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城市水岸经济发展已形成生态旅游、高端商务休闲、历史文化传承、产业融合创新等多种典型案例。水岸经济是生态约束、经济动能与文化认同三者动态均衡的结果。发展水岸经济需要有效平衡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活力与社会文化价值间的张力，通过功能复合化、开发精细化、治理多元化等措施，促进水岸经济健康发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关键词】水岸经济 生态文明 高质量发展 城市建设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具有逐水而居的特性。城市水岸经济作为依托水域空间进行综合开发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系统整合水域资源与岸线空间，融合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等多重目标，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水岸经济的发展不仅关乎城市空间品质提升，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形态跃迁的重要标识。水岸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首先，发展水岸经济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路径。水岸经济通过生态修复与资源价值转化，将自然资本纳入城市发展系统，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开发”的二元对立。水岸经济的发展以城市水系的生态服务功能为基底，推动水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实践范式，助力“美丽中国”与“双碳”目标达成。其次，水岸经济是驱动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滨水区依托城市滨水区域的低效空间再造和功能重组，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溢出，吸引高端要素流动，培育新技术、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打造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枢纽，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动能，呼应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再次，发展水岸经济是优化城市治理的关键场景。水岸空间的公共性、生态敏感性、文化承载性等多重属性倒逼治理模式的创新，要求打破“九龙治水”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跨部门协同、多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城市建设从工程思维转向人本导向，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制度试验场。
水岸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及其特点
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积极探索水岸经济开发模式，如北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上海徐汇滨江和苏州河区域、福州“两江四岸”建设、浙江海盐县百步亭项目、温州鹿城区水岸一体化开发等，有效地提升了城市风貌和活力，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经验。当前，我国水岸经济发展已形成多种典型模式，主要包括生态旅游、高端商务休闲、历史文化传承、产业融合创新等四种模式，不同的模式各具特色又兼具融合。
生态旅游模式，通过系统整合沿线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滨水休闲旅游空间。以福州市“两江四岸”为代表。福州市在开发中注重挖掘昙石山文化、郑和下西洋、马尾船政等闽都文化元素，推出闽江灯光秀等文化产品，形成“一桥一景一故事”的景观体系。同时，积极开发内河旅游项目，规划皮划艇、浆板等水上运动，探索龙舟职业联赛等特色活动，促进亲水消费。
高端商务休闲模式，重点发展高端商业、商务办公，同时结合时装消费、餐饮、展会等休闲娱乐设施形成综合性功能业态。以北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为典型。北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以存量更新为特色，通过政企协作的6公里航道治理串联燕莎、三里屯等成熟商圈，以“一河两湖二十四桥”景观设计激活80万平方米滨河公园价值，集聚54家外资总部与米其林餐厅集群，依托国际茶文化节、灯光秀等高频活动塑造“日咖夜酒”高端消费链，实现商业收入年增37%。这类模式通过滨水景观与不同体量规模的商业综合体、文化与景观设施的有机结合，显著提升区域土地价值，诠释“水岸溢价”驱动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逻辑。
历史文化传承模式，强调水岸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以上海杨浦滨江、温州市鹿城区等为典型。温州市鹿城区依托朔门古港码头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系统梳理、评估遗址文化价值要素，将其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与服务。上海杨浦滨江区域对于区域内瑞记纱厂、毛麻仓库等老厂房、旧仓库等城市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修缮，保留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记忆，恢复其历史风貌的同时，全面挖掘建筑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融入文博、艺术等功能，结合杨浦滨江的发展需求，将其改造成兼具公共性与开放性的文化空间，成为杨浦滨江文化活动的新地标。
产业融合创新模式，探索“水岸经济+”的融合发展路径。例如，上海徐汇滨江在空间更新上，保留工业遗存（如水泥厂改造为穹顶艺术中心）并赋予新功能，建成50万平方米开放空间与10万平方米亲水平台，贯通跑步道、骑行道、漫步道，同步布局22个“水岸汇”公共服务站点，实现生态修复、文化活化与商业服务的无缝衔接。在产业融合方面，通过整合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文化创意与现代金融产业，形成互为支撑的复合生态。通过政企协作（西岸集团统筹开发）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集成AI监控、智慧停车等轻应用平台，并创新“文化+科创+金融”模式，如探索艺术品金融化、碳汇交易等，形成可持续的产业闭环。这一模式以水岸为纽带，将生态价值、历史记忆与创新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从“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与“科创绣带”的转型。
