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是一个跨学段、长周期的复杂过程。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需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的动力机制、识别遴选机制、评价机制、长周期研究型协同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数智赋能机制，以多方面的机制创新，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输出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 机制创新 个性化研究型学习 AI赋能 世界一流大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人才支撑。”[1]中国现已形成全球最庞大的人才储备体系。每年培养超过500万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毕业生，占全球同类人才的近三分之一。截至2024年，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科技人力资源超1.1亿人，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居全球首位，按全时工作量计算达700万人年。[2]从人才集聚维度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高层次人才密度已接近美国公立常春藤高校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已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在规模、学科覆盖和部分前沿领域实现领跑，但在顶尖人才数量/质量、基础研究深度和成果转化效率上，仍需突破。例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师资队伍中诺贝尔奖得主的密度约为1.5人/百人[3]，全职院士在师资中的占比超过5%。未来，随着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有望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在全球创新竞争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拔尖创新人才是创新知识增量的贡献者、社会新思想的启蒙者、行业新技术的发明者以及新兴领域的开拓者，能够引领社会发展、推进社会进步、实现人类认知进阶。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是一个跨学段、长周期的复杂过程，学习者既需要具备良好的内驱力，也需要良好的外部学习环境，以及关键机遇或特定场景的磨炼。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需要构建拔尖创新人才的动力机制、识别遴选机制、评价机制、长周期研究型协同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数智赋能机制，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以“使命+自驱力”为导向，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动力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既需要外在的环境支撑，也需要内在的动力引擎。“使命+自驱力”的双轮驱动模式，能够为拔尖创新人才构建可持续的成长动力机制，让个体追求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使命为拔尖创新人才指明方向，自驱力为其提供持续动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将个人的创新热情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让拔尖人才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时代进步贡献更大力量。构建以“使命+自驱力”为导向的成长动力机制，既是对人才成长规律的尊重，也是培养更多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所在。
锚定成长的价值坐标
使命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指南针”，将个人发展嵌入更广阔的社会语境，赋予创新活动深层意义。实践中，许多顶尖科学家的突破都源于对时代使命的回应：“两弹一星”元勋们怀揣“强国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攻克技术难关，为国家筑牢安全屏障；袁隆平院士毕生致力于“让所有人远离饥饿”，在稻田中坚守数十年，最终培育出杂交水稻。使命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能激发人才超越个人利益的奋斗热情。使命导向为创新人才提供抗挫折的精神支柱，因为创新之路往往充满未知与失败，当科研陷入瓶颈、探索遭遇阻碍时，对使命的坚守能让人在迷茫中保持方向。这种以使命为内核的精神韧性，是拔尖人才突破极限的重要保障。
高校应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牵引，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探究”的育人理念，头部研究型大学应将培养目标从“拔尖”升级为“定义未来”（excellent graduates→future shapers）。学者们应确立“全球卓越+中国贡献”双轮驱动使命，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最高愿景。构建使命导向的动力机制，需要通过教育引导、平台搭建等方式，让人才感知时代需求。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将家国情怀融入培养体系，通过案例教学、实地调研等形式，让青年人才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和趋势；同时，为人才提供对接重大战略需求的机会，让他们在参与国家重点项目、解决行业关键问题的过程中，真切体会使命的重量，将个人理想转化为持久的奋斗动力。
激活成长的内生引擎
