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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心态的表征、变化与引导

——基于四次全国社会心态调查的分析

【摘要】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对于具体生活处境的感受和体验,反映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态势的评判和期待。为更好把握社会心态现状及其变化,本文通过对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四次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中,十个核心指标特点及其变化的分析,描绘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基础型心态、营造支持型心态、引导发展型心态三种社会心态引导路径。

【关键词】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调查 基础型心态 支持型心态 发展型心态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心态既是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投射,又是影响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产业变革提速,前沿科技高速发展,给人类生产生活、国际关系演进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身处如此高速变迁的世界中,我国公众的社会心态不可避免地被外部环境影响着。

衡量社会心态的核心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反映和基本路径。

美好生活体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是社会心态的核心指标,社会压力感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社会压力感作为衡量公众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幸福感,也反映出整个社会急需改变提升的方面。掌握社会压力感,有助于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治理中更具针对性,对于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中介变量,社会支持能够显著影响人们对生活压力的感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平等与公正的问题,并且会以“公平感”的社会心态表现出来。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幸福感、获得感都不仅是物质需要,而且包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其中,社会信任是人们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比较敏感的社会心态指标。社会信任泛指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作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纽带,社会信任反映出个体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对周围人或陌生人的行为预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认同是公众对国家整体的心理归属感、价值认同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既包含对国家制度、政府权威的信任,又包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体现出国家与个体之间在文化、历史、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度链接,是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当前,在社会心态引导工作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感,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任务。

近年来,我们党日益重视预期管理,“塑造积极的社会预期”“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等表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预期深刻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心态,其可以被划分为个人预期与社会预期。其中,个人预期是在一定时期里,社会成员根据以往社会经验和自身愿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个人未来生活、社会发展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社会预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即个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加之重大社会事件、重大社会政策调整等的共同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共同预期。

衡量社会心态的主要指标都是与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直接相关的内容,包括美好生活需要、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生活压力感、社会支持感、公平感、社会信任、国家认同和社会预期。本文的数据来自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四次中国社会心态调查(CSMS),中国社会心态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采取随机抽样入户调查形式完成。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层抽样和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对全国31个省份中,在现地址居住6个月及以上、18—70周岁的城乡居民进行抽样调查。

当前社会心态的表征

各维度美好生活需要呈上升趋势,但实际生活体验与理想期待仍存在差距。本研究采用美好生活需要量表和美好生活体验量表来考察受访者在国家和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和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主观评价及感受。美好生活需要量表要求受访者基于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生活,对所列的18个条目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进行评价,采用7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其对理想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望越强烈。对比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的调查数据,受访者在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平均数在5.52—6.05之间。其中,2023年受访者对国家和社会环境维度的需求最高,平均数为6.01,其次是家庭和社会关系维度(平均数为5.98)及个人物质维度(平均数为5.65)。为便于考察整体趋势,将各个维度的得分划分为不重要、中立和重要三种类型,并计算三种类型人数所占比例后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于国家和社会环境、个人物质、家庭和社会关系的需求强烈。同时,美好生活需要重要类型人数的占比在三个维度上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根据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的数据,受访者在美好生活体验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平均数在4.69—5.70之间,明显低于美好生活需要量表,说明受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实际体验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倾向于幸福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受访者在生活满意度量表中的得分,分别为4.95、5.03、5.07和5.02。将受访者的得分按照倾向于不幸福、居中和倾向于幸福分为三类,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受访者倾向于幸福的比例,分别是68.69%、71.38%、78.55%和76.42%。

