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步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生产逻辑变革、认知方式重构和主体地位考问中提出全新的技术替代问题。无论是无反思地、乐观主义地接纳人工智能的技术替代，还是悲观主义地唱衰人类的实践创造性、形而上学地拒斥人工智能的技术替代，都不是对待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历史效应的唯物主义态度。人工智能卓越的认知与执行能力不是物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人类历史创造性的凝结与物化，是人自身历史行为能力的表达。因此，从生产重塑、认知拓展和社会进化的三重维度，把握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三个层面，既是对人工智能技术历史本质的哲学探析，又是对当代人与技术关系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人工智能 技术替代 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TP18/B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7.008
【作者简介】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分配正义问题研究》、《“创造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逻辑》（合著）等。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定义时代的技术，其推动自动化进阶的方式不同于自动化简化、齐一和高效的操作逻辑，而是从深度和广度上改变着计算机这一已深度嵌入人类金融、能源、供水、交通和科研的公共设施之功能与价值。因为，人工智能赋予计算机生命，将其变成别的东西。[1]一方面，人工智能给机器带来转变，使其从我们的工具，摇身一变成为我们的伙伴，[2]实现从自动工具到智能工具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使得技能的替代呈现全面性；另一方面，电脑已能以人类远远不能企及的速度和准确性，实现原先属于人类思维独霸领域的大量任务，[3]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外化为AlphaFold、AlphaGenome等工具，使人类认知自我和对象的深度与广度得到显著提升；再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通用智能技术，不仅从物质生产和知识的双重角度释放强大力量，而且还有可能升级人类自我进化的方式，使人类在历史的现实中有可能既“设计自身软件”，又“设计自身硬件”。[4]从直观上看，人工智能技术既通过生产替代的方式将人类排除在越来越多工作岗位之外，又以认知替代的方式侵入知识生产，从而挑战人脑的社会认知能力，其通用化的发展以意识涌现的方式对主体的完整性提出疑问。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物，“是自然和人类的中介”。[5]尽管人工智能将现代以来的技术替代推至新的高度，并引发“新卢德主义”“新异化”“奇点”等社会历史性担忧，但其终究仍是内嵌人类意志的外来者。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因自然和生物的有限性，不得不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也应看到，人工智能已成为“科学研究、教育、制造、物流、运输、国防、执法、政治、广告、艺术、文化等众多行业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赋能者”，[6]为人类身份转换、认知能力提升、社会整体进步与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能力的替代与智能生产的逻辑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自动化技术的升级，兼具使能技术与替代技术的双重属性。作为使能技术，它以“一般智力”的技术形态激活、提升人类行为能力，极大地提高生产的质与量，作为替代技术，它替代人类工作，使部分工作和技术变得多余。[7]与自动化机器体系类似，人工智能技术从生产劳动的内容、方式和组织层面重构当代人类的生产逻辑，催生数智劳动这一全新劳动方式，并正在构建智能生产的社会体系。
人工智能技术是全新的通用技术，其跨越领域与行业的能力强化自身的技术替代性，正引发彻底的生产重组。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使指令自动化更高效，而且能够从数据中推测目标、改进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完全可以被视作新的石油。随着大数据变得更大，算法也会变得更好”。[8]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将“我们的大脑理解和塑造环境的能力”[9]物质化和力量化。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被应用在一系列不同领域的任务中”，[10]不仅使数字化事物成为经济活动对象和经济学范畴，催生资源充裕的经济学；而且正以数字化方式提升现实世界中物质的运转方式与特性。再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通用性逻辑逐渐侵入通过长期繁杂教育获得技术的领域，随着这一替代逻辑的展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将会因为数字化的出现而发生重大转折”。[11]这一替代逻辑本身，使得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在技术逻辑与物质力量的层面呈现富足与高效对匮乏与迟缓的超越，推动传统生产体系向智能时代的生产体系转变。
人工智能技术将智能生产推向前台，以卓越能力替代传统劳动生产，重构人类生产组织方式，形成数字劳动、数智劳动和生产劳动并行的社会生产体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创造出能够替代人类部分劳动的“数字劳动力”，[12]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分工格局，使得数字劳动力能够有计划地协同劳动。数字劳动力协同劳动的前端是平台、界面和接口，后台则由维系数字劳动体系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型创造性劳动者共同支持与保障。这种分工格局能消解传统劳动者的主体性标识，突破以物的原子性为基础区分劳动能力的方式，形成以技术逻辑为主导的劳动能力区分标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使以数字与信息为基础的全新空间，替代物质原子性的实体空间，既增添数智劳动的劳动种类，又使生产更依赖“一般智力”对象化的体系与逻辑。数智劳动基于人类社会生产能力整体、由人工智能连接人类整体社会，形成对个体单一劳动的替代劳动形式。这既是人工智能技术将“积聚成智”的社会群体智能应用于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也是以数据资料替代生产过程中物质资料的劳动方式。