从开发方式的角度来看，水岸经济的开发主体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型，主要由政府负责土地的统筹收储与基建投入。在上海徐汇滨江项目中，上海采取“市区联手、以区为主”的机制，完成400公顷土地收储，成立西岸集团统一开发。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有效保障开发的公共性与长期性，但是对市区两级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高，且后续文化场馆运维成本高，需持续补贴。二是政企社合作型，这一模式主要是由政府与企业分工协作，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社区同时参与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协调多方利益，能较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例如，北京亮马河区域，由朝阳区政府与企业共建，政府负责河道治理，企业运营游船及商业，大大降低财政负担。三是市场主导型，主要由社会资本主导项目的推进与实施，一般会采取高回报的业态。但是该模式由于开发速度较快，虽然能较快地带来投资回报，但也可能因过度开发导致景观同质化、公共空间私有化与公共性的缺失，招致公众反对，甚至影响后续的运营与管理。
水岸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回顾水岸经济发展历程与典型案例，城市水岸经济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空间资本化的内在机理。水岸经济的发展以滨水区域天然具备的生态资源与景观资源为基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城市滨水区域的资源属性因产权模糊与外部性问题而长期处于价值潜伏的状态。由于水岸资源具有显著的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即具有竞争性但缺乏排他性，因此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体污染等水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成本与社会成本远远高于边际个人成本，从而形成负外部性的累积。
国内外城市水岸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水岸经济发展需要首先从污染治理、湿地重建等生态功能的恢复起步，改善与提升滨水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才能使其资源价值得以显性化。生态改善使得滨水区域的景观溢价效应得以显现，亲水性的提升使周边土地产生级差地租，商业地产与文旅项目估值显著上升。这一过程遵循“空间生产”逻辑，即资本通过重塑滨水空间符号，如文化地标、休闲步道等，赋予其消费主义的新意义，吸引消费流量与投资集聚。滨水景观的溢价效应进一步催化服务型产业出现选择性集聚，知识密集型科创与文创产业凭借其支付高地租能力占据优质岸线，从而形成生态空间与高端产业的互促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产业集聚又能通过创新溢出与规模经济，反哺生态环境维护投入，从而构成正向反馈。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多维增值也得以实现。其短期是以土地出让金、税收等直接收益为主；中期则依托产业生态圈构建资产增值预期，吸引各类投资的资本介入；长期则形成以“水岸品牌”为核心的无形资产，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水岸经济发展中的资本逻辑是自然水体通过系统性价值转化实现资本增值的动态过程。
对于水岸经济发展机理的解读，除了资本逻辑的视角之外，还需要看到社会学逻辑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水岸经济的兴起往往伴随着将工业历史遗存通过符号化重构与消费场景转化，最终实现文化认同重塑的社会学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工业记忆向文化符号的转化，集体性的劳动记忆转化为表征城市精神的审美符号；随后文化符号被系统地嵌入消费场景，资本运用空间美学化手段，将历史符号转化为消费吸引力，形成融合怀旧情结与打卡文化的体验空间。当工业记忆以文化符号的形态融入日常生活，如亮马河夜跑、广州珠江新城咖啡社交、上海徐汇滨江“钢铁花园”、浙江海盐县龙舟非遗传承，无论是新市民，还是老市民或游客，得以在这样的空间中感知城市历史脉络，在消费场景里体认地方精神，最终凝聚成“滨水城市居民”的集体身份意识。水岸空间因此超越其物理属性，升华为承载共同情感与归属感的精神性地标。
综上所述，水岸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约束、经济动能与文化认同三者动态均衡的结果。生态逻辑构成发展的基础框架，通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手段维护水域系统的承载力，为经济活动设定自然边界。经济逻辑驱动滨水区生态与景观资源的转化进程，依托产权界定与市场机制将生态资源和文化遗产转化为商业价值，形成土地溢价、产业集聚等增值效应。文化逻辑则赋予发展以社会意义，通过工业记忆的符号化重构和社群实践，塑造地方认同并维系消费黏性。三者并非线性叠加，而是形成循环互馈：生态约束规范开发强度，经济收益能反哺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存续，文化认同则能降低治理成本并稳定市场需求。反之，任何单一逻辑的强势主导都可能引发系统失衡，唯生态环境保护容易陷入发展的停滞，过度经济导向可能导致生态透支与文化同质，而文化孤立也会削弱发展的可持续性。
水岸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
虽然近年来各地的水岸经济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水岸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仍值得高度关注。
