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秩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加剧、多边机制治理效能不足及非传统安全冲击等挑战，显著影响这一进程。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形势下，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各国的经济发展，更影响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中国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倡议与实践，为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基础。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机制 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多极化的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提出，用以描述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这一变局的特征包括全球南方崛起、技术革命和全球治理变革等，反映了世界从单极向多极演变的趋势。然而，在从单极秩序向多极化转变的进程中，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面临着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加剧、多边机制治理效能不足及非传统安全冲击等多重挑战。
世界经济秩序变革与第四次科技革命呈现显著联动效应，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迄今，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0%，远超西方经济体。其中，中国贡献率超30%，印度、东盟等增速领先全球。博鳌亚洲论坛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亚洲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预计由2024年的48.1%上升至2025年的48.6%。在科技领域，中国5G基站总数全球占比达60%，新能源汽车产量全球占比超60%，数字经济规模达7.1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印度、东盟在软件服务、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快速崛起，2023年东盟数字经济规模突破3000亿美元。[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专利申请量前5名中，中、日、韩占3席，东亚成为全球科技创新最活跃区域，加速重构全球经济地理格局。[2]近年来，西方治理体系的缺陷逐渐突显，美国社会动荡，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经济秩序变革形成重大挑战。所谓单边主义指个别国家忽视多边合作，单独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例如，美国2018年对华挑起贸易战，涉及数千亿美元商品，导致全球贸易增长从2017年的4.6%降至2019年的0.1%。[3]保护主义则体现在出口管制与经济技术的“脱钩”等方面，如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破坏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这些措施短期看似增强了一国经济的韧性，从长期看则削弱了全球分工，降低了全球经济效率，使所有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这正是世界贸易组织（WTO)2023年年度报告倡导，“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报告认为，历史经验与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分工合作开放贸易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方式。[4]2025年，美国重拾“美国优先”政策，强调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退出多边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重大冲击。
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变革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美国2022年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后冷战时代结束，世界进入以中美竞争为中心的多极化时代，全球范围的贸易、技术和地缘政治的竞争加剧。美国2021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中国高科技发展，试图维持技术霸权。美国的“小院高墙”“小圈子”外交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影响全球经济秩序。例如，供应链脆弱性在新冠疫情中暴露，2021年全球港口拥堵导致全球集装箱运费增长了3-5倍，同时，全球有950万辆汽车的生产因半导体芯片的短缺而延迟。[5]技术安全被政治化，美国在全球范围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报告，2024年数据泄露数量虽与2023年持平，但受害者通报数量激增211%，达13亿人。气候变化导致2022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超2700亿美元。[6]
多边机制治理效能不足。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合法性危机，其维护全球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多边机制代表性不足，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缺失，导致其合法性受质疑。例如，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中，美国占16.5%，中国仅占6.1%。[7]扩容后的金砖国家贡献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35%，原油产量43%，粮食产量44%，货物贸易20%[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 58.9%，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明显，但现有多边机制未充分反映此变化。[9]201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多边协议，削弱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
关于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争论
关于怎样变革全球经济秩序，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争论。在理论层面，新自由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与依附理论围绕市场机制、霸权稳定及国际剥削等核心问题形成分歧；在政策实践中，发达国家倾向维护既有体系，发展中国家期望公平分配与制度变革，在现有国际经济机制中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权，同时建立新兴国际组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更加均衡。
理论层面的争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去管制和最小化国家干预，认为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持者认为，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可以最大化效率和福利。然而，批评者指出，新自由主义优先考虑全球市场而忽视国内公平，导致国内不平等加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23年《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一文中指出，1990年以来的过度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结束了，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各国优先考虑国家目标而非全球市场。罗德里克建议一种“更薄但更好的全球化”，将重点放在全球公共产品（如气候和健康）与国内优先事项的平衡上，复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即强调充分就业和财富的公平分配。在这个方面，他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和贸易协定追求“深度整合”（deep integration），将国内法规视为贸易壁垒，推广自由资本流动，限制国家政策空间。[10]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承认，超级全球化的信仰已经崩溃，世界需要新的叙事和机构来取代新自由主义时代通过南北对话生成的政策改革。同样，布鲁金斯学会在关于《11个全球辩论》的报告中讨论了全球化与不平等的关系，指出技术和全球化可能加剧不平等，需要更平衡的政策来应对。[11]
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认为合作的潜力有限。该理论认为，国家在追求安全和利益时，往往会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即一国的防御性举措可能被另一国视为威胁，进而引发竞争甚至冲突。在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中，结构现实主义关注大国竞争如何影响经济治理。[12]认为这种竞争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碎片化，还削弱了多边合作可能性，增加了全球安全风险。
作为批判理论的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展是由历史上的殖民剥削和当前的全球经济结构所致。该理论强调，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国际贸易、金融和技术，维持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他们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通过条件性贷款和紧缩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地位，限制了它们在国内政策上的自主权。当代技术变革包括数字鸿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等。[13]依附理论支持者主张，建立更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应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他们建议，通过结构性改革、区域合作和多元化出口，发展中国家可以减少依附，通过国内能力建设与合作模式来纠正历史不平衡。[14]
国际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依附理论的争论从未停止，这种争论还将继续，并将影响人们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认知。中国学术界普遍强调，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缺乏代表性和公平性，需要通过改革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目前，大国竞争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阵营化”，呼吁各国超越零和博弈，构建更包容的经济秩序。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为均衡有效的重要举措。[15]
政策实践的分歧
在政策实践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态度截然不同，反映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和利益。发达国家倾向于维护现有全球经济体系，因为该体系在历史上对它们更有利。它们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贸易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维持对全球经济规则的控制。发展中国家批评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倡导逐步消除壁垒。当前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在过去十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抵制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对新法官的任命，导致多边贸易体制实质性“空转”。
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则主张变革全球经济秩序，以实现更公平分配和更大代表权。它们呼吁在现有国际经济机制中增加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例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配，以反映当今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发展中国家支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以寻求更为均衡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例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替代性治理框架，旨在减少对传统西方主导机构的依赖。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联盟如南方共同市场等，试图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强调以多元化出口和本地创新作为政策策略。
