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各地积极探索运用数字技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治理能力、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超大城市治理仍面临智慧城市与社会有机体运行联系不紧密，开展智能建模、模型搭建、平台模拟的过程忽视人的主体性等突出问题。大型社会模拟器研究，为我国探索超大城市智能社会治理作出有益尝试。依托大型社会模拟器，智慧城市建设以明确的治理需求为抓手，激活并完善现有城市数据生态，在交通治理、教育治理等方面，赋能典型社会治理场景，探索出一条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智能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关键词:大型社会模拟器 超大城市治理 现代化人民城市 智能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指出“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强调“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步伐，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1]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重大使命，在城市治理手段、目的两个维度，明确当前城市建设、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要求。[2]一方面，强调手段维度的“现代化”，即使用互联网、物联网、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强调目的维度的“人民性”，要求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治理，必须全过程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对智能社会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工作，2021年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公布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名单，推动采用社会实验等规范性方法，开展智能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工具研究，湖北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东湖高新区”）名列其中。近期，该基地推出大型社会模拟器，这一研究旨在激活并完善现有城市数据生态，赋能典型治理场景，为我国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作出有益尝试。
开展大型社会模拟器研究的现实背景
当前，我国高度关注基于“数字社会”与“智能社会”的治理创新，各地积极开展相关实践探索，如建设“城市大脑”等。这些实践探索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积累有益经验，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一方面，“城市大脑”与社会有机体运行联系不紧密。由于数据区隔、条块分割、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城市大脑”在有效调动社会有机体运行方面遭遇梗阻，在作用于社会治理实践方面存在滞后性。笔者团队关注地方智慧平台运行状况，开展调研工作，得出一些基本判断。在功能发挥方面，各地“城市大脑”等类似平台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目前，这类平台普遍以展厅演示、数据堆砌、功能列表展示为主，缺乏实质性的社会治理参与。在数据部分，平台主要以宏观、静态、结构化数据为主，能够支撑地理信息系统展示，但不能有机融入社会治理过程。
另一方面，开展智能建模、模型搭建、平台模拟的过程，忽视人的主体性。目前，治理平台仍处于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阶段，主要聚焦于城市数据采集、融合与共享，未能真正将社会化个体作为主要建模对象。由于缺乏支撑社会模拟的微观基础，治理平台无法真实反映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过程。
在城市智能社会治理实践中，上述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对超大城市而言，社会治理任务与需求更为复杂，解决上述问题的需求更为迫切。大型社会模拟器，可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以明确的社会治理需求为抓手，激活现有数据基础，打通数据业务链条。通过最新的数据生产、数据验证、数据矫正、数据补全，丰富和完善现有城市数据生态，并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持续丰富、完善生态系统。
其二，通过构建与真实社会平行的社会“副本”，尽可能如实、客观、全面反映社会运行情况，重点模拟在社会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逻辑。以具体治理场景为导向，持续开展灵活、丰富、常态的社会模拟实验，并与真实社会结果进行动态验证，与政府部门开展工作联动，提升社会治理的开放性、协同性。
其三，大型社会模拟器可在承继现有工作成果与模式的基础上，持续迭代、优化，不断探索城市治理实践创新模式，优化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流程、业务生态，赋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
