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作为致力于社会治理研究、社区服务、业委会咨询的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人民产业发展业委会孵化中心自2020年成立以来，已在武汉、南昌、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开展第三方服务工作。其中，仅武汉市已经承接包括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区在内的共计100多个社区基层治理业委会孵化任务。长期工作在社区治理、业委会孵化、矛盾调解一线，让我们更加深切体会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的重要意义，也更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意涵。安居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重要主题之一，从基层治理第三方服务者的角度来看，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物业服务行业已从单纯的管理维护者，演变为基层治理的关键支撑。其角色定位的深刻转变，正在谱写城市治理的微观图景。
物业服务行业融入基层治理的现状与深层挑战
在全国范围内，物业企业正以“前沿触角”身份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网络，其独特优势在于“最后一百米”的贴近性服务与资源整合能力。然而，其融入过程仍面临诸多瓶颈：第一是权责边界模糊。物业服务合同责任与基层治理公共职责常相互混淆，导致“无限责任”困境。第二是协同机制缺位。与社区、街道、业委会等主体的常态化联动与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健全，资源整合效率低下。第三是经费保障不足。承担公共管理及突发应急性服务职能时，普遍缺乏合理的经济补偿与长效支持机制。最后是居民参与度低。部分居民对物业参与治理的认同感与配合度不高，“小区的事都是物业的事”认知偏差普遍存在。
武汉市基层治理的特色与成效
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走在前列。近年来着力构建“1+3+N”治理体系，并大力推广“1314”治理模式，强调组织引领、多方参与、智慧赋能。尤其在“红色物业”建设方面，武汉通过组织嵌入（社区“两委”成员与物业党员交叉任职）和机制创新（三方联动议事平台），显著强化了党建引领下的物业治理融合度。
一是缓解超大规模社区治理承压。促进解决部分大型社区人口高度密集，治理负荷重的问题。二是提升“三方联动”效能。厘清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职责，明确议事规则。三是增进治理角色之间信任，构建统一协调各方的基层治理服务平台。四是破解老旧小区治理困局。促进解决基础设施老化、物业费收缴难、专业物业覆盖不足等问题。五是深化智慧治理应用，提升平台整合度、数据共享度与居民实际使用便捷性。
物业企业融入基层治理的角色定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物业企业也必然要完成自我进步，实现现代化，从角色定位上要更加明晰。首先，成为风险感知的“预警哨兵”：依托日常巡查与服务触点，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特殊群体需求等治理信息，构筑风险防范第一道防线。其次，成为公共服务的“专业臂膀”：在社区指导下，有序承接部分政府延伸服务（如政策宣传、信息采集、应急协助）及社区公共空间、设施的专业化管养。再次，成为凝聚共识的“沟通桥梁”：利用服务居民的直接渠道，协助政策宣贯、民情上传，强化社区、居民间的沟通，促进共识达成。 最后，成为应急响应的“先锋力量”：在防汛救灾等突发事件中，物业队伍因其组织性、属地性，往往成为应急处置的重要力量。
业委会孵化工作视角——物业企业深度融入基层治理，需着力实现“三个重塑”
一是认知重塑：从“小区管理者”到“治理合伙人”。不能对组建小区业委会采用对抗态度，定期公示小区公共收益并及时移交，积极配合社区居委会、小区业委会使用公共收益实施基层治理。二是能力重塑：锻造“专业+治理”复合能力。提升员工政策理解、群众工作、应急处突、智慧平台应用等治理素养，培育“物业管家+网格助手”复合人才。三是模式重塑：构建“智慧+共治”服务新生态。积极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打造智慧物业平台并与城市治理平台对接；主动参与议事协商，探索“物业费+政府补贴+公益资源”多方筹资模式，尤其在老旧小区推广“基础服务+特色服务”菜单。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优秀物业企业已在行动，例如某大型物业在汉项目将管家纳入社区网格，成为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某企业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创新“阳光酬金制”“信托制”物业模式，显著提升透明度和居民信任；更有企业利用闲置空间打造“便民福利社”“健康驿站”“社区食堂”等便民设施，成为社区服务的有力补充。
物业服务积极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是城市所向、行业所趋。这要求物业企业以“治理合伙人”的站位，在党建引领与三方联动的框架下，实现从理念到能力、从模式到价值的全面跃升。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之路，是责任之路，更是价值升华之路，以专业服务夯实治理之基，以创新实践点亮万家灯火，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贡献物业行业力量。（孙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