因此，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以数字为对象、方式和特征的生产走向前台，在开创新生产模式的过程中加速围绕物质展开的生产体系转型与升级。人工智能技术改变劳动结构的过程，与其说是对劳动的替代，不如说是对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与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充分激活人类理智探知世界、实践检验成效的行为能力，并使技术物化成现实的替代力量，在自动化知识性工作过程中替代重复的非创造性工作。这既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也对社会整体生产逻辑和人才培养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知识性工作的规则化与程序化为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推进提供可能性，同时也催生创造规则化与程序化的工作需求。这种替代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排斥，不如说是时代倒逼的创造性改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人类历史运行的基本方式升级，从以记录来保存、以传递来重现人类既有规则，发展到“用于处理信息，而且越来越自主地去处理信息”。[13]人工智能延续并发展自动化机器体系对人类一般智能的激活能力，具有人类生产主体不具备的特质，成为“投入-产出”计算的最佳选择。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性替代看似直接引发技术性失业问题，但其本质是社会历史中积累的人类性力量的再现。这意味着，仍以自动化时代的框架思考知识性、程序性能力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可能会错过诸多时代机遇与变革机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化知识性工作的过程中所引发的能力替代，并非对人类主体劳动能力的否定与排斥，而是对人类创造性能力的时代肯定。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发挥人类对信息认知的成果和处理能力，使人类创造的“规则的逻辑”[14]获得独立能力，这既是对思维真理性和力量的肯定，也是人类创造规则的历史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调用规则、准确判定结果和恰当运用原则，成为其替代能力的关键。然而，规则的逻辑显然是人类基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交往实践而创造的规范行为、驱动工具和改善流程的原则。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知识性工作，表面上将人类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劳动能力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但实质上是规则力量的表达。这种替代逻辑产生物质力量与知识力量被双重替代的智能生产，但智能生产本身是理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在任何理性的经济体系中，人们都应该专注于从事和计算机相比有相对优势的任务和工作，而让计算机从事更合适的工作”。[15]因此，在智能生产体系中，人工智能对人的能力替代，本质上只是既定或有限逻辑内的能力替代，而非对创造性本身的替代。
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替代加速生产方式的变革，智能生产走向前台必将重塑劳动方式。人工智能体进入生产体系并成为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悲观角度看，“它意味着技术会减少工资和就业机会——除非有其他经济力量与之抗衡”。[16]但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的社会生产总是连续地展开着技术替代的过程。总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技术替代所形成的智能生产，属于人类历史进程整体的一环。从直接性上讲，人工智能能力的替代推动生产自动化的逻辑与方式升级，使自动化时代的劳动主体从过程监管与环节维护的角色，退化为系统功能的补充，使人类自工业时代以来的劳动技能边缘化；又在生产性劳动智能化过程中提出非生产性劳动的必要性，使人类必然以数字劳动、数智劳动和“数制劳动”的方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从本质上讲，智能生产作为人类全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体系，使生产不再具有空间的依赖性与时间的强制性；生产的品类虽然依旧呈现使用价值的物质与对象，但却更体现人类生活需要的现实性与发展性；劳动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受制于社会生产的一般原则，而且更体现出个体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一方面，劳动因为人工智能的替代而呈现物质、信息和智能三元整体性的结构，既弥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直观二分，又充分依赖个体挖掘自身潜能、拓展能力边界和实现现实创造的能力。另一方面，智能生产是以数据为基础、信息为方式对生产进行的历史重塑，劳动对象从物质的具体之维扩展到数据和算法，使生产工具与生产主体有机结合，既为解决传统劳动分工的单向度难题提供契机，又使劳动全域性展开成为可能。再一方面，智能生产是以智能生产力为基础的劳动生产，劳动的物化能力成为常态，因此创造性的劳动而非重复性的劳动，必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最为重要的形态。
人工智能技术激活蕴含于社会历史性中的物质力量，以现实之物的能力延伸人的能力，并以技术性能力替代的方式变革当下人类的生产方式与逻辑。作为人类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人工智能通过规避人类固有的生物局限性超越人类自身，以整体智能的方式建构智能生产体系，体现出人类整体智能超越个体智能的事实。因此，面对被智能重塑的社会生产，人类如何在充分满足生活需要的前提下，推进自身智能的发展，而非陷入被自身创造物异化的境地，成为我们面对智能的替代必须回答的问题。
