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呈现文明局限性和实践困境，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超越文明冲突、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供可行路径。这一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和合”传统，创新发展当代全球治理理论，并通过丰富的外交实践得到验证。面向未来，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歧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交流互鉴 世界多极化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其文明局限性和实践困境，而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只有超越文明冲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全球治理新体系。
西方全球治理理念的文明基础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根植于其文明传统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线性历史观。这种理念以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强调单一文明标准的推广和制度模式的同一性。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将事物划分为“黑与白”“善与恶”等对立面、强调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二元划分在西方哲学、宗教和政治思想中广泛体现。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分析了西方现代化过程，强调“理性化”是推动西方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1]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促使西方在全球治理中强调明确的价值体系、规则与制度的对立与规范，从而形成以“先进”对“落后”、“发达”对“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二元框架。
建立在相同的宗教哲学逻辑基础上的西方历史观倾向于将历史视为一种线性、不断前进的进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是线性史观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将人类发展的历史与人的自然成长过程作类比，将文明的兴衰看作一个线性过程。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勃兴，线性史观与欧洲中心论相结合，成为西方全球扩张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到冷战结束时，线性史观达到了新高潮，其代表性理论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价值体系”和“现代制度”具有普适性，是历史的“终点”，应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线性视角在二元对立框架上推动西方采取“从落后到先进”“从传统到现代”的路径假设，强调一套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结合二元对立和线性历史观，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容易表现为一种“文化优越论”和“单一发展范式”。西方将东方塑造成一种被支配、理解和控制的对象，从而巩固西方的文化和政治霸权。
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所谓“历史终结”的方向演进，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从强调世界合流的“民主化浪潮”转而强调未来全球冲突将主要在文明之间爆发。[2]从意识形态斗争转向文明冲突仍是二元对立和线性史观的思维方式，它本质上在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其后果是始终让恐惧、分歧、对抗凌驾于和解、合作、共生之上，因而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的和平、发展、安全与治理赤字。当前，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反噬西方国家自身，引发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内斗，进一步削弱美欧主要国家对推进全球治理的承诺和贡献，留下日益扩大的治理真空，急需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凝聚各国共识，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
文明交流互鉴是破解全球治理困境的新方案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强调深入挖掘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各国文明的有益成分，通过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源于自身深厚的“和合”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强调“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天下大同”的人类关怀和“协和万邦”的国际关系伦理。这种文明特质否定文明等级论，主张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互学互鉴，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当代的“一带一路”，都承载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胜景。从儒家“仁政”思想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始终追求一种非排他性、非强制性的全球治理路径。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与中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论”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秩序观，前者将文明差异视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后者则将文明多样性视为人类进步的动力。这种根本分歧决定了中西方在全球治理目标、手段和评价标准上的系统性差异。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传统国际关系的零和思维。文明交流互鉴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不承认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和共同价值，就不可能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无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不可能聚焦人类共同挑战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中国人基于上千年的中西交流经验和近代的惨痛历史教训认为，文明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是需要交流互鉴才能保持生命力的有机体，而不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搞优胜劣汰，成为侵略干涉的借口和工具。中国在外交战略中融入文明互鉴，就是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义利观”与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要求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等原则，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这一重要倡议，将文化交流提升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维度，使文明因素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建设性力量而非分裂性因素。
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求持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文明基础已经被事实证明不适合21世纪去西方中心化、去殖民化和全球南方崛起的现实。国际秩序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当务之急是认清历史弊病，找到通向平等有序多极化世界的有效路径。自威斯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民族主义和国家竞争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基调，西方国家凭借工业革命展开殖民扩张，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霸权。非西方世界成为西方商品、科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的对象，西方则依靠政治军事同盟维持单边霸权，构筑了一套“中心-边缘”的世界权力分配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意识觉醒、去殖民化运动和新国家建构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的主导，而发展中国家未能在文明平等的理念上确立文化自信，是其处于分裂、被动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总结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只有深刻把握这些特性，才能理解中国为何要在文明互鉴基础上提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目标。
