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同时，通过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变革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通过建设廉洁政府、加强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廉明公正，通过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生产发展。这些举措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社会面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总结提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治理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密切联系群众，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抗日民主根据地 社会治理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D630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积极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根据地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1]，而且对当今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变革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目标之一。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为此，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理论，按照“三三制”原则，在抗日根据地创建民主政权，变革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开展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主和乡绅通常是乡村社会治理主导者。在经济文化建构和社会事务处理中，地主和乡绅往往拥有更多主导权。全民族抗战期间，为了争取和团结地主及开明绅士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提出“三三制”原则，强调在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为变革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造了关键条件。
实行“三三制”过程中，为了使有能力、有威信的人进入各级民主政权，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实行民主选举。考虑到各根据地实际情况不同，选举过程中，主要采取举手、投票、投豆、烧孔、背箱子等选举方式。“投豆”这一颇具特色的选举方式简单易行，很快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开来，被广泛应用于乡村基层选举。通过民主选举，许多有威望的贫苦农民担任了乡村基层干部，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乡村妇女也开始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抗日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按照“三三制”原则，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在这些民主政权中，非中共人士占了多数。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据统计，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下属14个主要地区的区委员会代表共有9967人。其中，中共党员2477人，占24.4%；国民党员352人，占3.7%；无党派人士7138人，占71.7%。[3]边区民主政权人员构成与以往截然不同，体现了广泛代表性。爱泼斯坦曾以美国记者身份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认为，“不论是帝国还是民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农民成了村主人，“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在他看来，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全面执行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力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力收回。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的利益不可能有保障。在解放区实行的制度下，不可能忽视农民的利益。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中，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已被民主制度所取代。”[4]
“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传统政权结构，还大大地调动了抗日根据地各个社会阶层参政积极性。李鼎铭是陕北米脂县开明绅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说：“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因为自从辛亥革命以前我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进步。”[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不仅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良好政治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全国建立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6]。
建设廉洁政府，重视法治建设
全民族抗战期间，前方战事举步维艰，而大后方的一些国民党党政要员却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甚至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贪污腐化行为深恶痛绝，主张坚决铲除。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呼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40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进一步提出“取缔贪官污吏”的主张。
为了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变成没有贪官污吏的净土，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民主政府倡导广大党员干部和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坚持艰苦奋斗作风：规定平均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不超过5元。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发布通令，要求各分区行政专员公署每个月办公费不超过30元。根据地政府及党政工作人员的勤俭作风，给很多国际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采取严厉措施惩治和杜绝贪污腐化行为。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肖玉壁曾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1941年因克扣公款3050元，被依法判处死刑。中国共产党铲除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的决心，在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反响。之后，抗日根据地的贪污行为明显减少。
在建立廉洁政府过程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十分重视法治建设，强调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罪行之自由，提出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为了保障人民各项权利，陕甘宁边区制定《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山东抗日根据地制定《人权保障条例》，晋西北边区制定《保障人权条例》等。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还十分重视通过变革司法审判方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其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提出的调解办案方法，深受人民群众欢迎认可，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很多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得到顺利解决，社会公正得到有效维护。
为推动党员干部在遵纪守法方面发挥表率作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法严肃处理了黄克功开枪杀人案。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及边区政府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边区法律的决心，有力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法治建设，为建设廉明公正社会创造了良好条件。
精兵简政，注重发展生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致使很多战士没有衣穿，没有粮食和菜吃，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在冬天没有被盖。为防备国民党军队反共磨擦，中共中央被迫从前线调回军队保卫边区，1941年边区脱产人员急剧增长至73000人。为此，边区农民负担的公粮日益增加，1941年增至20万石，比1937年增加10倍多。为减少机关脱产人员数量，减轻农民负担，民主人士李鼎铭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建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提高工作效率。根据这一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展精兵简政，减少脱产人员数量，压缩党政机关开支，人民负担也随之下降。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征收的公粮减少到12万担。
为应对经济困难，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开展精兵简政的同时，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根据地生产事业。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随后，一场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之后，党中央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1943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彻底实行减租，并准备实行大规模生产运动。
根据这些指示和要求，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参与生产，发挥了模范作用。1941年春天，王震同志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屯垦，使得昔日被称作“烂泥湾”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大生产运动推动下，根据地的耕地面积和粮棉产量迅速增加。据统计，陕甘宁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万亩，增加到1943年的1377万亩；粮食产量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0万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50万斤，猛增到1944年300多万斤。
为提高生产效率，各根据地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变工队”“合作社”等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变工制度”在促进生产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生产方式的一种革新。一般说来，变工是由两户或两户以上的农民集在一起相互调剂使用劳力、畜力与农具。为增加劳动力，根据地还对二流子及巫婆神汉进行改造。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43年改造555名二流子，1944年改造3970名二流子。有的二流子被改造后甚至成为劳动英雄，得到表彰，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大生产运动带动下，抗日根据地兴起大力发展生产的热潮。清涧县一位名叫张凤鸣的道士，看到八路军开荒的热烈场面后深受感动，也剪去道士长发，到田里去种地。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困难和物资困乏的问题，也树立起八路军良好形象，促进军民水乳交融般的合作关系。美国记者福尔曼在采访根据地之后，对大生产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军队在世界上（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来说）也是没有的。”他认为：“一个这么自助的军队，无疑的是会得到人民热烈底拥护的。同时这种民众拥护，当然又会反过来提高军队底士气。”[7]
对当今社会治理工作的几点启示
全民族抗战期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治理卓有成效。其间所积累的经验对当今社会治理工作，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社会治理，取得良好成效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在民主政权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在他看来，领导权就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8]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0年秋就提出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1942年2月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强调以党的优良作风引领社会风气变革，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9]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将党的优良作风归纳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0]。
在党的优良作风影响下，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形成良好党群关系。“只见公仆不见官”，是这一关系的生动写照。在优良党风引领下，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人们崇尚勤俭朴素生活，社会治理井然有序。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后，称赞“此处风俗甚好”“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销，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2]同时，“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13]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尤其是在涵养良好社会风气方面，要充分发挥党风引领作用。
站稳人民立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抗日民主根据地社会治理能够取得显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4]在他看来，“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强调，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5]。这些论述体现了党的初心使命，是抗日根据地社会治理基本经验的集中反映。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被视为中国的希望。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台维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时任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力量。”他认为，共产党能够存在、发展并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基于此，他断言：“共产党在短短的几年中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16]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物质生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丰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挑战，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17]。
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人参加抗日，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8月25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号召各方面力量“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18]。为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开放政策，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三三制”原则，以争取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参加抗日。应该说，这些政策的实施，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和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同志曾用“十个没有”来形容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面貌：“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正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面貌、新气象，以及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日态度和政策，吸引着无数青年不辞千辛万苦奔赴延安。
在党的优良作风及根据地良好社会风气的感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最终汇聚到了党的旗帜之下，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坚信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史为鉴，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治理中汲取有益经验，努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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