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全球科技合作创新生态、各国科技发展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取向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既发展自己，又造福人类。应以自主可控为底线、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创新生态为支撑，在关键领域掌握主动权，在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进人类福祉，推动全球发展。
关键词: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开放合作 新型开放合作生态 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当前，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5G通讯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其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我们要深刻理解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充分认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增进全人类福祉贡献科技力量。
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影响科技开放合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矛盾冲突加剧，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对全球科技合作创新生态、各国科技发展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科技合作的排他性增强，形成创新合作“小圈子”
一方面，有的国家和地区偏好内循环技术联盟，搞“小圈子”合作生态体系。例如，“芯片四方联盟”（Chip4）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将特定国家排除在先进半导体技术合作之外。另一方面，全球科技合作范围收缩，应用技术合作受到限制。美国政府通过制定《芯片和科学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等法律，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实体清单、关税措施等多方面手段，企图打压他国半导体技术与产业发展。这些措施对相关国家半导体产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引发全球产业链调整。
技术标准与规则林立，增加合作成本、降低创新效率
科技领域存在诸多不同技术标准与规则，技术标准间缺少沟通桥梁，影响进一步合作创新。以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为例，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但由于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数据价值挖掘及其衍生的数字虚拟货币、稳定币等数字产品，在产权、生产、交易、流通等环节规则不明，影响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各国争夺数字规则主导权，实质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博弈。掌控关键技术标准，对在该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影响经济或产业发展，而且影响该领域科技的创新方向和技术方案。例如，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案》确立风险分级监管框架，美国试图通过“清洁网络计划”构建排斥他国的数字生态。在绿色技术标准竞争方面，碳足迹核算、新能源技术等领域也存在不同标准，对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产生复杂影响。
跨国数据出口管控增加，形成知识数据交换流动壁垒
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既需要知识和数据库联通，也需要研究思想和研究工具共享。但由于个别国家搞“小院高墙”、关税壁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一些知识库、数据库与研究工具被刻意分类，禁止别国科研人员使用，导致科技创新合作受阻。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数据监管体系。这些法律法规，限制特定国家获取敏感数据，对全球数据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对跨国企业提出更高合规要求。此外，数据出口管制还扩展到人才交流领域，限制他国学生就读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前沿科技领域专业。
科技发展进步催生新型开放合作生态
现代科技发展进步，深刻重塑全球技术格局与合作生态。科技发展进步，推动形成新型全球一体化技术架构，构建新的协同创新机制；研究范式转变，催生新型开放合作生态，为科技创新注入新动能，推动全球科技合作创新向更深层次发展。
现代科技发展，塑造新型全球一体化技术架构
科技进步至今，人类正共同构建一个基于科技的“超级有机体”，即探索未来创新研究的共同体。现代科技，正将全球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据服务器等，连接成一个巨大的计算与网络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并高速运行；每台设备，都如同这一庞大系统的神经元。在此过程中，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数据流动与价值开发势不可挡。人工智能辅助科技研究，通过真正的“实时翻译”，打破全球知识交流的语言障碍；增强现实（VR）技术，也将大大改变跨国科研、生产、贸易和交流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效率和生产效率，甚至可能催生“全球性科技工作者”这一全新群体。由此可见，基于现代科技发展而形成的新型全球一体化技术架构，已经基本完备。全球新型开放格局、开放规则与开放体系，正在原有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孕育生成。
研究范式转变，催生新型开放合作生态
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已经建立新型全球一体化技术架构，将为打破知识垄断、突破信息孤岛，以及建成适应新型研究范式的开放创新生态奠定基础。“开源创新—全球验证—迭代升级”的科技创新研究新范式，有别于以往的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关键是将技术、代码、数据等资源公开共享，允许全球开发者和研究者自由使用、修改和分发。这一范式可降低技术获取门槛，让更多个人和组织参与到技术创新中。例如，Linux操作系统通过开源，吸引全球数百万开发者参与贡献，形成庞大的开发者社区。开源模式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传播，加速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全球验证则加快成果验证进程，使创新成果快速迭代并进入应用领域，为社会创造新价值。比如，开源人工智能框架TensorFlow和PyTorch，通过为全球的研究者和开发者提供强大工具，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此外，开源创新鼓励全球协作，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开发者可以共同参与项目，形成强大创新合力，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迭代升级。再如，Apache软件基金会支持多个开源创新项目，吸引全球开发者共同开发和维护。开源创新项目通常由社区驱动，开发者通过社区交流、协作和贡献，持续推动项目发展。这种研究范式转变，要求重新定义创新合作生态，从而促进科技对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与社会价值的创造。