大型社会模拟器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逻辑
超大城市运行系统较为复杂、庞大，面向这一系统，可以利用大型社会模拟器，构建城市社会有机体的“副本”映射。“副本”是与“正本”相对应的概念，如果将真实社会定义为“正本”，大型社会模拟器构建的则是一个映射“正本”，即具备虚拟形态的社会“副本”。利用这一“副本”，激活城市治理的数据生态，需要在理念方面提高认识，并在实践层面持续开展工作、实验、验证。
可以对城市社会有机体进行客观映射、如实反映、动态更新。大型社会模拟器应全面、客观、如实反映城市社会有机体的静态特征、运行过程、动力学机制。数据的收集、治理、整合、映射，是基础性生态工程，是整个社会模拟器的生态底座。例如，在城市运行的基础物理环境方面，需要整合天文气象、水文地质、地理地貌等方面的数据，映射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承载环境。在社会行为体方面，在充分保障个体隐私前提下，需要获得动态的宏观特征、群体画像、函数分布、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基于此，按照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等价共同体”视角[3]，需要设计具有相同特征的智能体，模拟超大城市居民群体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日常通勤行为、自然状态行为、异常状态行为、互联网场域行为等诸多场域面向。
可以对公共政策实施风险、实施效果进行预演和验证。传统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真实实施，对社会“正本”直接进行社会治理，而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都可能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在真实社会中，撤回、更改已经实施的社会公共政策，无疑非常困难且可能影响政策预期效果，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沉没成本，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和挽回。大型社会模拟器可以模拟社会公共政策实施过程，预演政策实施可能形成的社会影响，为提前规避负面效应预留空间。这凸显出大型社会模拟器作为社会“副本”的适用性与灵活性，即依据发展意愿、治理场景、社会条件等信息，开展低成本、可复制、可撤销、可比较的社会治理模拟实验。
可以对社会运行“反事实”的状态与空间进行充分探索。社会“正本”是一种事实，社会“副本”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呈现、反映、映射，而且可以对社会运行“反事实”的状态与空间进行充分探索。作为直接用于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平台，大型社会模拟器助力使用“反事实”分析法，反向指导社会模拟工作流程，发现有利于达成治理目标的政策干预集合，并从中检视和选择具有现实性、可行性、有效性、稳健性等品质的社会公共政策选项。
大型社会模拟器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典型场景
大型社会模拟器基于社会“副本”平台搭建，持续开展社会运行模拟、社会知识发现、干预策略模拟等工作，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笔者以湖北武汉市超大城市治理实践为典型案例，解析大型社会模拟器如何在重点治理场景方面发挥作用，助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推动公共服务精准化。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现代化人民城市”突出强调城市建设的“人民性”。[4]超大城市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城市中生活的具体的“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口规模大、密度高，人员流动迅速、互动过程复杂、互动模式多样，是城市社会复杂系统的基本面。从社会治理来看，城市对流动人口精准治理、困难群体精准关怀等方面，存在较高的智能化治理需求；从群众诉求来看，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社区物业服务的期待不断增强。大型社会模拟器可通过以下路径解决这些问题：依托现有的人口库、法人库等数据基础，促进实现全市人口数据信息的汇聚治理、共享交换和应用服务；针对全市、区县、街道、社区等不同级别的人口群体，进行建模与模拟；基于动态性、优先性等原则，挖掘公共服务需求，并做出智能、精准、前瞻的趋势预判、群体分析、公共服务配置导向建议。
提高交通治理智能化水平。交通治理是全球性难题，也是大型社会模拟器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武汉市人口众多、经济社会活动频繁，交通出行的顺畅安全程度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受居民过境中转、旅游打卡等需求影响，武汉市人口流动具有常态性、季节性特征，这给预测群众的出行需求，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交通治理需要分析不同群体需求的差异性，注重交通服务的均等性。因此，仅依据人口基本态势分析尚不充分，需考虑规律性、常态性、偶发性扰动因素。基于大型社会模拟器的交通治理模块，模拟覆盖整个城市的交通行为空间，在联通全域路网的基础上开展交通治理。在路口、路线、区域、城市等各层面，开展分层级的交通多智能体模拟，科学配置奖励函数，拟合当前社会在交通方面的“正本”特征。同时，广泛开展交通“副本”反事实模拟，寻找更优的奖励函数分布，为各种情况下交通场景的治理，储备对策集合。