智能的替代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拓展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升级自动生产的技术逻辑，而且正逐渐演变为具有决定、选择和行动能力的“超凡智能体”。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从物质生产向知识生产延伸的过程中，其对传统知识工具之于人类知识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发生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力发现人类知识研究的盲点，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补充，又以算法递归升级将数据算法化，具备学术论文撰写、科学实验设计和理论假设验证等类人能力，替代传统知识生产逻辑中经由学术训练、实操锤炼和思想锻炼所形成的专业知识生产者，“催生出一种全新知识生产模式”；[17]还以“精确的计算能力”和“博学多闻”[18]将已有事实、既定知识、现有模式和智能逻辑有机整合，不仅“满足工业对可实行‘智力’的，也就是万能和复杂的、原来需要人干预或控制任务的机械仪器的实际需要”，[19]而且在无人生产知识的前提下追问人类知识生产的可能与边界。
“聪明”的人工智能使知识生产的重复性计算工作受到质疑。人工智能的快速检索与可靠存储能力替代知识生产中对记忆的依赖，而其有效规划对既有知识的引用和激发具有重要作用。这既是人工智能替代的具体方式，也是当前知识生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实现学习能力和推理能力的高阶自动化，不仅加速人类知识生产的进程，而且逐渐获得生产知识的独立性能力。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转“数”成“知”，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事实上的可行性和发展上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按照丹尼特的判断看，人工智能的智能并非简单地通过知识生产的“＋”模式变革就能实现。比如，“AI for Science”等观念表明，人工智能的智能能力已深度介入知识生产本身，尽管就目前技术发展的程度而言，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中还无法避免因数据污染和价值偏好而产生“提供明显自然的捏造信息”[20]等问题，但这却为我们展示了知识生产过程中组合材料、重置因果、编辑经验和推论语料的重要意义。如果人工智能是“以我们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具有智能的人工造物”，[21]那么其展现出来的“转知成智”的智能替代，并非对人类知识生产中创造性的否定，而是对这种创造性之于知识必要性的证明。
人工智能扩展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与活动场域。人工智能在“检测模式、检测模式之中的模式、揭露隐藏在混乱数据流深处的模式”[22]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效率，这既是对知识生产中传统主体形态的替代，又是对当代知识生产主体活动场域的历史扩展。从发生学角度看，人类的知识生产是伴随着人类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而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3]当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知识生产时，无人化的智能生产也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处理，使得作为知识对象的语言替代传统知识生产中的复制化逻辑。在智能化时代以前，复制技术虽然将知识从事物的外壳中剥离出来，但其仅通过复制方式提取“独一无二的物体”，[24]并未将统计学所珍视的相关性作为重要的知识内容。当人工智能以系统获得智能能力的方式，拓展被自动化时代知识生产封闭的内容时，学者们谨慎地表达出对其生产知识能力的肯定，“人工智能虽然不能产生新的想法，但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组织材料、整理想法，形成初稿”。[25]也就是说，尽管人工智能在资料梳理上具有全面性、在关系列举上具有全域性、在逻辑判断上具有合理性、在结果预测上具有可信性，但是其本身仍需要人类主体活动的深度与广度来进行验证。知识无论是由人工智能生产，还是由人类创造，其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都“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6]即主体实践不断有效扩展的实践问题。
人工智能推进智能的替代，是将原创性的一阶知识和逻辑化的二阶知识创新性地融合形成新的三阶知识的过程，推动着人类对原创性知识的需求。当传统人工智能仅能识别或分类现有内容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可以创建新内容。这种创新基于神经网络算法对数据的挖掘，充分结合传统知识生产中的演绎与归纳，使生成本身也成为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当人工智能开创知识生产新模式时，其既能提升人类知识生产效率，又“可以替代人的一些传统的二阶知识生产活动，并为提升一阶知识生产能力拓展新的路径”。[27]因此，当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训练、算法迭代和算力提升，形成人类知识的新表达、新呈现和新关注时，必然要回溯追问人类知识生产的开创性与新颖性。人工智能在人类知识生产领域中的替代，虽然以三阶的方式创新性封装既有的逻辑，也能生成用于知识生产的一阶和二阶知识，但如果缺少基于人与世界交往的感性内容，这种替代就会出现目前人工智能知识产出中初现端倪的“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因此，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并不是因为其语料与算法内部循环的绝对化与主体化而将人类这一现实主体从知识生产实践中排除，而是在对既有一阶知识和二阶知识的精细化、广域化和彻底化中，为我们提出知识生产的新想法与新要求。
人工智能以参数刻画对象的准确性、关系判定事实的可靠性和生成内容的可信性，替代概念、判断和逻辑，这既表明知识表达的路径具有多重性，又要求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创新知识生产的范式与途径。我们并不否定人类智力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价值，也不强调知识生产必然遵从非人智能的原则。因为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上是一个集体智能，其能力“不是因为理解的深度，而是因为事情的规模”。[28]人工智能虽然具有瞬间“看到”整个世界的“超级力量”，但却是在“大数据小任务”上的“看到”。人工智能以数据为前提，从人类整体的知识中获得处理知识的能力与方式，其不依赖于人类知识生产中的阅读与理解，而是有效地调用、选择、组合和推演等；不利用人类知识生产中积累与形成的“概念、理论和装置”，“输入的是数据，输出的是假设，中间是黑盒”。[29]因此，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中对主体的替代，实际上是由数据驱动的、连接一些非常弱的先验知识形式共同形成的处理语料的能力替代，而非对主体活动的排除。然而，从逻辑上看，“一切科学发现都依赖于一层又一层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追溯至历史和人类经验”。