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挑战，共同促进可持续海洋国际合作。共创海洋增量财富、共担海洋社会责任、共护海洋生态契约、共拓深远海商机，不仅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通过构建“科技-产业-空间”三维联动体系，中国正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合作共赢 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P7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处于历史关键时期，战略地位日益凸显。2025年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针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即“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1]，这深刻揭示海洋经济发展新趋向、新要求、新使命，为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实践遵循。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合作共赢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注重合作共赢”的要求进一步阐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海洋生态环境挑战，共同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共享保护和发展的丰硕成果，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海洋。
共创海洋增量财富
合作共赢首先体现为经济维度合作创富。创造超越个体极限的增量财富，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开放包容扩大共同利益基础。
在系统科学视角下，海洋经济是涵盖渔业、航运、能源、生物医药等多元产业的复杂巨系统，其高质量发展依赖产业链、创新链与空间链深度耦合。单个企业或区域，难以独立实现全链条技术突破，掌控全部市场风险。通过合作共建创新联合体，整合科研机构、企业、院校资源，可在关键领域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当前，海洋产业链高度全球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贸易货物通过海运运输，海运已成为国际贸易支柱。2024年，在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港口中，我国分别占八席和六席。国际航运高效运转，依赖跨国港口协作、航道安全与规则互认；反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加剧，则可能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受到严峻挑战。
海洋产业分工协作塑造相对竞争优势。现代海洋产业链分工，是典型的价值共创过程。以海工装备为例，从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组装集成，到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每个环节的专业化参与者都为最终产品价值做出贡献，并通过市场交换，获取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益。在分工协作体系中，知识、技术和最佳实践，通过正式合作和非正式交流，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以降低参与者创新成本，优化学习曲线，加速整个体系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形成“水涨船高”集体共赢的局面。多元化、有弹性的分工合作网络，可以增强合作方系统韧性，整体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通常强于孤立、全能型个体。
海洋贸易发展大幅拓宽人类可利用资源边界。从农业革命驯化动植物，到工业革命广泛使用煤炭和蒸汽，再到信息技术爆发，人类不断突破自然限制实现进步发展。农业技术使单位土地产出倍增，工业技术催生规模化生产，信息技术则重塑价值创造方式。海洋贸易发展，大幅拓宽人类可利用资源边界。海洋贸易与运输能力进化，打通财富流动的全球血脉。从驼队、车马，到集装箱、海上巨轮，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资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冷链、仓储自动化等技术，大大降低运输损耗，延长资源储存时间，使资源实现全球便利输送。全球合作还意味着更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充足的劳动力储备、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以及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大规模生产摊薄成本，市场扩张刺激创新，形成驱动财富持续增长的强劲循环，规模经济效应由此显现。
海洋经济合作有助于弥合南北发展差距。合作共赢理念，倡导通过多维路径，改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生态。地球自然资源分布天然不均，温带沃土与交通枢纽往往可以孕育早期繁荣。殖民掠夺以暴力方式改变全球资源分布版图，为南北差距埋下历史伏笔。进入21世纪，全球发展中南北差距依然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上仍有差距。发展经济学认为，贫困与欠发达状态，源于结构性失衡与能力缺失的复合作用；依附理论强调，中心-边缘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制约；新结构经济学主张，通过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投资，打破低发展陷阱。基础设施联通，突破地理隔阂，重塑经济空间布局，可使内陆地区获得“沿海化”区位优势，打破依附关系中的边缘性锁定。技术转移与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激活内生动力。通过技术—能力—自主性传导链条，将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引入海洋经济活动，赋能海洋产业全链条升级，将推动区域供应链转型，形成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协同合作为动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促进欠发达地区价值链位势提升。
共担海洋社会责任
合作是降低治理成本的理性选择。海洋与生俱来的广阔性、包容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决定了海洋治理命运与共的鲜明特质，要求海洋治理参与者超越个体利益诉求，践行共同责任。海洋环境改变，可能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资源、海洋工程、低海拔岛屿和沿海城市安全等产生严重影响，制约可持续发展，亟须在国际、国家和企业三个层面，健全完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治理框架。
国际层面，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国际社会通过多边机制，推动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通过《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团结一致采取紧急行动》政治宣言，形成自愿承诺清单《尼斯海洋行动计划》[2]。该宣言特别强调，应将原住民、妇女、青年等群体纳入决策链，以保障程序正义。中国在此次大会上展示的海洋科技成果与应用产品，如中国全球海洋融合数据集1.0（China Global Ocean Fusion Dataset，CGOF 1.0）、“妈祖”系列海洋数值模式与全球海洋预警预报数值预报产品、全球首个深海海山数字化智能系统“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等，向全球开放共享，服务海洋预警与生态保护。我国联合多国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方案”[3]（COAST）工具包，以系列原创科技为支撑，将为滨海城市用户和决策者提供海洋灾害、生态健康等方面服务，并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深度广泛应用，为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支持参与海洋治理的制度政策体系。国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重要主体，需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安全，尤其需关注涉海地区绿色发展转型。2025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发展海洋经济。”在政策设计中，我国将生态保护修复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效益。在平衡产业转型与生态保护方面，沿海省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与减污降碳协同。浙江台州市创新实施“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目，通过政府引领、企业主导、产业协同、公众联动，根据海洋垃圾产生和分布特点，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和实体化收集网络，利用大数据赋能，形成海洋垃圾收集、运输、再生、国际高值利用的可循环价值链，以市场化方式运作，提高废弃塑料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大幅减少财政投入，同时使渔民有钱赚、企业有动力，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进入良性循环。山东省积极发展海洋碳汇，开展海草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与增汇成效评估试点，为蓝碳交易奠定数据基础。