以文明互鉴为基础的全球治理首先要求真正的平等性。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意识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强调国家主权和平等，但事实上国际政治结构中存在隐性的等级关系。大国在国际决策、规则制定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所谓的“平等”更多是一种表象。一些西方国家长期秉持双重标准，涉及到维护自身或者盟国利益时就强调主权原则，而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权益时则换一套“人权高于主权”的说辞；当符合自身利益时就要求别国遵照西方主导制定的经贸规则、海洋法规、排放标准，一旦不符合自身利益就抛弃规则、毁约退群、背信弃义。文明互鉴的核心就是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相互依赖，从而做到真正的、没有例外的平等，也只有从文明层面扬弃二元对立和线性史观，否定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才能激发出各国平等参与、分担责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
以文明互鉴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必然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文明互鉴的逻辑，不是建构在所谓“以实力促和平”这一“威慑”或者胁迫基础上的秩序观，而是建立在反对武力、和平共处、政治协商、互利共赢基础上的秩序观。所以，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既反对威胁恫吓的秩序、也反对甩锅推责的无序，希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了解，消除因文化差异产生的误解与敌意，减少文明冲突引发的国际矛盾，从而使世界走向更高层级的有序。
以文明互鉴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只能在多极世界框架内实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历了冷战两极对立和冷战后单极霸权，有学者认为当前国际秩序进入了一个“零极世界”，而在多数西方学者心中，“多极世界”就是类似欧洲大国争霸时代或者英国霸权衰落、美国霸权确立之前的帝国主义争霸时期。[3]换言之，无论是“零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都是无序、不稳定、不安全的世界，并不令人向往。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又强烈要求世界摆脱单纯西方理念下的世界秩序，走向包容、可持续、聚焦和平发展的多极化世界。可见，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世界大势，而确立文明互鉴的基本共识又是通向平等有序的多极化的必由之路。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治理体系中，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能被尊重，国际金融、贸易等体系中的不公正安排得到纠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得到提高，各国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得以实现。
扎实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中国主张与实践
近年来，中国通过首脑外交、大国外交、主场外交、周边外交等各种形式，以文明互鉴为基础，全球三大倡议为平台，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系统性引领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主张从捍卫文明平等、践行文明交流、促进文明进步三方面促进文明对话，扎实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捍卫文明平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美国政府不顾全世界的反对，单边加征所谓“对等关税”，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世界贸易规则。同时，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美国还屡次在联合国阻止呼吁加沙永久停火、解除限制援助物资进入的决议。对于这些行径，中国均予以坚决反对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大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威胁的国际合作的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主持正义，在2025年5月推动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决议，并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月，中国还联合巴西发布了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联合声明，积极推动冲突双方开启直接对话，早日结束冲突。
践行文明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阵营对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印巴冲突、以伊冲突相继爆发，世界动荡加剧，西方一些政客开始沿着冷战或文明冲突思维看待世界格局，以强化阵营对抗。这些思维与世界大势格格不入但却异常危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姿态开展新时代外交。2025年5月30日，33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国际调解院正式落户中国香港，这正是对全球治理赤字扩大、国际法治遭到破坏的有力回应，也是中国倡导文明互鉴、以“和合”文化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的具体体现。此外，中国还通过中日韩外长会、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等一系列外交举措积极推动地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促进文明进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王毅外长在十四届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总结2024年外交时提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周年纪念大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到中阿合作论坛，三大主场外交树立起全球南方携手共进的新标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和启示，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借鉴”。[4]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胸怀天下，追求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美美与共”。2025年4月来，习近平主席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将中柬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向世界展示了大国同邻国的正确相处之道。2025年6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主旨发言中掷地有声地指出：“历史不能倒退，应当向前；世界不能分裂，应当团结；人类不能回到丛林法则，应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中国和中亚各国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在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的世界，以这一精神为基础的中国—中亚五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代表中国在实践新治理理念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从中国各领域的实践可以看到，中国方案对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提供一种非对抗性的国际秩序转型路径，探索多元文明共生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国际关系从权力政治向文明对话的转变。这种以发展促和平、以合作求安全的思路，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超越文明冲突、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可行路径。这一重要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和合”传统，创新发展当代全球治理理论，并通过丰富的外交实践得到验证。面向未来，国际社会应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歧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继续做文明平等的捍卫者、文明交流的践行者、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以文明交流互鉴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通过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共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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