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加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等风险，给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风险，呈现聚集、连锁、放大效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愈发严峻，对人类社会加强韧性建设、提升整体应对能力提出新要求。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深入落实“双碳”行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引领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作为。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气候治理 碳达峰碳中和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X-0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高温热浪、飓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以及由此造成的气候灾难日益触目惊心，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关切。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更长期、更深层次的生存发展挑战。在气候变化的挑战面前，世界各国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中国贡献。
当前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
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全球快速工业化和人口扩张，对自然资源与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世界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社会面临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二者难以协同的严峻挑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全球经济总量由2万亿美元增长至目前100多万亿美元的规模，增加约50倍；20世纪60年代全球人口约30亿人，此后以大约每十多年增加10亿人的速度增长，目前全球人口总数已接近80亿人，增加一倍多。20世纪初，全球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1世纪初，全球城镇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遍布全球，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使人类将自己的领地在自然界中极度扩张，不仅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破坏、其他物种栖息地减少，而且带来资源消耗加剧、生存空间紧张。同时，各种新化学物质和材料的不断问世，给自然环境造成难以消除的污染。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显著。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系统持续变暖。2025年3月，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2024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2024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年份，这一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相比工业化前水平已高出1.55℃；2015年—2024年这十年，是全球有观测纪录以来最暖的十年。2025年6月，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评估显示，2024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再次创下历史新高，1901年以来的中国10个最暖年份均出现在21世纪。即便人类社会立刻停止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工业化时代以来累积排放的人为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仍将在百年到千年尺度上继续影响全球气候系统。全球气温升高改变区域气候格局，加剧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化等风险，给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复合气候风险日益严峻。全球气温变暖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在此大背景下，全球各地的气象灾害呈现多发、频发、重发趋势，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都频繁遭受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冲击，对经济社会和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影响。例如，2024年9月，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登陆中国大陆地区的最强台风，造成海南直接经济损失近800亿元，是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所造成海南直接经济损失的6.58倍。气候灾害所引发的次生灾害日益频繁，高温引发电力供应紧张、干旱影响粮食安全等问题交织共现，气候风险的系统性与复杂性增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与风险，呈现聚集、连锁、放大效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愈发严峻，对人类社会加强韧性建设、提升整体应对能力提出新要求。
气候治理机制需要更加完善。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界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应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逐渐成为环境、科技、经济、政治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交叉的重大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展开一系列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评估到国际条约制定的行动。1979年，首届世界气候大会就将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提出，呼吁各国政府“预见并防范气候变化可能对人类福祉带来的不利影响”。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创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政策制定提供气候变化的科学支撑。同年，联合国大会（UNGA）通过相关决议，决定在全球范围内采取必要和及时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增加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从而加剧温室效应，使全球地表温度持续上升。这一年，联合国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谈判机制。1992年，在里约峰会期间正式开放签署，奠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基础。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最为基础和核心的制度安排，《公约》规定了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确立了以“国家自主贡献+全球盘点”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新模式，并涵盖减缓、适应、透明度等广泛议题，成为气候治理的核心制度。当前，需要推动全球协调一致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共同履行好《巴黎协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和紧迫需求。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提出中国方案彰显大国担当。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为推动会议达成《巴黎协定》作出重要贡献。2016年9月，中国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并交存批约文书，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向世界传递出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积极信号。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重要举措，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25年4月，习近平主席向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视频峰会发表致辞，提出坚守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公正转型、强化务实行动等重要倡议，并表示中国将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前，宣布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是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响应，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路径借鉴和示范。中国从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强度的碳排放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巨大转变。
构建政策体系完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落实“双碳”目标，中国构建了系统、完备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以国家层面总体方案为引领，涵盖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实施方案，形成纵横联动、统筹推进的政策合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已出现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欧盟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经实现碳达峰，美国在2010年代到达碳排放峰值并出现碳排放下降的趋势。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均处于较高水平，减排任务艰巨，更凸显出中国坚持自主节奏、因地制宜、循序推进“双碳”行动的重要性。
