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整合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政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具有目标一致性和要素协同性。社会整合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各地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社会工作逻辑，践行统筹规划、集约高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将社会整合作为社会治理的前置环节和实现方式，探索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开辟以社会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党的群众工作新局面。
关键词:党的群众工作 社会治理 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战略高度，在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5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1]创造性地为推进社会治理同党的群众工作建立了方法论联系，丰富了党的群众工作内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各地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社会工作逻辑，践行统筹规划、集约高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将社会整合作为社会治理的前置环节和实现方式，探索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开辟了以社会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党的群众工作新局面。
历史地看，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表现出的利益分化特征就越是明显，社会多样性的背后客观地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冲突。尽管如此，国家作为实现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利益和价值共识的政治共同体，对于维持内在协调具有天然要求。“无论政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视作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联邦之中。”[2]可以说，社会整合是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也是政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3]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国内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拓宽、智能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社会治理工作不可避免地向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转变，亟须寻求在社会主体之间破除结构性矛盾、打通封闭性观念的工作力量和治理思维。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具有目标一致性和要素协同性。社会整合作为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应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新形势下党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优势条件
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
为了顺应现代化要求，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建立稳定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全体国民对现代化的共识，维持整个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都迫切需要一个更具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独特优势，关键在于党是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长期执政党，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力不容分割，从而拥有了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系统性发挥了“教化民众、集结民意、代表民意、维护民利、制定目标、整合民众等重要社会功能”[4]。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与时俱进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重大风险考验，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更加有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才能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5]， 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系统化、现代化水平。
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6]党的群众工作本质就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依靠党自身的先进性和党员干部的能动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得到好转，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根本性加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强化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在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的同时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基层干部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线上调查数据显示，在党的十九大至党的二十大期间，对于我国基层政府持“信任”态度的公众比例由2017年的64.41%提升至2021年的71.16%。[7]这说明我国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的“央强地弱”差序格局样态正在发生转变，验证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基层取得的显著成效，基层党组织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民心民意基础更加巩固。
社会治理日益智能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8]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8.6%，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11.05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党充分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等优势，坚持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方向，以基层党建引领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持续发展，推出了数字政府、智慧人大、政协云等赋能社会治理的公共服务平台，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治理高效化。即便在网络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电信普遍服务和“宽带边疆”等行动也在有序推进，乡村数字化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对城乡协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9]。网上群众路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综合研判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状况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信息时代的延伸和发展，为党员干部通过坚持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提供了遵循[10]。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有助于党员干部利用网络平台的高效便捷优势，领导人民群众围绕特定议题及时展开沟通和协商，推动复杂多样的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作为群众工作方法的社会整合机制
以完善治理体系为基础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的基础问题在于厘清党同政府、市场、社会等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结构定位和领导功能，特别是依靠制度手段和法治建设规范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衔接行动主体的治理目标。具体而言，党通过对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理论、社会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框架与原则的顶层设计，把路线、方针、政策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优势筑牢坚实政治基础。
当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整合功能更加突出，有助于社会治理模式更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复杂局面。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统一行动，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塑造不同社会群体或者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关系”[11]，探索出一条超越总体性治理和多中心治理范式的行动路径。
以凝聚社会共识为基础的思想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12]思想整合是为了通过广泛的宣传和动员，获取人们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础，意识形态建构和思想政治教育是凝聚社会共识、加强思想整合的重要方式。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本身包含了意识形态建设功能，还能够在培育公民精神、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舆论氛围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效用。
就意识形态建构而言，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是人们思想观念多样，解决这一问题的落脚点在于持续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引领作用。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一方面，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通过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快文化强国建设等教育手段强化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得到更为广泛认同与传播。另一方面，党内定期开展的集中学习教育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能够反复绷紧“思想之弦”，更好地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
以搭建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组织整合
