光伏等技术，帮助沿线国家实现能源系统的迭代升级。这一进程不仅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增长与减排协同的实践蓝本。
在国内层面，以“双碳”目标为统领，全面布局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以“双碳”目标为统领，通过系统性政策部署与资源投入，在全球范围率先探索“双碳”目标下经济增长的发展新范式。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减排、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的系统思维。这是一场涵盖生产方式、消费模式、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深刻转型。在顶层设计上，中国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既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设定碳排放峰值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又注重政策实施的灵活性，避免“运动式减碳”对经济社会的冲击。
能源结构转型是中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改变传统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从根本上降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强度。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将能源革命视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突破口，着力推动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结构性变革。截至2024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8.89亿千瓦，同比增长24.6%。⑤能源结构转型深刻改变产业生态，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技术企业。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能源结构转型带动全社会的生活观念变革。在社会层面，倡导简约适度的消费理念，形成全民参与的低碳文化。绿色低碳从政策要求转化为全民自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这种积极而稳妥的推进方式，展现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经济韧性。这一进程既是中国履行气候承诺的实质性行动，又为“全球南方”探索绿色增长路径提供范式参考。
从传统到现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智慧
植根于5000多年文明基因的中国生态智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演变为具有全球启示的治理范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逻辑，源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生态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作为思想基石，强调人与自然并非主客对立，而是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周易》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重视自然万物，将其纳入道德关怀；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为最高法则，揭示顺承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礼记·月令》以四时为纲，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所体现出的整体性思维，深刻影响中国气候治理逻辑。在202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方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纳入《昆明宣言》，可视为对传统宇宙观的现代表述。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实践维度表现为“取用有度”的节制伦理。“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里这一记载，展现出孔子对动物的仁爱之情，包含着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珍视。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取用有度，有所节制，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管仲提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的治国方略，形成“时禁”制度以保护生态再生能力。中国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长江流域实施“十年禁渔”计划（2020—2030年）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延续。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实践智慧。明代《农政全书》记载“桑基鱼塘”系统，通过塘泥肥桑、桑叶饲蚕、蚕沙养鱼的物质循环，实现零废弃生产。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劳动人民先通过修筑“纵浦横塘”水利排灌工程，将地势低下、常年积水的洼地挖深变成鱼塘，挖出的塘泥则用于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作为塘基，逐步演变成为“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雨季洼地经常容易发生的洪涝灾害，而且形成一种多层次复合生态循环农业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建议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古老璀璨的中国农业文明为全球农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通过现代话语完成转化，使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兼具文化主体性与方法创新性，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贡献中国智慧。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展”与“减排”构成辩证统一关系，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议题。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决定了减排行动必须立足不同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同时，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又要求所有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加速低碳转型。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一倡议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习近平主席旗帜鲜明地呼吁将发展合作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积极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助力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创造性地实现“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动态平衡，将气候行动转化为惠及亿万民众的民生红利。这一实践打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非此即彼的传统认知，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把低碳转型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使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循环。在能源革命推动下，清洁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碳市场等机制创新引导资源向绿色惠民领域流动，生态环境改善直接提升了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区别于脱离发展语境抽象讨论减排目标的治理范式，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与消除贫困、提升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协同推进。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将低碳转型与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相结合，如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北方冬季清洁取暖等举措，在减少排放的同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种减碳路径，不仅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而且让民众直接分享低碳经济收益，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气候治理新模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2015年起实施的“光伏扶贫”工程，取得稳定带动群众增收脱贫、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动能源领域供给侧改革“一举多得”的效果，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和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式，增强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这种“绿色造血”模式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价为“可持续减贫的中国方案”。
通过对“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动态平衡，中国将气候行动转化为切实的民生红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这种内生于人民需求的政策驱动力，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价值坐标。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对国际秩序变革提出的重要理念，强调在全球事务中通过平等协商凝聚共识、通过合作共建完善机制、通过成果共享实现共赢。这一理念摒弃零和思维与霸权逻辑，主张以包容互鉴的方式协调各国利益，尤其是注重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体现为坚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集体决策，反对单边强制措施，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分配模式。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始终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其作为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核心准则。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曾长期享受无序碳排放带来的发展红利，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量远超发展中国家，理应在技术资金方面承担更多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在保障合理发展空间的同时，避免“走老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严峻，唯有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建立更具弹性的国际合作框架，才能实现发展诉求与气候目标的有机统一。这一立场在《巴黎协定》谈判中得到充分彰显：中国联合77国集团坚持将“公平”“区别责任”写入协定序言，尊重“全球南方”国情差异。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其通过“共商”机制打破发达国家主导的气候议程设定权，推动形成涵盖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诉求的协商民主模式，使《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减排框架得以确立；通过“共建”原则加强务实合作，引导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技术支持义务，激励发展中国家基于各自国情开展能力建设，促成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创新型合作平台的涌现；通过“共享”导向确保气候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中国推动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实践，使低碳技术转移与可持续发展需求有效对接，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切实转化为“全球南方”的民生改善。
从当下到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前景展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不论是受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冲击而影响的碳中和，抑或是作为中长期全球挑战的全球气候治理议题，还是以低碳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如何应对新旧全球议题相互交织的综合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既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又要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其实施，为中国减排技术创新、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提供重要契机。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更新绿色技术应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必将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已成全球大势，主要经济体均将绿色低碳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加快推进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抢占绿色低碳产业竞争高地和相关规则标准主导权。对于中国而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需要化竞争为合作动力、聚分力为合力、协调各层级治理主体和行为体的优先目标，在坚持联合国机制核心地位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新路。
【注：本文系202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海外中共学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24B002）和2024年度西安交通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专项重点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蕴研究”（项目编号：SKZX2024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美关于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新华网，2021年11月11日。
②《气候领域国际发展合作综述报告：中国的政策与实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网，2023年7月。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8页。
④《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报告（2023）》，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3年，第2-3页。
⑤《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月度（2月）调度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可靠性管理和工程质量监督中心官网，2025年3月6日。
责编/周小梨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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