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是重要民生事业，是人民群众重大关切。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在总量方面具有稀缺性。另一方面，需要将教育资源在数量规模庞大的市民家庭（以家庭户为单位）中，进行科学、智能、精准分配，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通过教育场景模拟，大型社会模拟器可以在总约束函数（资源总量固定）之下，促进学生、教师、教育管理部门三方需求的动态均衡。在学生（家庭）方面，基于基础数据，大型社会模拟器科学统计、超前预测教育资源需求，包括学位、宿舍、教材、研学等方面的现状与趋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实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避免幼儿园、小学、初中数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引发社会关切。在教师方面，基于学生学习现状与发展趋势，依据存量教师信息，科学预测当前、未来教职工增量需求；做前瞻性部署，防止教师群体数量、结构发生不稳定性波动。在教育管理部门方面，基于“教育资源一张图”，开展教育动力学模拟，保障常态教育资源供需适配，赋能精准管理、科学规划，提升决策质量。
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发展正在从“简单粗放”模式，向“因城施策”“精耕细作”方向过渡。“因城施策”“精耕细作”“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为以超大城市（社会有机体运行）为主体开展房地产市场模拟，提供了理念指引。大型社会模拟器可以在现有数据（国土空间、城市规划、市容市貌、功能分区、商业配套）基础上，坚持以人为主体，开展模拟实验。在住房购买、租赁、物业服务方面，重点模拟和推演人民群众的需求现状与未来趋势，以及政策影响下的“反事实”场景及平行社会结果。通过全局推演、持续模拟等方式，充分比较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从而选择最合适的政策。依据模拟结果，制定精准化、精细化治理方案，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助力基层治理模式创新。超大城市由诸多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场域构成，社区是典型的基层社会场域，是承载城市居民个体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场域。以武汉市为例，社区类型多样，社区居民构成复杂，包含新市民、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短期游客群体。不同类型居民呈现混居状态，在市民化程度、价值观、认知层面，具有一定的异质性。社区层面，仍存在很多细碎繁琐、日常发生的基层治理需求。比如，提高“陌生人”社区活力；又如，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产品；再如，精准识别、“无感”介入和帮助困难群体；还如，建筑物与场所风险的智能预警问题。大型社会模拟器可以构建更高精度的“社区级社会模拟器”，基于大数据、小数据、本地网格员数据、合成数据、生成数据等，实现实时模拟、常态治理、虚实交互模拟，及时比较真实社会治理结果，助力“小而美”“五脏俱全”的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强化互联网舆情跟踪研判。在移动互联网、通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人类个体社会活动模式正在从“物理社会在场”为主，向以互联网虚拟空间为主的“虚实共生”生活方式转变。在互联网空间，网络舆情可以反映群体意见、情绪、需求。依托大型社会模拟器，开展虚拟空间舆情发展态势模拟，有助于寻找有效治理策略，及时回应网民诉求，防止网络舆情走向极端、舆论观点极化。基于个体基础数据库，大型社会模拟器为网民行为建模，重点面向本省、本市、本地区相关互联网舆情，开展模拟与治理，科学、智能地构建全生命周期函数过程，挖掘合理治理需求，将需求转达到相应治理部门。对于情绪宣泄类事件，做好情绪安抚工作；对于恶意造谣、刻意制造意见对立的互联网舆情事件，开展全过程监测，依法重点治理违法行为。
总结与展望
依托大型社会模拟器，湖北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智能社会治理的新路径、新方法，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以下发展思考。
其一，强调治理理念的前瞻性。智能社会治理，不应仅停留在“社会治理的智能化”阶段，这是传统的“1.0治理理念”。智能社会治理应具有前瞻性的“2.0治理理念”，构建智能社会治理2.0样态。
其二，突出治理模式的落地性。在理论研究、数学模拟、强化学习方面，智能社会治理模拟实验，不是在理想状态下的“沙盒”模拟，而是经过“实战”检验的产学研综合一体化实践，应优化从学术研究、学理研究、基础研究到实践应用的环节，提升社会知识发现与检验的效率与质量。
其三，提升效果反馈的及时性。通过智能体模拟的方式，缩减从社会问题发现，到治理策略实施，再到真实效果反馈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提升智能社会治理效率。
其四，提升公共政策的可行性。开展社会公共治理需求模拟，完善评估社会公共政策可行性的功能，通过全域感知、动态模拟、超前治理，提升城市智能社会治理效能。
【本文作者为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型社会模拟器）首席科学家】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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