自驱力是拔尖创新人才持续突破的“发动机”，源于个体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具有自发、持久、深层的特点。无论是以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还是以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他们的成长经历证明，当一个人心怀报国之志向，又对某一领域或事物产生浓厚兴趣，就会以“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内在驱动力和创新潜能。与外部压力驱动不同，自驱力让创新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使人才在探索过程中始终保持主动性和创造力。
自驱力的核心是内在动机的培育，包括三个关键要素：自主感、胜任感与归属感。自主感让人才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思路规划研究方向，避免过度干预带来的创造力压抑；胜任感来自于攻克难题后的成就感，这种正向反馈会强化持续探索的意愿；归属感让人才在学术体系中获得认可与支持，形成良性互动的创新生态。培育自驱力需要营造包容、开放的成长环境。一方面，减少对创新过程的过度量化考核，给予人才试错空间，允许“无用之用”的基础研究存在；另一方面，建立多维评价体系，既认可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关注人才在探索过程中的努力与突破，让每一点进步都能得到肯定。此外，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鼓励跨界合作，让人才在思想碰撞中点燃新的兴趣点，形成自驱力的良性循环。
以“潜力+兴趣”为基础，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识别遴选及评价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传统以分数、成果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难以捕捉人才的深层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动全过程，倡导‘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教育氛围，鼓励学生善于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以创造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以创造之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4]构建以“潜力+兴趣”为核心的识别与评价新机制，需突破静态标签化思维，建立多维度、发展性的人才成长观测体系。
构建科学识别遴选机制
现行人才培养体系的局限之一是选拔机制的同质化。依赖于考试分数的选拔机制，在考察特殊才能学生方面，难免存在局限性。顶尖人才的选拔亦缺失“潜力挖掘”机制，较为依赖“平均绩点（GPA）+竞赛获奖”，忽视学术兴趣与原创思维。某顶尖高校“拔尖计划”学生中，部分因“兴趣与考核标准冲突”选择转专业。科学识别需打破唯分数、唯学历、唯奖项的单一标准，建立“潜力可观测、兴趣可追踪”的立体识别网络。
其一，以潜力为导向，建立学术潜力早期识别与跟踪机制。在自主招生中增加“原创性思维测试”“科研兴趣访谈”等环节，选拔有好奇心、敢质疑的学生。其二，设立“天才护照”制度，对数学、艺术等天赋学生开通自主录取通道。例如，南方科技大学“631模式”（高考60%+校测30%+学业水平10%）及特殊才能考生可降至一本线的招生政策，已经开启破冰。其三，设计“潜力测评矩阵”，通过跨学科问题解决任务、开放式创新挑战等场景，观测个体的思维迁移能力、批判性思考深度和抗压韧性。例如，在基础学科领域可设置“无标准答案”研究命题，重点关注其提出问题的新颖性与逻辑推演的独特路径。其四，建立兴趣发展轨迹档案，通过长期跟踪个体在课外研究、自主项目中的持续投入度，识别其内生驱动力。例如，可追踪青少年群体参与科创社团、开展小课题研究的持续性和领导力，而非仅关注竞赛获奖结果。其五，引入多方识别主体，整合导师、行业专家、同伴的观察视角，减少单一评价者的主观偏差。
探索博士生资格考试选拔机制
博士生资格考试不仅是博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把关环节，更是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学术能力的关键抓手。作为一项系统性学术训练，博士生准备、参与资格考试的过程，也是其知识迁移及提高认知技能的过程。因此，博士生资格考试应将分流淘汰和育人功能有机结合，实现以考促学、以考促研有机统一。资格考试以提高学生在交叉学科的全面知识体系学习能力为目标，重点考查其在交叉学科领域的知识迁移与认知技能，从而筛选出真正具备科研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高校应出台配套制度，如实施“提醒-预警”前置机制，对学业困难学生进行早期干预；对在一学年通过全部考试的博士生给予相应奖学金，引导其潜心学术。这些创新举措将助力学生从平凡到优秀、从优秀到出类拔萃。
构建动态、关键要素评价机制
评价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当前人才评价机制存在不足，一是评价标准单一。平均绩点（GPA）导向可能抑制高风险探索，国际排名导向催生“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乱象。对此，应推行从“五唯”到“多维证据”的评价改革。建立“人才画像”系统，综合学术成果、专利转化、公共服务、国际贡献、领导力等多项指标；此外，可引入“代表作+贡献度说明”制度，学生可用一篇奠基性论文、一项国际竞赛大奖或一个社会创新项目等申请学位。二是评价过分看重结果。应建立从“结果评价”到“过程-结果”双循环机制和失败容错机制，培育鼓励跨学科、高风险、长周期研究、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营造“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生态。可设置“高风险高回报”研究专项，允许失败比例不低于30%。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设立“Original & Risky Ideas Grant”（原创与高风险创意认证）的做法值得效仿，该校允许博士生用两年全职时间研究高风险课题，失败计入正当学术履历。三是评价周期过短导致“科研快餐化”，评价体系的行政化，亦因过度依赖论文、帽子、项目“三大件”而抑制长周期原创研究。