水岸区域的生态敏感性与经济开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张力。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可能导致生态侵蚀以及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危机。例如，某城市的公共沙滩被30余家商铺“圈占”，临时建筑导致沙滩退化、亲海空间萎缩。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帐篷酒店、集装箱商店侵占生态空间，引发市民不满。在此类商业利益挤压生态公共物品属性的情况下，如何运用有效的管控措施，如何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如何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平衡，需要认真思考，这样才能找到水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历史文脉的存续压力是水岸经济发展中常常面临的挑战。在滨水区的更新改造中，某些地区采取大规模拆除重建的方式，导致历史文脉断裂，空间承载的地方记忆与生活场景消失，地方文化难以延续。某些地区出现过度追求商业价值导致遗产文化价值丧失，例如，部分滨水区将古码头改造为高端餐厅，脱离原真性；或是侵占公共亲水空间，削弱历史岸线的公共性。因此，如何保护滨水区域的历史文脉，留住地方文化记忆的同时，建立地方特色的空间IP，是探索水岸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长期运营的资金可持续性是水岸经济发展中的另一大挑战。生态环境治理与维护是水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维护良好的水岸生态环境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滨水区各类公共设施与场馆的建设与后期运营成本较高，需要持续的资金补贴。因此，尤其是一些政府主导的滨水区开发项目中，即使初期取得一定的成功，到后期往往面临较为突出的财政压力。而在一些政企合作的项目中，在公共财政依赖与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策与市场的错配甚至可能引发社会资本退出，导致项目后期难以为继。
水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生态资源资产化、历史记忆活性化、金融工具适配化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防止资本过度侵占公共性与生态红线，保持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平衡，又需要依赖制度对空间正义的保障，防止过度商业化对集体记忆的改写与文化认同的变形。实现水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针对以上系统性风险，探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开发的平衡机制，探索历史文脉存续的创新路径，构建降低财政依赖的运营资金长效机制。
促进水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总结国内外城市水岸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城市水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路径需通过功能定位、空间营造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创新，有效平衡生态保护、经济活力与社会文化价值间的张力，功能复合化、开发精细化、治理多元化应成为发展水岸经济的重要路径。
功能复合化意味着要突破单一目标导向的开发思维，实现生态基底、产业动能与人文内涵的高度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因此，需科学评估水域环境承载力，建立蓝绿空间比例、生物廊道连通性等刚性约束指标，为水岸经济活动设定自然边界。在此基础上，推动生态资源的价值显化与市场转化，将碳汇能力、水质净化效益等自然资本纳入区域经济核算体系，通过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机制形成对生态环境保护再投入的资金链。文化维度则需超越符号化的简单挪用，深度挖掘水岸空间的地方性基因，如工业记忆、民俗传统、历史事件等非物质要素，应通过叙事重构转化为具有当代生命力的文化标识。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景观包装，而是将文化基因植入空间功能设计，使其成为凝聚社群情感、培育地方认同的精神纽带，这样才能实现生态资源、经济价值与文化资本的共生。
开发精细化的路径意味着要聚焦空间更新过程中的历史延续性与社会包容性。滨水区工业遗产改造面临的核心挑战，往往在于避免沦为消费主义的装饰性符号，需通过物质存续、功能活化、记忆传承的三重策略维系场所精神。物质存续强调对典型构筑物的保护性修缮，在技术层面保留历史材质与空间肌理；功能活化则要求适应性再利用，使旧厂房、码头等空间承载教育、文创、社区服务等当代公共职能；记忆传承的关键在于本地居民的深度参与，鼓励本地居民通过口述史整理、手工艺工坊、节庆活动等形式成为文化叙事的主体。这种参与式更新不仅维系了地方知识的连续性，更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为市民群体提供身份认同。同时，精细化开发需回应自然与建成环境的关系，通过微更新、弹性设计等低干预手段，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采用生态护坡替代硬质堤岸，保留野生植被廊道等。其本质是在有限空间内编织自然演进、历史层积与当代生活的复合图景。
治理多元化路径旨在构建多主体协同、多工具并用的制度韧性。在主体维度，需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边界与协作机制。政府角色应从直接开发者转向规则制定者与保障者，通过生态红线、文保清单等底线管控保障公共利益；市场主体通过特许经营等多样化模式介入运营，但需建立收益回馈的强制性条款；社会公众则需赋予参与规划决策与监督评估的渠道。在政策工具层面，应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破解资金依赖难题。例如，生态银行可收储零散生态资源进行规模化交易，蓝色债券定向支持水域治理项目，社区发展基金则保障小微文化空间的可持续运营。此外，可以构建智慧治理平台以整合水质监测、游客流量、商业消费等数据，为动态调整开发强度提供决策依据。这种多方共治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将外部约束转化为内生动力，使生态红线、文化存续与经济活力从冲突走向协同。
上述路径的实践效能，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跨尺度的制度适配能力。宏观层面需将水岸开发纳入流域综合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观层面通过城市设计导则规范开发强度与风貌协调，微观层面则依托社区公约等非正式制度调适具体矛盾。只有将功能复合的愿景、精细操作的技艺、多方共治的智慧熔铸为完整的制度生态系统，水岸空间方能真正承载起城市文明演进中自然、经济与人文的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①高超、蒋飞阳、王崇烈：《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更新：滨水线性公共空间更新带动区域转型的实践探索》，《北京规划建设》，2024年第3期。
②陈宇飞：《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人文城市建设理路》，《国家治理》，2023年第3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杨玲玲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