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3]。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需要依托既有的或新建构的关系网络，通过对组织单位的支配和控制实现社会成员的组织化，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相关关系网络和治理框架的形成，离不开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组织网络和组织化力量是其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是执政党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和有效整合政治资源的基本保障”[14]。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聚焦基层社会资源整合，建立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联动治理机制，并且找到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关键点。这一组织整合逻辑当前在我国城镇和乡村的社会治理中多点开花，衍生出如村民小组、网格管理、互助工作组、互嵌式社区等多种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样态。
不可忽视的是，党不仅依靠自身组织体系直接联系人民群众开展社会治理，“还通过组建与各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群团组织构建起链接各方面社会成员的组织网络”[15]。群团组织天然具有社会属性，同时兼具组织功能，善于从自身联系和服务的社会群体、特定群众出发，将分散的社会力量聚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与党的组织体系共同构成了协同共生的“轴心—外围”[16]结构。当前，以工青妇为代表的群团组织系统融入党建带群建的工作部署，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搭建关系网络时不可或缺的环节。
以扩大基层参与为基础的利益整合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整合社会力量的制度保障和基本方法。可以说，党开展社会整合的过程归根到底就是“民主—集中”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指出：“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17]也就是说，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扩大政治参与，才能确保各级党组织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准确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正因如此，党不但从不把基层参与的扩大看作社会价值解构的风险隐患，而是在制度化的轨道内广泛动员各方面的社会治理主体和对象，通过民主渠道为人民内部的利益整合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为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有机统一和有效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群众真实、丰富的民主参与权利，健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其中，群众参与最为广泛的民主形式应属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在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探索创设了公共决策听证、社会协商对话、民主恳谈、社区协商议事等充分吸纳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协商民主渠道，并将“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扩大群众政治参与的建设方向。各级党组织通过发挥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的协调各方作用，加强协商渠道之间的协同配合，带动协商民主程序的高效运转，使得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和规范，确保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的身边小事都能够充分体现民意、集中民智、维护民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合途径
党员带头。2025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27.1万名。广大党员干部组织力、执行力、号召力强，深入各行各业，贴近群众身边，是党发挥整合功能、开展群众工作时可以调动的最重要力量。毛泽东同志曾作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8]这一重要论断，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联系与引领，有助于发挥纵向整合、跨级整合的优势，避免横向上的组织层级和行政架构对于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结构性限制。很多时候，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化解治理难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近年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成功案例表明，党员干部在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随即在《关于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意见》中作出如调查研究、基层联系点、接待群众来访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确保社会治理的决策者、执行者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二是鼓励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在应对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急难险重工作中，发挥先锋带动效应，部分地区深入开展“街乡吹哨、党员报到”行动，有效地依靠党员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三是激发党员干部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例如，多地聚焦提高基层干部的“数智治理”能力，通过开发“AI数字员工”“智能助手”等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协助处理智慧社区建设、网格化管理等工作，锻炼基层干部熟练掌握和科学运用日趋丰富的社会治理“工具箱”。
政策供给。由于社会条件在不断变化，党在发挥整合功能时的方法和抓手就不能是一成不变的。相比于纲领、方针的调整，低成本、小幅度的政策供给是党在面对社会利益分化时更常见的行动手段。从政策的制定环节看，需要根据社会的利益分化情况和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形成关于整合利益关系的政策主张。从政策的执行环节看，尽管政策执行是整合社会、落实科学决策的直接延伸，但仍然可能产生利益优化和利益分化这两种结果。发生利益分化就意味着社会整合面临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新的调适。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出台重要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前，都要求有关部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19]现如今，各级党组织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普遍建立了民意征询的良好作风和科学机制，习惯性开展专题座谈会、意见征询会、政策听证会等形式多样的调查研究，广泛汇集涉事主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各方共识。此外，《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法规文件的发布，进一步将政策供给中的社会整合要求规范化、程序化，从制度层面避免决策决议出现偏离群众路线、发生社会分化的可能。
信访工作。《信访工作条例》提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机关、单位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信访部门是推进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均设有信访工作机构。与协商民主不同的是，信访工作不能为利益群体创造协商或对话机会，其核心任务在于“点对点”吸纳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提升社会治理的服务水平，考验的是公共部门之间的内部整合能力。
不容忽视的是，社会整合不仅需要“求同”，还要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存异”“排异”。人民信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工作机构的信任程度，是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场域。信访工作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有利于靠前一步发现危害社会安全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挖掘社会治理中容易忽视的风险隐患，帮助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随着信访工作逐步向网络空间延伸，各级信访工作机构越来越注重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在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中，促进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更加平衡、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
纪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纪律建设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监督问责力度持续强化。同时将纪律教育的落脚点体现在转变作风、服务群众上，为党深入开展基层治理巩固了群众基础。监督执纪工作旨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将党员的个体意志整合为党的统一意志。党规党纪为调整更大范围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标准，起到了以党内整合引领社会整合的保障性作用。
在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党内纪律建设用于约束党员行为、引领社会规范，树立了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处理党群关系的行为准则，“当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制度规范约束的范围之内，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形成，社会的秩序得以实现，社会的整合就能够完成”[20]。另一方面，党内制度规范的建立本身就是社会成员冲突妥协或者理性协商的结果，党内法规具有与社会政策制定相似的整合机理，要向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并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商一致。不同的是，党的纪律规矩是全党意志的体现，不仅是党员干部个别意见的协商，而且更加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从而达到警示、惩治党内不规范行为的目标，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保证。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内法规与国家监察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重大项目：“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研究”（24LLJA094）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镕成，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
责编：石 晶／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