辩证认识开放合作与自立自强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唯有开放合作才是正道。国际环境越复杂，我们越要敞开胸怀、打开大门，统筹开放和安全，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2]立足国际视野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牢牢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3]科技自立自强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既发展自己又造福人类，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又通过自立自强促进互利共赢。
自立自强才能在开放合作中掌握主导权
科技的本质是探索自然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其目标是通过科学创新和技术应用，提升人类认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的本质和目标、与新型开放合作生态和新型研究范式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自立”强调自主性和独立性，是实现自强的基础。科技自立，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减少外部依赖。我国在航天、高铁、5G通信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正是科技自立的体现。“自强”强调进取性和发展性，是自立的更高目标。科技自强，即在关键领域取得领先优势，跻身全球科技强国。例如，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实现全球领先。科技自立是基础，科技自强是目标。科技自立自强，强调不依赖他人，在关键领域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唯有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才能在国际合作中占据主动性，掌握主导权。我国在5G通信、高铁、量子计算等领域的领先性，使我国在相关国际科技合作中，具备更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保障合作创新过程及其创新成果自主可控。实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自立自强，才能保障国家科技安全，避免因外部技术封锁或限制而影响国家发展进步。
科技开放合作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加速器
如今，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已发生巨大改变，大数据驱动科技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兴起等新变化，均建立在新型开放合作生态基础之上。科技开放合作对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加速助推作用：其一，通过整合全球科技资源，加速技术创新，如华为在5G技术研发中，与多国科研机构、企业合作，整合全球资源，推动5G技术快速普及；其二，通过促进知识共享与交流，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如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自身产业的发展；其三，通过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建设，提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
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开放合作相辅相成
封闭式科学研究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知识产权，但效率不高、迭代不快，已不适应当前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在科技研究和科技创新过程中，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开放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提升创新研究能力并转化研究成果，国家可在关键领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这是科技开放合作的前提基础；借助开放合作，国家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又能带动整体创新能力提升。在航天领域，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的突破，正因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希望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参与我国国际空间站项目，并共享宇宙空间探索的科技成果。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在量子比特的制备和操控技术方面，取得多项关键突破。这些突破，不仅为量子计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也推动我国与欧洲相关科研机构开展开放合作，共同促进量子计算在密码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和创新。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取向与实施对策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态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前瞻性系统性部署。这一战略部署的核心逻辑，以自主可控为底线、以开放合作为路径、以创新生态为支撑，要求在关键领域掌握主动权，在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推动全球发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取向不是“封闭自主”，而是自主可控、开放协作、生态引领辩证统一。
其一，在关键科技领域加大创新研发投入，实现领先性成果“自主可控”，守住知识产权安全底线。所谓关键科技领域，既包括科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领域，也包括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技术领域，如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取得技术突破，不受制于人，具备供应链“断供”时的替代能力。其二，在前沿领域开放合作，共建全球创新新型网络。在基础科学、大科学工程等研究领域（如核聚变、深空探测），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借助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共建开放合作的知识库、数据库，构建开放合作新型网络。例如，我国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贡献超导磁体、主机关键系统等技术，同时通过国内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1.2亿摄氏度持续403秒的突破，推动全球核聚变研究。其三，构建新型科技创新生态，坚持自我率先开放。在我国已具备一定科技优势的领域（如新能源、数字经济等），率先构建新型开放合作生态，适应“开源创新—全球验证—迭代升级”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唯有自身秉持开源理念，才能吸引他人开展合作、协同创新发展；唯有自身坚持开放姿态，科技领先优势才可能转化为全球技术标准的主导者，才可能共同构建新型科技创新生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4]