动态、关键要素评价需以发展性眼光看待人才成长，聚焦潜力转化效率与兴趣持久度两大核心要素。一方面，建立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在不同成长周期设置差异化观测重点：成长期侧重知识体系构建速度与学习方法创新性；创造期关注原创成果的突破性与行业影响辐射力；持续期则评估其引领新领域发展的战略眼光。例如，对青年科研人员，可设置3至5年的周期评价，允许“试错性研究”，重点考察其从失败中提炼创新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构建兴趣-产出关联模型，通过分析个体在核心领域的持续投入时长、自主拓展研究边界的频率，评估兴趣转化为创新成果的效能。对“兴趣漂移”现象保持开放性，识别其跨界探索中形成的新能力组合。同时，建立动态调整的评价反馈机制，定期将评价结果转化为个性化发展建议，帮助人才校准成长路径，形成“识别-培养-再评价”的良性循环。
以“潜力+兴趣”为基础的新机制，本质是回归人才成长的内在规律。通过科学识别捕捉创新基因，借助动态评价护航人才发展，既能避免拔苗助长式的功利化培养，又能为真正具有突破性潜力的人才提供容错空间与成长养分，最终形成拔尖创新人才辈出的生态土壤。这一机制的落地，需要教育体系、科研机构、社会观念的协同变革，在打破固有评价局限的同时，建立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的人才发展支持系统。
以“高本衔接、本研贯通”为路径，构建拔尖创新人才长周期培养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系统性、连续性工程。不同学段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不同学段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也有各自的培养特征和重点任务。传统分段培养的惯性体制，使得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在不同学段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或者只囿于形式上的“弱衔接”。为打破这一困境，高校可遵循“高中阶段激发学习兴趣、本科阶段夯实综合基础和强化科研训练、研究生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规律，加强全学段一体化设计与规划，探索“高本衔接、本研贯通”的拔尖创新人才长周期培养新机制，致力于构建一个连续、协同、开放的教育生态系统。
强化“高中-大学”有效衔接
强化“高中-大学”有效衔接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其本质在于构建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与志趣发展的连续性教育生态。建立“高中-大学”强连接关系的重点，在于帮助新生形成专业认同、激发学术志趣，进而为进入大学做好学术准备。在知识衔接方面，高校教师应与高中教师联动，纵向构建学科知识图谱，将高中课程与大学专业核心课进行知识点匹配度分析，例如，将高中物理电磁学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课建立起关联节点。在培养环节方面，高校可通过开设大学先导课程、组织中学生研学、举办学术科普讲座、指导科创竞赛等举措，将培养环节前置，实现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鼓励大学设立“少年创新院”，面向高中生开放实验室，提前锁定顶尖生源。在学术志趣培育方面，高校可与高中共同开发学生学术成长档案系统，持续记录学生从高中到大学的各类学术行为数据，包括科研参与时长、学术会议出席次数、创新成果等关键指标。针对新生可能出现的适应性问题，高校可在暑期开设“工程数学”衔接课程、“名师面对面”系列讲座等相应的先导课程，实现“未入校，先入学”。这些宽口径、多维度的衔接举措，不仅能够唤醒学生的学科创新潜能及学术志趣，还能强化其语言表达、数理逻辑等核心能力，帮助其快速适应并迈入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阶段。
推进本研课程体系和研究一体化建设
当前，中国多所顶尖高校在推进本研一体化建设方面已开展有益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试点“弹性学制”，允许学生自主调整学习进度，提前修读研究生课程或暂停学业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如量子计算实验），打破“四年毕业”的固化模式。清华大学打造“钱班-姚班-智班”递进式培养链，实施“2+X”弹性学制，允许学生2年后自主设计后续课程与研究。[5]复旦大学“本硕博贯通计划”，允许本科生选修研究生课程，培养周期缩短3年。这些本研贯通培养创新实践的共同点，就是致力于构建一体化的课程体系，打破本科与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之间的壁垒，实现课程内容的有机衔接与递进深化。在课程目标设定上，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总体目标，明确本科和研究生各阶段课程目标定位，使各阶段课程目标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本科课程注重夯实学生的学科基础，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素养与通用能力，为后续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研究生课程则侧重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深度，引导学生开展前沿性研究。
在一体化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应避免本科与研究生课程内容重复，注重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一方面，整合优化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内容，将一些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进行深化和拓展，融入学科前沿知识和研究成果，形成本研一体化的系列课程；另一方面，开设跨学科课程和前沿专题课程，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拓宽知识领域，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此外，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注重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采用研讨式、探究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促进本研贯通培养目标的实现。