获得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维度存在差异。获得感是公众在社会发展中对其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映。本研究采用的获得感量表具体分为五个维度,包括获得内容、获得体验、获得环境、获得途径和获得分享。2023年总体获得感的平均得分为5.4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外,受访者在获得感各个维度的得分存在差异。其中,获得分享维度的平均分为5.51,获得途径维度的平均分为5.48,表示受访者更倾向于靠自己的主观努力来满足各种基本需求,且人们普遍认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获得环境维度的平均分为5.42,表明我国公众对当下的社会环境在需求满足中的作用,整体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获得体验维度的平均分为5.33,获得内容维度的平均分最低(5.19),这说明受访者在个人经济状况、社会生活节奏、家庭美满方面需求的满足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安全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人身、财产、劳动及交通方面的安全感较高。安全感评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人身、个人和家庭财产、交通、医疗药品、食品、劳动、个人信息、环境及总体社会状况方面的安全感受。整体而言,我国受访者的社会生活安全感各指标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总体社会安全平均得分在5.26—5.37之间,社会安全各指标历年平均得分在4.53—5.41之间。以2023年为例,受访者对总体社会安全状况感受评价的平均分为5.31,社会安全感各维度中,平均得分较高的为人身安全(5.26)、财产安全(5.16)、劳动安全(5.11)和交通安全(5.08),得分较低的是环境安全(4.79)、医疗安全(4.78)、食品安全(4.55)和个人信息安全(4.53)。

生活压力感呈下降趋势,其中物价、医疗、收入等成为主要压力源,人际关系领域压力相对较小。受访者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压力通过自编的生活压力感量表进行测量,采用7点计分,评估人们在物价、医疗、交通、自己或家庭收入、工作或学业、赡养老人、自己或家人就业、子女教育、住房、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家庭成员关系、邻里/同学/同事关系、婚姻/恋爱13个方面的压力感知。整体来看,过去几年受访者的总体生活压力感得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19年、2020年、2022年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在2023年,生活压力感除物价外,其余方面的平均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将2023年受访者在生活压力上的得分划分为不严重、中等和严重三类,分别计算各类受访者所占比例后发现,受访者认为压力最大的是物价,50.67%的受访者认为物价压力严重,其次是医疗、收入及工作与学业方面,分别有37.99%、31.53%和30.92%的受访者认为压力严重,受访者在婚姻/恋爱、邻里/同学/同事关系、家庭成员关系等人际关系相关方面感知到的压力较小,认为严重的受访者比例均在20%以下。

社会支持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家人和朋友是主要支持来源。采用自编的社会支持感量表进行测量,评估人们在不同人际互动中感受到的积极支持,包括情感关怀、尊重和帮助等方面。其中包括家人(含亲戚和家族)、朋友(含同学、同乡、战友、生意伙伴等私人关系)、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含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等)四个方面。整体而言,近年来,受访者在社会支持感量表上的得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家人和朋友是主要的支持来源。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受访者社会支持感总分的平均数,分别为5.06、5.05、4.99和4.94。从社会支持感各维度来看,受访者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或困难时,家人提供的社会支持感最强,其次是朋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如2023年受访者在社会支持各项中,家人平均分为5.80、朋友为5.01,政府机构为4.54,社会组织为4.40。

多数受访者认可社会总体公平及机会公平,总体公平感长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本研究的社会公平感由两个维度构成,分别是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感知和对机会公平程度的感知。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公平感的平均数分别为4.60、4.70、5.06和4.63,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机会公平感方面,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受访者向上流动的平均得分,分别是4.70、4.66、4.82和4.74,向下流动的平均得分分别是4.93、4.88、4.62和4.69。2023年向上流动有所降低,向下流动则有所上升。整体而言,多数受访者认可社会总体公平及机会公平。

一般社会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近年略有波动,对陌生人信任度持续偏低。本研究用一般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来测量社会信任。一般社会信任包含三个题项,询问受访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一般信任水平越高。对陌生人信任的测量则包含一个题项,即“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否信任陌生人”(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整体而言,受访者一般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陌生人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具体地,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一般信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68、4.79、4.90和4.73,陌生人信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38、3.68、3.84和3.85。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多数人可信任,仅有约三成受访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陌生人。

国家认同感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认同度与认同比例均呈现回升态势。国家认同感采用自编的国家认同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等四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越高。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国家认同感保持在较高水平。具体地,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国家认同的平均分分别为5.82、5.79、5.66和5.72,而国家认同的比例分别为91.23%、92.87%、92.12%和94.42%。

