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基层治理中，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利益协调又是重中之重。协商民主能够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利益表达空间与机会。在协商过程中，各方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激辩和商议，可以清楚地知晓对方的想法与目标，消除误解，可以更明确利益冲突的问题所在，可以协商问题的解决办法及可能的选择排序。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从而制定出群众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
关键词:利益协调 协商民主 协商化 制度化 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可以说追求利益是人类社会活动基本动因和社会矛盾来源之一。在基层治理中，利益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利益协调又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问题，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采用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
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的三个要素
表达是利益协调机制第一个要素
“利益表达机制就是在承认个体正当利益的基础上，允许社会成员通过正常合理的渠道和方式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制。”[2]利益协调机制有效性首先同利益表达有效性直接关联，协调失灵可能源于利益表达不畅或表达不当。利益诉求要准确有效地表达出来，否则利益协调结果可能难以反映出协调本意。
当前群众利益表达仍存在表达不足或不畅，利益诉求多样甚至冲突，难以及时且精准识别利益诉求等问题。少数基层干部依然存在“替民做主”的惯性思维，偏重于命令式表达，将“官意”等同于“民意”，使得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自媒体时代还存在如何辨认利益诉求真假，如何辨认是个体利益还是群体利益等问题。
权利是利益协调机制的第二个要素
现代社会治理要超越利益相关者视角，转向以现代权利观看待利益和利益协调机制。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英等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理理论[3]。该理论认为各种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为目标与立场的不同而存在冲突或紧张。利益相关者通常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达成利益协调。经济理性观点认为，利益相关者行动本身就是为了获取自身权益。以利益相关者视角看待利益分配，看到的常常是矛盾冲突，因此，利益难以协调起来。
现代权利观对利益和利益协调机制的认识，一方面是以权利辨析利益协调范畴。权利是利益的正当性基础，是识别利益诉求是否正当合理的依据。将权利概念引入利益协调机制中，旨在厘清将什么利益纳入协调范畴。并非所有利益都具有正当性，不当利益造成的矛盾冲突不是利益协调的范畴。另一方面是以权利保障利益协调，可以让每个社会主体尤其是基层群体能够通过权利主张合法利益。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超越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以现代权利观视角看待利益和利益协调机制，可以更加深刻理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
合作是利益协调机制的第三个要素
利益分配是一个博弈过程，但是只有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正和博弈是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状态[4]，利益协调就是朝向正和博弈的努力过程。合作是实现共赢的理性选择，是避免在利益协调过程中导致负和博弈、零和博弈的理性策略。
合作主义是一种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形式，是利益集团参与公共决策的一种形式，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利益的协调，目的在于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利益冲突，达到社会和谐稳定[5]。合作主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是构成西方民主政治危机的经济根源。在这个利益分化时代，具有利益组织能力的集团逐步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分散的利益群体影响力则日趋衰弱。因此，后者要想实现有效利益表达，通过利益协调机制解决利益受损问题，合作的组织化机制是其必然选择。以合作的角度审视利益协调问题，可以为群众利益协调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提供思路。合作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利益计算或各方力量博弈，突出了个体内在价值尊严，避免将人仅仅视为利益博弈载体。
协商民主与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相契合
协商民主指群众通过面对面交流、讨论、争议、商议等方式，表达各自的主张或利益诉求以达成共识，为利益矛盾冲突解决提供正当依据。协商民主在利益协调过程中的定位是走一种中间的、温和的协调之路，既尊重权威，尤其是党和政府的角色与功能，也不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旨在构建一个理性平等、可控的对话空间，以实现利益各方均可接受的较优解。
协商民主可以有效解决利益表达难题。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差异大，群体结构复杂，利益表达多元，产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整合各方利益相当有难度。协商民主传递真信息，保证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协商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让协商主体在平等、自由、公正的氛围中，理性地表达自己‘偏好’和利益诉求，并达成一致共识，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共同解决问题”[6]。协商民主能够保证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利益表达空间与机会。在协商过程中，各方通过平等自由的对话、讨论、激辩和商议，可以清楚地知晓对方的想法与目标，消除误解，可以更明确利益冲突的问题所在，可以协商问题的解决办法及可能的选择排序。
比如，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就是典型的协商民主。“民主恳谈”的作用在于能够把群众的参与行为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使他们不必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诉求[7]。温岭市“民主恳谈”的作用在于拉近干群间的距离，减少民众对政府的不必要猜疑，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8]。
协商民主是一个安全、和谐的表达机制。相较于其他机制或方式，如司法裁定等，协商民主是一种低成本且安全规范的表达机制。在现实意义上讲，成本是人们考虑利益表达的先决条件。[9]无论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还是精神成本，如果利益表达成本过高就会大大降低表达意愿。现在各地采取大数据与网络技术，开通线上利益表达渠道，就是一个成本更低、参与性更便捷的表达机制。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沟通机制。各利益主体通过听证会、议事协商会议（如在浙江各地实施的议事协商厅）等平台，在平等、理性的框架下表达诉求、交换信息、寻求共识。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理念基于权利平等，这种机制自然蕴涵着合作精神与相关行动框架，内含包容性机制。它是以平等对话与合作替代对抗性或强制性的利益整合方式，导向公共利益实现。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从而制定出群众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
以协商民主推进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协商民主有利于解决利益协调的实际问题，当前需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推进群众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
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超越各种利益，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推进群众利益协调的根本保障。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级党组织在协商民主中的领导地位，推动形成“党委主导、各方参与、制度规范”的协商格局，避免协商民主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确保利益协调的正确方向。
激励群众参与
一方面，让群众意识到协商民主是进行利益协商的好平台好机制，协商机制中的诉求、合作是实现利益协调的基本前提。通过协商民主，树立起民众对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建立公共利益观。另一方面，推进民意表达、利益诉求协商化。强化吸纳民意，推进决策机制的协商化，以协商民主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尤其要重视基层群众的利益表达，从制度建设层面上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
完善制度规范
协商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在协商层面上解决利益矛盾冲突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制度规范是行动者的行为依据，统一规范的协商程序标准可以确保各类协商活动有章可循。为此，需要明确协商主体、议题范围、程序步骤、成果转化等环节，推进协商程序标准化、制度化。与此同时，将协商民主的核心原则和重要的环节纳入法律框架之中，明确协商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程序要求等，推动协商民主相关立法，使协商机制具有法律保障。
强化数字赋能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协商对话便捷化，开发出集成化平台，以支持实时讨论、意见征集、投票表决等功能，打破时空限制。运用情感计算技术，精准识别并绘制利益相关方诉求分布图，避免关键方缺位；通过AI算法识别利益冲突核心点，为协商提供数据支撑；通过大数据辅助分析历史协商案例、利益主体行为模式，进行利益预测，预判各方底线与妥协空间，为利益协商提供数据支撑。
提高群众利益协调协商技术水平，还应提升协商参与者自身能力与协商技巧。一是对协商参与者开展数字工具使用、沟通技巧、利益表达方法等方面培训，避免因表达能力不足导致诉求被忽视。二是为困难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技术适配服务，避免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三是进行专业知识赋能，为非专业主体提供政策解读、数据咨询服务。总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提高利益协调过程中的协商技术水平，实现利益协调从“经验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以协商民主推进群众利益协商机制的完善。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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