充分激发各主体各环节科技创新活力
人类社会的每次技术革命，都是在创新性技术的推动下。[5]激发创新活力，要对接全球科技创新研究新范式，大胆链接全球创新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知识资源以及高端技术和人才资源，打造全球新型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与网络，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创新型企业各司其职：政府出台政策、建立网络平台；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侧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企业聚焦开发研究和产业创新。各方协同推进机制创新，共同维护、完善并优化开放性创新合作的网络与平台，提高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成功率。与此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创新租金分配制度，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
增强科技创新链条的韧性
科技创新链条有两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即科学探索促进技术创新；以及“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即技术创新引发科学探索。前者是顺序创新，即科学技术，后者是逆向创新，即技术科学。作为同一创新链条的不同创新顺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科技创新研究新范式。在这一新范式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难以衔接其他环节，都可能导致创新链出现问题，影响创新成果的产出效率。确保科学技术或技术科学创新链条流畅衔接，需要考虑如何增强创新链条的韧性。韧性，在创新链条的语境中，是指科技创新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不确定性或内部变化时，能够保持稳定运行、快速恢复并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韧性与开放合作并不矛盾，全球创新资源的加持，对创新链韧性既有正面作用，也可能导致负面状况，关键在于选择哪些全球创新资源加盟，以及如何对开放合作中建立的科技创新链进行治理。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科技创新链条的治理制度，进行科学的机制设计，选择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
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关键是单链要“强”，即自主可控，多链要“通”，即协同联动。其中，创新链，是“四链”的源头；产业链，承接原创成果并开展产业创新，将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资金链，保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全周期联动投入，既包括科技创新阶段的风险投入，也包括成果商业开发环节的产业投资联动；人才链，提供创新、生产、分销的智力支撑。在创新生态体系中，若仅有科学家、工程师，而没有企业家，人才链便会断裂。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是整个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自立自强，体现在创新成果、产业技术、产品质量、价值创造等多个方面。科技创新成果再强，若不能向增进人类福祉转化，也只能算是提高了人类的认知水平。建立“四链”协同机制，需要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开放协同、抗风险、循环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6]。“四链”协同的创新生态体系既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安全网”，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在这样的生态体系中，既可以由科学研究机构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也可以由“产业链主”企业主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
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打破国内科技领域开放合作的壁垒，实现创新资源互补，创新数据、知识共享。二是，为融入全球开放合作创新平台创造条件，积极加入“开放科学云”“全球变化研究数据网络”等平台，在共享研究成果、论文预印本、实验数据的同时，输出一些研究成果，进而掌握研究主导权。三是，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引进来”即通过打造高能级国际展会与创新枢纽，促进各国各界来中国洽谈“开放创新协作”；“走出去”即在海外布局“创新飞地”，在创新密集区设立“离岸研发中心”，在跟踪前沿技术的同时，吸引当地人才参与中国科技创新研究项目，吸收全球科技创新资源。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窗口期”。美国在基础理论与算力芯片领域领先，中国在应用场景与数据规模上有优势，欧盟在伦理治理上抢先布局。未来5至10年，若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与领先，我国可能面临“技术代差”“产业受制”“安全被动”风险。从历史看，蒸汽机、电力、计算机等通用技术变革，都曾重塑世界强国格局。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的通用技术”，正重构现在与未来的全球科技、经济、人文社会格局。因此，加快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发展，本质上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驱动经济转型、保障国家安全、增进民生福祉、争夺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战略选择，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驱动科技创新研究新范式形成，人工智能等介入研究与创新，可以提高科学问题的发现率，提高科学验证的效率，也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产出效率。可见，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突破与领先，不仅与科技创新研究效率密切相关，更与科技自立自强紧密相连。人工智能创新研究过程，同样需要秉持“开放中求自立，自立中谋领先”理念，通过吸收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创新优秀成果强化自身，再以自身突破反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技术领先”与“责任引领”的双重目标，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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