[30]因此，人工智能的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既有智能的现实激活，虽然其在特定系统中运作，且不能用人类既有的规范知识逻辑进行刻画，但其是人类扩展知识和逻辑的重要方式。具体而言：其一，人工智能的智能使知识本身成为知识生产的工具。驱动而非拒斥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重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循环机制，形成融合概念清晰与描述具体、判断准确与规定确定、预测有效与检验可行的人-机整合的知识生产逻辑，是这个时代知识生产的一般境况和具体方式。其二，将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视为契机。以人工智能为工具，深入审视与推进“实验型知识”的生产，既应用并深化概念、判断与逻辑，又重视关系、对象和生成，在经验、实际与真实三个层面，将感性获得的材料创构进知识之中，并使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有效语料。其三，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的智能替代的积极要素。推动数字化、计算化和关系化的整体在与人类经验感知、理论推论与实践检验中的深度对话，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全局模拟、编码化知识的能力，使人类知识的逻辑与人工智能生成的知识内容进行深度互动。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的替代并不是对人类认知活动的消解，而是我们再次理解与深度关注人类自我认知能力的重要契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认识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之所以不同，并非拥有全新的信念，而是不断增长的对自我的认识和关注”。[31]人工智能的“聪明”并非意味着人类主体的愚笨，而是人类进化升级的现实境遇。
主体的替代与人类进化的社会升级
当今，人工智能不仅使人类生产“从物质生产转向思想产品生产”“从有形产品生产转向无形产品生产”“从用手生产转向用脑生产”，[32]而且由于“机器学习技术让计算机具备一定的直观和无意识思维能力”[33]，使得人工智能被看作是人类“进化的继承者”与“思想的替代者”。[34]尽管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人工智能如何以及为何会具有主体性的问题，但其类主体的行为能力在生产替代与智能替代中已直接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替代问题。虽然人工智能在信息层面具有自组织、自迭代和自进化的能力，但其本质上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社会存在，既是人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实创造物，又是与人协同进化的实在物。因此，作为“人类的智能假体”[35]，人工智能是一种与人共享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的生命体，[36]其在获得主体能力并表现出主体替代性中，推动人类进化的社会升级。
人工智能以“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合理地思考”“合理地行动”[37]来构筑物体系类主体的行为能力，这是对人类集体智慧的主体激活，而非对主体的机械排除。一方面，人工智能激活主体的集体智慧，在量的叠加与质的提升的双重维度之下，使其比个体主体具有更广、更稳和更优的能力，也必然如同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自动机器一样，给人类带来替代的忧虑。一堆无生命的物质的机械组合、电子联结和信息沟通，居然能够像主体一样“行动”，更是让古德这样的数学家也认为“第一台超智能机器将是人类最后一个发明”。[38]人工智能强大的能力使社会主体的作用被削弱、主体认知的混乱、冲突和矛盾被解决、主体社会行为的反智效应被遏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显然不是因自然进化形成的全新智能形态，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智能体系。因此，作为技术体系和技术物的人工智能，“既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又是生物进化的延续”。[3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人工智能主体的替代其实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能力，移植到高阶自动化的物体系上的结果。人工智能是“模仿人脑从事推理、规划、设计、思考、学习等思维活动”，[40]而不是在其体系迭代与优化中创造出的行为能力和活动方式。因此，人工智能强大的类主体能力引发的替代问题，既不在逻辑上构成对人类实践主体的否定，也不可能在历史现实上构成对主体现实与创造性的排除，人工智能的主体替代问题，本质上是智能物体引发主体意义与价值的历史反思问题。
人工智能在体力与智力双重维度上替代主体，既是人类意识驱动物质变换范式变革的成果，又是人类进化的社会历史升级。虽然“任何拥有体验意识能力的事物，注定也拥有某种程度的智能”，[41]但人工智能以前述逻辑达成的全面、深入和探索性思考的智能，以超越人类生物有限性的方式获得“在复杂环境中利用有限资源达到复杂目标的能力”。[42]这意味着其既能够驱动物，又能够表现智，而非人类行为的简单复制或体系挪移。从宏阔的视野看，人类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根据自我的认知能力使物具有类人的主体能力。这不仅从发生学上印证“人类就是技术的生殖器官”；[43]而且在存在论上更是直指人类进化的社会逻辑，因为“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机器，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创造这些事物，无非是为了扩展我们自己，这也是人类的独特之处”。[44]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人工智能-物’的互动中”，[45]创造对象世界、审视自我发展、变革理论观念和推进文明进程的社会历史成果。在推进“智力物替”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既承接人类进化“人力物替”的逻辑，又创造性地推进人类进化的社会进程。[46]人类在对象化自身本质的实践活动中所进行的社会生产，不仅以物质形态改变的方式加速人类生物学进化，而且更是以文明与文化互构的方式不断影响与加速人类自身的进化与发展。“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7]即是说，当人工智能表现出类主体的能力，在所谓的排斥主体中提出主体替代问题的时候，显然不是在简单的“物活论”支撑下的绝对力量主宰人类历史时代的来临，亦不是“人类自身成神的观念”[48]之胜利，而是物质和能动关系变革之后，对人有机躯体的脆弱性、感性与理性并置的智能性和既定生成共在的创造性的社会历史性回应。