以“导师制+书院制+项目制”为抓手，构建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化研究型学习培养机制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突破传统标准化模式，“导师制+书院制+项目制”模式通过精准指导、场景浸润与实践驱动的融合，搭建个性化成长框架，破解重知识轻创新痛点，激活自主探索精神，形成因材施教、赋能创新的培养生态。
基于导师制与AI智能体，打造精准化成长导航系统
欧洲一流大学依托深厚的学术传统，以“导师制”为特色精英化培养人才。例如，牛津大学的“导师制”通过每周1:1或1:3的小班研讨，引导学生质疑、辩论、独立思考。[6]导师不仅指导学术，还关注学生的人格发展，塑造批判性思维。在导师制基础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通过“Supervision”（监管）模式进一步升级为导师组制度，——由一名主导师+两名跨学科副导师组成“黄金三角”，每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2小时。美国通过导师制实施“个性化培养计划”。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居全球高校首位，该校为每位本科生配备“学术导师+科研导师”，根据学生兴趣定制培养方案。对学术潜力突出的学生，支持其提前进入博士课程学习（如数学系学生可从大三开始修读研究生课程），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充分关注。
与导师制密切相关的是研究型学习。美国是全球顶尖大学最集中的国家，多所高校的研究型学习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麻省理工学院（MIT）的“UROP”（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始于1969年，首批25名学生参与，目前每年有90%的本科生参与，学生可自主选择课题、组建团队，学校提供经费与导师支持。[7]该计划累计培养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26位图灵奖得主，印证了“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的有效性。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科研荣誉学位”要求学生完成至少2年的原创性研究并发表论文，近五年该项目毕业生进入顶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达78%。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项目”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具有原创性的毕业论文，近十年该项目毕业生中12人获得菲尔兹奖、诺贝尔奖等国际大奖。我国上海交通大学的“致远学院”与MIT、斯坦福大学合作，引入研究型学习模式，本科生参与发表的SCI论文年均增长15%，其中12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现行的导师制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受限于精力与个性化不足，可通过引入AI（人工智能）予以解决。借助AI构建人机协同模式，可实现从“一对多”到“个性化定制”的全面升级，为学习者提供全周期精准支持。AI智能体通过大数据生成学生动态成长画像，整合课程选择、科研参与等数据，智能匹配导师。例如，为量子计算兴趣浓厚的学生对接领域深耕导师，为跨学科爱好者匹配交叉研究团队，打破“盲选”模式，提升指导针对性。AI智能体助力延伸指导维度，导师聚焦方向引领与思维启发，AI承担日常答疑、资源推送等辅助功能。学生遇到文献难题时，AI可自动筛选高价值文献并生成摘要；项目攻坚期，系统推送进度预警并同步导师，既减轻导师负担，又避免创新灵感流失。AI智能体亦可助力路径迭代，通过对比学生成果与目标差距，生成改进方案。如实验设计反复出错时，推送方法论课程并建议导师专项指导；协作短板明显时，推荐团队训练模块，实现“数据驱动+人文关怀”的精准导航。
书院制养成式学习
剑桥大学的书院制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每个书院涵盖不同学科的学生与教师，晚餐时的自由讨论常催生创新思想。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与克里克，正是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书院交流中碰撞出合作火花。我国清华大学推行“类书院”“学堂计划”，在数学、物理、计算机等基础学科设立“拔尖班”。该计划实施10年来，毕业生中80%进入全球前50高校攻读博士学位，23人获得“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等荣誉。[8]书院制突破专业与课堂边界，以社区化生活、多样化活动、互动式交流为特征，营造“处处是课堂、时时能学习”的养成环境，推动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化。首先，生活与学术社区融合催生跨域思维。不同专业、年级学生混合住宿，通过“学术沙龙进宿舍”“跨专业夜话”打破学科隔阂。计算机与生物学生探讨AI药物研发，机械与艺术学生合作智能产品设计，非正式交流激发跨界火花。“创新角”“共享实验室”让突发奇想快速转化为验证实验，培育随时创新意识。其次，多样化支持满足个性需求。书院通过“导师驻院”“学长领航”“名家讲座”提供全方位支持。为创业学生对接孵化器，为竞赛选手协调资源，为学术爱好者搭建学者对话平台，实现专业精进与认知视野、人格素养的同步提升。再次，文化浸润塑造创新品格。构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氛围，通过“创新失败分享会”“跨界挑战赛”“成果转化基金”等，让学生理解创新是勇于探索的品格彰显，为其注入长远发展的精神动力。
推行项目制研究，搭建阶梯式创新实践平台