推动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举世瞩目的增长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对中国的资源与环境带来较大压力，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承载力都已接近极限。2020年，中国“双碳”目标提出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73%，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为43%，铁、铜、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也长期依赖进口，水资源短缺问题较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资源与环境硬约束下，中国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的风电装机5.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10.8亿千瓦、风电光伏合计装机16.5亿千瓦，提前实现2030年风电光伏装机目标。在工业和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中国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加快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结构调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逐步建立，重点行业能效不断提升。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低碳工艺、循环利用、智能制造协同发展。在交通领域，绿色出行理念持续普及，新能源汽车快速推广，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3140万辆，绿色交通体系日趋成型。铁路、电动公交、轨道交通建设加快推进，交通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中国还在探索氢能、航空电动化等新兴交通能源技术路径，构建综合交通绿色转型格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新三样”产业不断壮大，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实践经验和制度创新样本。
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贡献
先进理念经验创新发展范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不是割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对立的。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环境的竭泽而渔，保护生态环境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是绿水青山得以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根本保障。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容量有限，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水青山”，也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金山银山”；构建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绿色低碳能源体系，不仅能减少对分布严重不均的化石能源的依赖，而且能大幅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对重塑我国能源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意义。中国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既支撑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又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样本。
体制机制建设引领多边进程。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始终秉持多边主义理念，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实施过程中发挥关键推动作用，推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体系。中国坚持通过建设性方式推动缔约方在重大问题上弥合分歧，促进各方在落实协定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注重统筹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积极推动协定目标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和能力相衔接，体现兼顾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大国担当。
在多边平台合作方面，中国推动发起建立“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等磋商协调机制，积极协调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和主张，在推动协定达成、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会议、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气候议题磋商，推动将绿色发展、气候金融、能源转型等内容纳入全球治理议程，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协调性和系统性。
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全球合作。中国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持续加强公共产品供给，通过知识共享、能力建设、平台搭建等方式加强国际合作，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支持，助力共同提升气候应对能力。中国秉持“授人以渔”的理念，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治理能力，通过援建低碳示范区、提供清洁能源设备、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助力各国提升适应能力与绿色转型水平。
在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科技支撑方面，中国持续推动气象卫星资料和观测数据的开放共享，风云系列卫星数据广泛服务全球气象、水文、灾害预警和气候监测工作。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等高质量观测设施，为全球气候科学研究提供长期基础数据支持。为进一步落实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作出的“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重要部署，2024年11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COP29）期间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2025—2027）》，并启动南南合作早期预警旗舰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能力建设提供实际支持。2025年7月，中国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MAZU）”，融合人工智能与气象科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定制、可持续的早期预警系统和智能服务。目前，“MAZU-Urban”智能体已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投入试用，并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实现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的同步推进，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低碳技术创新推动绿色转型。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低碳转型的潮流不可阻挡，未来全球的竞争焦点也将从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转向低碳技术创新。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不断演进的情况下，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迅速展开。欧盟计划在2035年前完成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研发，美国正加大对氢能、储能和先进核能技术的投入，日本则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储存与运输、氢能发电等领域具备优势。中国凭借长期积累的政策引导和产业基础，在多个关键领域形成初步领先优势。全球超过80%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设备来自中国，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还将继续呈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完整的绿色制造产业链，对全球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中国助力推动低碳技术在全球的可负担化，在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标准等层面逐步构建全球性影响力，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深化中国气候治理的对策建议
激发绿色发展内生动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不仅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联系，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带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改善、空气质量净化等多重协同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应进一步激发市场机制在绿色转型中的活力，推动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发展，培育绿色消费偏好，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碳减排与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全民参与、需求牵引、供给协同的绿色发展生态系统。
健全低碳转型政策体系。实现“双碳”目标，亟需更加系统完备的低碳转型政策保障体系。应加快建立覆盖碳定价、碳税、绿色金融、碳足迹认证等在内的政策工具组合，推动碳市场健康发展，强化碳排放统计、核查与公开制度，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可执行性，为更好实现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强化关键技术竞争优势。绿色低碳发展关键技术的竞争，并不局限于能源领域，在工业、建筑、交通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都将催生大量创新成果，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服务将不断涌现。应加强对氢能、先进储能、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关键低碳技术的研发支持，推动绿色技术示范应用与产业化落地，强化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竞争优势。
推进气候治理国际合作。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提升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的能力与话语权，通过气候治理国际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
②郇庆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公共政策评价：回顾与展望》，《国家治理》，2024年第7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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