人工智能以主体替代的方式推动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化。在将人工智能问题从认识论升级为存在论的过程中，核心直指人类应该如何以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力量的主体化和存在环境的历史化，推进人自身的社会进化问题。作为技术，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是外在事物”，而“只能是我们人性的一种表达”。[49]从前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当人工智能的力量替代、智能替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时，本质上是人工智能赋予我们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给予我们与对象世界斗争与共存的智慧，“它不断地扩展我们的感官功能，甚至我们的自然极限”。[50]因此，与其说人工智能作为替代技术威胁到作为主体的人类，倒不如说人工智能基于社会历史考问着今天主体存在的样态。尽管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进化正迈向“赛博格”，但在本质上却是以技术的方式重拾人类过往的人性，并生成与技术共在的人性。一方面，人工智能以主体替代的方式，对既往的认知成果、技术范式和人性价值进行历史性选择，从而构建起延续历史进程的新环境，并提出人类社会进化的新任务。即“我们正在面对一种主动修改人类生物学机理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51]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类主体的替代能力并非因为其是高于人的生命体，而是因为其使人类的思想脱离于人类独立出来，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表明人工智能已不是在修复功能的意义上推进人本身的社会进化，而是在增强能力的意义上改善、在改进逻辑的意义上增强、在激活历史的意义上遗传，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历史性进化。这既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人类自身的延伸，“而且技术作为思想的累积，与人类之间是一种达尔文式的协同进化关系”；[52]又是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3]必然是人活动展开、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前提与基础。
结语
人工智能升级人类技术替代的逻辑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拒斥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介入、悲观设定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命运的前景，均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所倡导的对待技术创新与自身发展的态度。只有深入洞见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核心逻辑，在人类历史的整体逻辑中定位这一技术替代本身的社会历史效应，才有可能使技术与人一同进化，确保人类社会进化的正确方向。
审慎选择审视人工智能替代逻辑及其效应的历史尺度。面对技术替代可能引发的技术性失业、智能认知的科学确定性难题以及主体焦虑的存在论难题，必须将其置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尺度之中加以考察，并从中认识技术发展的必然、人类进化的复杂和集体力量的强大。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达到人与技术的共在。
辩证看待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在历史开显中的现实张力。人工智能的技术替代显然比自动化时代的技术替代更全面、更彻底、更快捷，其对生产的重构、对认识的重塑和对主体的考问，并非对人类创造历史主体地位的排除，而是在“人-人工智能-物”的三元结构中对人类活动及其意义的重新定位。
变革既有的理论与观念，全面推进人类的繁荣与技术的繁盛。人工智能的替代不仅使人类从重复和单调中解放出来，还要求人类在积极创新中不断推进历史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革新与人工智能时代同行的思想理论观念，真诚地思考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机遇，真实地判定人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的逻辑，真切地关怀人类历史发展的状态，真实地憧憬人类历史的未来。
（本文系第七批“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FXH001）
注释
[1]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闾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X页。
[2][6]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丹尼尔·胡滕洛赫尔：《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胡利平、风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19、IV～V页。
[3][18][19]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第1、14、13页。
[4]迈克斯·泰格马克：《生命3.0》，汪婕舒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5]吉匀贝·西蒙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许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页。
[7][8][10][16]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贺笑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第14、307、309、16页。
[9][11][12][15]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9、13、19、19页。
[13]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14]F. Levy and R. J. Murnane,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