微观预期处于中等略高水平,宏观预期中,公众对我国国际地位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预期最为积极。社会预期既涉及收入变化、消费意愿、职业发展等微观个人生活领域(即微观预期),又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等宏观社会发展事项(即宏观预期)。作为一种集体心理表征,其反映出一定时期里,社会成员个人预期的“最大公约数”,总是因时、因势而变,从而成为社会发展运行的“晴雨表”。本研究中,用五个项目测量个人生活领域的微观预期,包括受访者对未来五年个人收入水平、负债情况、资产价值、工作或职业稳定性、个人发展五个方面会发生怎样变化的判断。采用六个项目测量受访者对社会发展诸领域的宏观预期,包括未来五年对政府的信心、我国国际地位、经济形势、就业形势、生态环境状况、社会治理水平会发生怎样变化的判断。问卷采用7点计分(1代表下降非常多/变差很多,7代表提升非常多/变好很多)。计算六个项目的平均值作为宏观预期的指标,得分越高则宏观预期越强。

在微观预期方面,公众对收入水平、负债情况、资产价值、工作稳定性、个人发展方面的预期整体处于中等略高水平,各项的平均数分别为4.82、4.67、4.65、4.57和4.10,认为收入水平、资产价值、工作稳定性、个人发展方面未来五年改善的百分比,分别为51.61%、57.76%、50.53%和57.18%。宏观预期方面,受访者在我国国际地位、社会治理水平、生态环境状况、政府信心、经济与就业形势的总体预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项的平均数分别为5.42、5.40、5.16、5.03、4.97和4.85,认为未来五年改善的百分比分别为73.03%、81.44%、75.39%、67.19%、76.94%和82.80%。其中,公众对我国国际地位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预期最为积极。

积极社会心态的引导路径

从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幸福感是人的终极目标,安全感是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必要条件,是底线。幸福感是以获得感为基础的,获得感的不断积累才能使幸福感得到提高。2023年社会心态的调查数据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相关性最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个体需要、社会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属于基础型心态。而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相关的使人适应社会、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态,可被理解为社会环境层面的支持型心态。生活压力需要个体承受,也需要社会支持来分担,特别是当个体无法独自面对和承担时,充分的社会支持可以使社会心态更加积极向上。与社会支持相同,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社会认同都是社会环境层面的支持型心态。基础型心态与支持型心态都是构成提振社会预期的社会心态基础。良好预期建立在包容、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上,社会治理就是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国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心态是指在一定时期里,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心态是可以引导和培育的。

培育基础型心态。基础型心态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基础。美好生活体验、幸福感、获得感对微观预期表现出较强的提升效应,安全感对宏观预期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生活压力则对两方面预期发挥着不利作用。国家和社会环境、个人物质、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调查发现,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体验较弱,生活各方面感知到的压力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就业、收入、工作、学业等方面。对此,要持续加强社会保障和民生事业建设,关注困难群体,充分满足基本民生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切实增强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营造支持型心态。社会支持、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国家认同对微观与宏观预期均发挥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支持力量。调查发现,受访者在自己或家庭收入、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呈上升趋势。在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下,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应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健全完善人口服务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服务保障工作质效。加强普惠型养老制度建设,鼓励将更多财政经费下沉至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让老年人更多且更加切实地享受到养老服务,通过精准服务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应提供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指导服务,帮助家庭成员建立良好的沟通和支持机制。

引导发展型心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指向未来的社会心态弥足珍贵。调查发现,受访者当前主观社会地位与对五年后的预期在不断提升中,但在2022年呈现下降趋势,到2023年略有回升。受访者社会流动的预期反映其对未来的信心,但是预期的波动也是社会风险的信号,容易引发不满意感和社会不公平感,应重视引导公众理性合理预期的形成。把积极社会心态培育和场域治理有机结合,不断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谭旭运、博士后吴芸,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JZD038)资助】

【参考文献】

①王俊秀等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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