企业层面，秉持合规经营与价值共创原则践行社会责任。企业在海洋经济中承担关键角色，不仅要遵守合规底线，更要向价值共创延伸。利润与责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持续繁荣的一体两面。组织化企业行动可以塑造企业角色，使企业从资源索取者转型为海洋健康投资者，实现商业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组织，其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创造一个我们想要的世界”[4]。该组织成员签署的《可持续海洋原则》，将企业视为“海洋受托人”，希望通过商业力量，撬动海洋治理系统性变革。我国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航运公司须计算船舶建造、燃料生产、航行运营直至拆船环节的累计碳排。浙江舟山市一家修船企业，通过创新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其研发的船舶超高压水真空射流除锈技术，相比于传统喷砂工艺，可实现矿砂粉尘年度减排10万吨，相当于每修一艘船减少700吨矿砂粉尘[5]。不仅如此，该企业还倡导并联合全球知名船厂组建全球绿色船厂联盟，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共护海洋生态环境
海洋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面对海洋环境的全球性挑战，全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重要领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是生态压力。近海区域空间竞争激烈，海水养殖、航运航道、能源开发在近海区域密集叠加，挤占海岸线生态空间；高强度海洋开发利用，导致海岸带生态系统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近岸环境质量差，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和低洼岛屿国家，低洼沿海地区大量人口受到影响；海洋升温酸化、氧气损失、营养物供给变化，对海洋生物分布和丰富程度产生影响，鱼类分布变化，影响传统渔场。二是技术瓶颈。多数国家缺乏海水淡化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产业链高端环节薄弱。三是治理失衡。海洋基因资源专利被一些国家、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难以分享生物资源红利；小岛屿国家等原住民权益边缘化，在海洋治理决策中缺失话语权。
面对上述问题，加之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差异性特点，使得单一国家无法独立应对海洋问题，迫切需要建立规则协同、资源共管与生态共治的全球机制。
在地球科学视角下，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干预与系统治理，意味着海洋不再是等待保护的脆弱生态，而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复杂生命系统。这一认知变革正在重塑人类与海洋的共生关系，标志着海洋可持续发展进入地球系统科学新纪元。海洋可持续发展，既包括共时性可持续，即空间维度可持续，又包括历时性可持续，即时间维度可持续。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6]纳入其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行动息息相关。只有坚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角度理性对待海洋问题，才能实现共赢局面。
国家间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倡导全主体、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合作，呼吁多层次、跨领域、立体化协同，主张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共享，追求可持续海洋经济共赢和实现人类未来命运共荣。合作共赢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经济维度的增量创造，更体现为治理维度的责任共担，生态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也要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致力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海洋。人类海洋文明的未来，必将是经济增长、治理公正与生态良好三重逻辑的交汇协奏。国际社会只有凝聚共识，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积极行动，人类文明之舟方能在时代浪潮的波涛汹涌中，驶向合作共赢的蓝色未来。
共拓深远海新机
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海洋经济圈，正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协同发展新范式，共拓合作共赢新机遇。三大海洋经济圈具有明显的差异化优势特征。如环渤海经济圈以科教资源和海水养殖遗传育种技术为长，海洋科研机构和高端人才聚集，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和海洋化工业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圈形成以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见长的产业体系，在液化天然气船、超大型集装箱船等高端船舶领域全球领先；粤港澳经济圈则凭借深厚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在海洋通信、深远海开发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这种差异化优势分布，为构建圈层联动、内外循环的协同发展新格局奠定雄厚基础。
深远海成为三大海洋经济圈协同发展新纽带。随着近海资源约束趋紧，深远海开发成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方向。通过构建“科技-产业-空间”三维联动体系，“十五五”期间，深远海开发将从单一资源利用升级为区域合作共赢新空间。其一，在科技创新维度，组建综合性黄海研究机构。黄海作为半封闭陆架海，近年来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浒苔绿潮对山东省、江苏省沿岸造成严重生态威胁和经济损失。通过设立综合性黄海研究机构，开展多学科协同和跨区域合作研究，终结当前的碎片化格局，使黄海从生态威胁区转变为协作发展示范区。其二，在产业维度，打造深远海自主海洋数据产业集群。面对当前国际海洋数据“断链”局势，加速构建我国自主可控的海洋数据体系，正迎来关键时期。我国海洋数据存在“孤岛”现象，共享机制亟待完善。打通流通脉络，能够为海洋科研、灾害防控、产业升级提供强大引擎。其三，在空间维度，于黄海冷水团、南海可燃冰富集区，设立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海北部冷水团作为世界罕见冷水资源，为高价值冷水鱼类养殖提供不可多得的天然资源。南海是全球可燃冰资源富集区之一，我国在南海试采成功，为可燃冰的商业化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黄海、南海设立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能够带动海上新基建，催生万亿级海水养殖、海工装备、海洋矿产、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
推动深远海开发领域合作共赢，还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决策协调机制。建议成立国家深远海发展协调机构，将海洋空间规划扩展至海洋经济专属区全域。建立东部沿海省市轮值会议制度，共同培育经营主体，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参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深远海海域使用国家主导、地方承包、经营主体参与制度。探索“飞地经济”等跨区域合作模式，实施税收共享、统计分成等激励政策，调动地方政府及经营主体积极性，降低深远海开发准入门槛，实现三大海洋经济圈政策及市场层面深度融合。通过科技联合攻关破解技术瓶颈，基础设施联通优化要素配置，资源开发协作激活深蓝价值，生态共治共享守护海洋根基，风险协同应对筑牢安全屏障，中国正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合作共赢之路。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海洋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注释略
责编：刘 明／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