项目制学习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情境式学习方式，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团队协作完成真实而复杂的项目任务，从而实现知识的深度理解与应用能力的提升。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可推行项目制进阶式学习模式，根据学生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不同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基础，设计难度递进、层次分明的项目体系。本科低年级阶段，设置入门级的基础项目，帮助学生熟悉科研基本流程，掌握学科基础知识的应用技巧，培养问题意识与初步的实践动手能力；本科高年级阶段，安排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综合项目，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较为复杂的实际问题，着重锻炼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团队协作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研究生阶段，聚焦于前沿性的科研项目，鼓励学生深入探索学科领域的未知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力求在关键技术或理论上取得突破，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与学术水平。通过这种项目制进阶式学习，学生能够在不同阶段逐步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实现从基础知识学习到科研创新实践的顺利过渡，为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导师制+书院制+项目制”模式，从精准指导、生态浸润、实践驱动等方面构建完整支撑体系。导师制与AI实现个性导航，书院制培育综合素养，项目制锻炼创新能力。三者协同形成“精准赋能、全面发展、持续创新”的生态，为拔尖人才成长提供土壤与阶梯，助力其成为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与原创能力的高素质创新者。
以“专业（领域）知识+科研（产业）场景”为核心，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机制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产业变革不断加速，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单一高校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构建“专业（领域）知识+科研（产业）场景”的协同培养新机制，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多方资源，实现协同育人，成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然选择。
深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
深化科教融汇是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路径。深度融合教育链、创新链与人才链，需要打破学科间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间的壁垒，构建协同育人的生态体系。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触摸科学前沿，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例如，让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教师开设专题课程，带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在实践中培养问题意识与创新思维。科研机构可开放实验室资源，设立青年科研助理岗位，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科研体验，缩短从理论学习到成果转化的距离。科教融汇需要制度创新。通过建立跨单位导师团队，实行“双导师制”，让高校教师侧重知识体系构建，科研人员专注科研方法指导，形成育人合力。同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推动科研数据、学术会议向学生开放，鼓励跨学科交叉研究，为拔尖人才提供自由探索空间。
加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产教融合是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校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加强与企业合作，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应深入了解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人才需求，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加强与企业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合作，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将企业实际项目和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使课程内容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立校企联合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让学生在企业真实环境中锻炼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积累工作经验。此外，鼓励高校教师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也为学生提供参与科研项目和技术创新的机会，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培养出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
打造从校园到全域、从国内到国际的协同培养平台