[17]陈晓珊、戚万学：《知识机器生产模式与教育新隐喻》，《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
[20]J. Meyer and R. Urbanowicz et al., "ChatGPT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Academ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ioData Mining, 2023, 16(1).
[21]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88页。
[22]约翰·布罗克曼编著：《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黄宏锋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23][26][47][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00、500、528页。
[24]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经典作品六种》，王涌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2页。
[25]J. Jeon and S. Lee, "Large Language Models in Education: A Focus on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Teachers and ChatGPT,"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3, 28(12).
[27]肖峰：《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新形态》，《学术研究》，2023年第10期。
[28][29][30]斯图尔特·罗素：《AI新生》，张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78、86、88页。
[31]李栋：《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与未来图景》，《现代大学教育》，2023年第6期。
[32][33]理查德·鲍德温：《失序》，朱海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第XX～XXI、XXI页。
[34][38][39]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1、10、23页。
[35][36][52]爱德华·阿什福德·李：《协同进化》，李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V、VI、X页。
[37]罗素、诺维格：《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殷建平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40]E·丽奇：《人工智能引论》，李卫华、汤怡群、文中坚译，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1页。
[41][42][43][44][49][50][51]理查德·扬克：《未来心智：人类与科技的共同进化》，刘寅龙、徐鸿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年，第14、15、79、79、235、237、238页。
[45]涂良川：《人工智能时代的唯物史观基本问题探究》，《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46]王宁：《AI时代的智力物替、主体重塑与结构转型》，《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48]斯拉沃热·齐泽克：《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朱羽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0页。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Review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Tu Liangchuan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being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raising new issues of technology replac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logic, r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methods and questioning of subject status. Neither the unreflective, optimistic acceptance of AI's technological replacement, nor the pessimistic denial of humanity's practical creativity and metaphysical rejection of AI's technological replacement, is a materialist attitude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historical effects. The outstanding cognitive and executive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not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things themselves, but the condens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 historical creativity and the expression of human's own historical behavioral capabilities. Therefore, grasping the three level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from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reshaping, cognitive expans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s both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ss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placement, 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