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公众参与是激活城市社区治理内生动力的关键。持续优化参与渠道、提升参与实效，将为进一步改善社区生活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感创造有利条件。随着城市社区规模扩容，不同利益诉求交织、基层矛盾日趋复杂，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仍面临一定现实挑战。需通过搭建议事平台、完善参与机制、运用数字技术等手段，让居民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关键词】协商 城市社区 人民民主 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①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构建“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②，必须重视协商，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面临的难点和挑战
“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③当前，随着城市社区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小范围议事”机制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有的居民社区认同感不足、归属感不强，存在“想参与却不会、能参与却无效”等现实问题。
人口规模扩容与城市社区治理资源不匹配。2025年6月，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调整居民委员会设立标准，将现行法规定“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修改为“一般在一千户至三千户的范围内设立，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适当范围内设立”。④这一修订既是对城市社区规模扩大现实的制度回应，又折射出城市社区治理场景的深层变革。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社区承担大量行政事务与考核指标，但相应的管理权限与资源保障并未同步下沉。有的居民委员会在组织居民议事、调解邻里矛盾等关键自治职能上面临现实挑战，即便加装电梯、建设养老设施等议题居民已达成共识，一旦转入实施环节，需要跨部门协调与统筹时，居民委员会往往力不从心。
社区治理能力、动员能力有待加强。一方面，城市社区自主整合资源、服务居民需求的自治能力有待提升。当前，城市社区工作者承担大量行政事务，在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方主体有序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仍面临一定挑战。另一方面，城市社区中居民在知识储备、表达技巧和资源获取上存在差异。有的居民由于缺乏协商沟通技巧与公共议题表达能力，难以有效参与决策讨论；部分租户参与意愿相对较低，在社区治理中容易处于被动状态。
社区治理参与渠道有待拓宽。个别基层政府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倾向于开放文体类活动等低风险领域的参与空间，而在社区资源分配等方面，参与渠道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拓宽和完善。参与渠道不畅，容易导致听证会、居民议事会等参与机制流于形式，出现“被代表”、议事“走过场”等现象。同时，社区自治监督机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居民对社区组织工作进行评价、提出质询的渠道和制度化保障尚需健全，部分意见建议因反馈和转化机制不够顺畅，难以全面落实到整改过程中。
社区治理参与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有的城市的社区居民议事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听证会等协商平台缺乏规范化运作流程，未能将广泛的居民诉求转化为具体、可议、能办的协商事项，加之缺乏反馈机制，造成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等问题，使得居民诉求难以得到快速响应。有的社区公共空间改造、物业费调整等重大事项，多由行政主体主导，居民参与往往体现在“公示环节”，缺乏自主提案权。有的协商活动常临时召集，参与者缺乏必要准备时间，加之发言规则不够明确，容易出现居民参与不足的情况。有的社区交往密度较低，参与渠道不足、议题覆盖不全，导致部分居民参与意愿受到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有待提升。
凝聚城市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共识的难度加大。不同群体与代际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对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在协商过程中更加注重沟通协调，以寻求最大公约数，不断夯实社会治理的民意基础。当前，有的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存在“搭便车”心态；在遇到矛盾时，有的人习惯以“对抗式思维”解决问题，影响治理效能的提升。
提升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度的关键路径
针对城市社区治理参与不足的复杂成因，需要推动基层治理投入，从单一的“项目投入”向更加注重“人的投入”与“制度投入”转变。通过系统化的要素赋能协商，将外部化、消耗型的治理资源，转化为内生性、创造性的治理效能，从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富有活力并凝聚广泛共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以党建赋能协商，增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向心力”。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通过搭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居民”的多方主体议事平台，完善“收集议题—协商议事—执行落实—反馈评价”的闭环治理机制。发挥党员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示范引领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形成“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的和谐局面。基层党组织需要不断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新环境、新形势，不断规范议事流程，真正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显著效能。
以制度赋能协商，保障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有“底气”。2017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支持和帮助居民群众养成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提高协商能力，推动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尊重多数人意愿又保护少数人合法权益的城乡社区协商机制。”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25年6月底，两部有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制度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迎来修改。⑥党和国家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使人民群众参与有办法、协商有底气。
以培训赋能协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参与能力。提升协商效能，关键在于补齐各类主体“不会参与、不敢参与”的能力短板，推动形成多方共治、理性发声的参与格局。针对普通居民，通过开展社区议事技巧工作坊、模拟协商会议等场景化培训，提升其在议题表达、利益协调与共识构建等方面的能力，使其由“不知如何开口”转向“善于理性发声”。针对外来租户、低收入群体等，可由社区党员或骨干居民陪伴参与协商，减轻其心理压力，确保其诉求在公共决策中得到有效体现和切实尊重。对于社会组织，可以引入高校、智库等专业机构开展结对指导，增强其在政策解读、矛盾调解与民意征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对于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专业培训，着力提升其平衡多方利益、促进共识形成、引导协商进程的能力，使其更好发挥协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破解“议而不决、决而难行”等难题。
以机制赋能协商，增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整合城市社区各类服务窗口与信息资源，构建“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健全权责清晰、响应高效的省、市、区（县）、街道与社区五级联动机制。通过清单化定责、流程化运作、数字化管理，全面构建“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线上受理、线下联动；综合考评、闭环管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社区统筹调配跨部门治理资源的能力。
建立“开放议题形成机制”，将物业费调整、停车管理、公共空间改造等居民关切事项纳入“刚性协商清单”，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完善“协商闭环管理机制”，对达成的协商共识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与验收标准，并通过公告栏、社区微信群等渠道动态公开执行进展，构建“提议—协商—决策—执行—反馈—评价”全流程工作链条。引入居民代表和第三方机构对协商成果开展实效评估，防止协商流于形式。
充分尊重居民与社会组织的平等主体地位，设立“社区协商专项基金”，简化公共事务报备流程，巩固“政协委员协商工作室”功能，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渠道。构建“线下定时协商+线上随时协商”的体系，破解“上班族无暇参与、老年人操作困难”等参与难题。依托平台汇聚的民意数据精准识别高频议题与焦点诉求，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治理模式转型，全面提升协商精准性与治理效能。
以文化赋能协商，激发城市社区治理参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绵绵用力，成风化俗。”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支持等方式，加强宣传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倡导社会新风尚，推动居民公约从“形式文本”转向“实践指南”。各地通过开展“公约制定示范社区”评选、组织“邻里公约宣讲会”、邀请居民参与公约执行监督等活动，让“人人参与制定、人人遵守规约”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生动的治理图景。
【注释】
①《习近平：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中国政府网，2014年9月21日。
②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6月12日。
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7月22日。
④《我国拟修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着力完善议事协商规则》，新华网，2025年6月24日。
⑥《让基层治理焕发新活力——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迎来修改》，《中国人大》，2025年第14期。
责编/靳佳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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