当下，学习者的学习成长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构建从校园到“全域创新城”的生态系统蔚然成风。我国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均布局“大学校区-科研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联动，构建“校友-企业-基金”人才护航计划，毕业10年内提供二次创业辅导、跨领域培训、全域校友网络。新加坡政府强力推动“教育+产业+城市”的全域空间拓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与One-North科技城不仅形成“大学-企业-政府-社区”四螺旋，还在海外建立分校与联合实验室，嵌入全球知识网络。南洋理工大学与华为、淡马锡等企业合作设立“人工智能领袖计划”，课程涵盖技术研发、伦理法规、商业应用，培养“懂技术、通管理、知伦理”的复合型AI人才。欧盟成员国通过“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推动跨国人才联合培养，1500所高校参与学生交换与联合科研。[9]其中，“欧洲顶尖工业管理者项目”（T.I.M.E.联盟）由巴黎高科、慕尼黑工业大学等28所高校组成，学生可在3个国家高校学习，获得多校学位，培养“全球工业领导力”。该项目毕业生中85%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高管，印证了跨国培养的价值。
高校打造国际化协同培养平台，加强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可重点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开展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与国外知名高校联合制定培养方案，互认学分，学生在国内外高校分别学习一段时间，获取双学位或联合学位，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例如，东京大学与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合指导博士生计划”，学生可在两校各学习2年，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培养“跨文化科研领导力”。北京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设立“全球创新领袖项目”，学生本科阶段在两校各学习2年，参与“中美气候变化联合研究”等跨国项目，还设立“国际学术交流基金”，支持学生参加顶级学术会议。同时，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如翻译牛津“导师制手册”、斯坦福“创新教学案例集”，推动本土培养模式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选派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科研合作项目和实习实训等活动，让学生在国际学术和实践环境中锻炼自己，了解国际前沿学术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以“科研范式变革+数字孪生大学打造”为契机，构建拔尖创新人才数智赋能机制
在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深度融合的今天，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已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重塑”。人工智能助力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推动科研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孪生大学与元宇宙实验室重构教育场景，二者的协同正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全新坐标系——通过数字技术打通科研与教育的壁垒。构建“认知-实践-创新”全链条赋能新机制，成为破解创新人才培养瓶颈的关键路径。
基于AI for Science重塑人才能力生长维度
传统科研范式中，人才培养往往困于“经验积累-试错迭代”的线性路径，而AI for Science正颠覆这一逻辑。作为数据驱动、模型引导的新型科研范式，AI for Science通过机器学习解析海量数据、预测实验结果、优化研究路径，将科研从“人力密集型”推向“智能协同型”，这一变革直接重塑拔尖人才的能力培养维度。
在新范式下，人才培养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的深耕，而是转向“数据思维+跨域整合+智能协作”的复合能力锻造。例如，在材料科学领域，AI模型可快速筛选上万种分子结构，学生无需重复枯燥的实验操作，便能聚焦机理分析与创新设计；在生命科学领域，AI辅助的基因序列分析工具，让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数据解读逻辑，更早触及前沿问题。这种范式变革打破“理论学习与科研实践脱节”的壁垒，使学生从科研“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
数字孪生与元宇宙助力构建沉浸式科研赋能场域
如果说AI for Science重构科研的方法论，那么数字孪生大学与元宇宙实验室则重塑科研的场域。数字孪生大学通过数字建模复刻物理校园的教学、科研场景，实现教学资源的全息映射与动态优化；元宇宙实验室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超越物理限制的沉浸式科研空间，二者共同搭建起“虚实融合”的科研赋能生态。[10]在元宇宙实验室，学生可“进入”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观察粒子运动，在虚拟反应堆中模拟核反应参数调整，在数字孪生城市中测试交通流优化方案——这些在现实中高成本、高风险的实验，在虚拟空间中可反复推演，不仅降低科研门槛，更突破时空与资源限制。同时，数字孪生技术能实时捕捉学生的科研行为数据，通过AI分析生成个性化指导方案：若学生在虚拟实验中频繁忽略某一变量，系统会自动推送相关理论模块；若团队协作存在沟通壁垒，平台会匹配跨校同类项目组进行联合推演。这种“场景沉浸+数据驱动”模式，让科研训练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从个体封闭转向协同开放，极大激发拔尖人才的创新潜能。
从AI for Science推动的科研范式革新，到数字孪生大学构建的沉浸式场域，二者的协同正在形成“能力维度重塑-场域生态支撑-机制闭环运行”的数字赋能新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让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更贴近科技前沿需求，更通过数字技术的普惠性，让更多有潜力的学生突破资源限制，在创新实践中实现跨越式成长。未来，随着技术的深化融合，这种新机制将成为孕育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引擎，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略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