有关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争论深刻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分歧与挑战。理论层面，新自由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依附理论围绕市场机制、权力竞争和国际剥削等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政策实践中，发达国家维护现有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推动公平分配和制度变革。随着多极化加速，建立平等、有序、开放的全球经济秩序需要更大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呼吁在现有机制中增加全球南方代表权，同时通过新兴国际组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为均衡有效。各国需要超越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与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深刻变革。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提出和推动了一系列倡议和实践，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建设，以及在绿色数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规则共建中的贡献。这些方案不仅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秩序的诉求，也通过“竞合平衡”思维与发达国家寻求利益协同。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强调各国命运相互交织、利益共同依赖。这一重要理念超越西方传统的零和博弈国际关系理念，倡导通过合作共赢构建更公平、更包容的全球经济秩序。它为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提供了更为普遍的价值基础，强调发展中国家平等地参与到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如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这一重要理念在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将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互动。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普惠包容发展。2021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强调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推动全球发展治理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强调在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积极呼应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也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如气候融资和技术转让）寻求合作空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携手，变革全球供应链与区域经贸合作格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最具影响力的实践之一。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覆盖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在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连接欧亚非大陆，优化了全球贸易网络，缓解了因地缘政治紧张导致的供应链碎片化。例如，国铁集团数据显示，2024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9万列，同比增长10%，中亚班列全年开行1.2万列，同比增长10%，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联系。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RCEP于2022年生效，涵盖15个国家，占全球GDP约30%，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有助于降低关税壁垒，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增长，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体现了中国对于自由贸易的承诺，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动力。
倡导建立新型多边金融机构，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多元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是中国积极推动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亚投行于2016年正式运营，成员国已超过100个，涵盖六大洲。亚投行采用更灵活的治理结构和对发展中国家友好的政策，不同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2024年，亚投行批准了84亿美元的融资，覆盖51个项目，融资额较2023年增长47%。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填补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也为全球开发银行体系提供了新的模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于2015年成立，总部选址上海，初始资本1000亿美元。十年来，已经批准120个项目、约400亿美元贷款总额，为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数字基建等众多领域发展提供融资支持。[16]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互补，增强了全球经济治理多元化水平。
绿色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规则共建。在绿色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主办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强调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并推动联合国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数字经济治理中，中国通过G20提出数字经济合作框架，促进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在绿色治理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绿色融资，支持全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应对2025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努力展现了中国在新兴领域的担当，同时，中国通过与欧盟“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和美国清洁能源战略的竞合，寻求全球合作空间。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方案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绿色数字治理和人工智能规则共建等多层次实践，推进构建平等、有序、开放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这些方案不仅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秩序的诉求，也旨在在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实现利益协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将在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包容、开放与可持续发展方向上起到更大作用。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方案与实践，既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秩序的诉求，也通过“竞合平衡”思维与发达国家寻求合作。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系，但也呼吁改革以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同样，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中国强调人工智能应在造福全人类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增强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积极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在实践中，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倡导建立亚投行等新的多边国际开发融资机构，为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改革等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中国方案兼顾效率与公平，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的路径选择，为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化2.0模式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路径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形势下，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各国的经济发展，更影响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中国与国际社会可以从倡导大国间非零和博弈、推动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改革、缩小南北发展鸿沟以及构建供应链韧性与气候治理协同机制等方面，合作探讨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全球化2.0模式的路径。
倡导大国间非零和博弈。大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其博弈模式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秩序。传统零和博弈思维，使得西方大国之间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共同发展与互利目标，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失衡。因此，当前倡导大国间树立非零和博弈理念至关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合作能创造更多共同利益。例如，在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时，大国间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共同制定经济复苏方案，不仅能帮助自身走出困境，也能带动全球经济恢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G20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为国际政策协调与合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推动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改革。现行的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与全球经济发展存在诸多脱节与不合理之处，阻碍了平等有序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建立。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壁垒、贸易限制等措施频发，损害了自由贸易原则与多边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决策中的话语权较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需推动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改革，减少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构建更加公平、开放的贸易体系。同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国际贸易货币金融机制改革更加公正合理。
缩小南北发展鸿沟。南北发展不平衡是全球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据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落后。这种差距不仅影响全球经济整体发展，也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为缩小南北发展鸿沟，发达国家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帮助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水平。同时，发展中国家自身要积极进行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南北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构建供应链韧性与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同时，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也对气候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构建供应链韧性与气候治理协同机制十分必要。企业应在供应链管理中融入气候治理理念，采用绿色生产和运输方式降低碳排放。各国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推动供应链的绿色转型，提高供应链的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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