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朱 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博导 陆杰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也随之发生系统、深刻且持续的变化，呈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聚合转向分化、从制度驱动迈入自我驱动等趋势，并演化出多元交织的复杂图景。个体是社会心态的起点，家庭是情感联结的纽带，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社会是群体互动的场域，四者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心态分析的“个人—群体—制度—文化”的象限结构：从微观到宏观、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全方位多层次捕捉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
【关键词】社会心态 三十年变迁 世界价值观调查 四维框架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学界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逐渐达成共识。普遍强调社会心态是指一段时间里，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即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具有整体性与分化性、稳定性与动态性、时期性与队列性等方面辩证统一的鲜明特点。基于此概念共识，本研究进一步从“个体—家庭—国家—社会”的四维分析框架刻画社会心态。如图1所示，个体是社会心态的起点，家庭是情感联结的纽带，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社会是群体互动的场域，四者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心态分析的“个人—群体—制度—文化”的象限结构，以期从微观到宏观、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全方位多层次捕捉社会心态的动态特征。
本研究主要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以下简称WVS）考察1990年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变迁。世界价值观调查是一项致力于从长周期、多国家和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大众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规范的国际调查。调查内容广泛，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价值观念的相关问题。这项调查是目前所有公开数据中包含价值观念变量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调查之一。本研究主要使用在中国大陆地区收集的1990年、1994年、2001年、2007年、2012年以及2018年的6轮数据，横跨近30年，总样本量为10827。此外，本研究秉持调查数据的全国性、时效性和可及性等原则，进一步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CFPS）作为多源数据，补充2018年以后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新近情况。其中，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选取2021年数据，样本量为8148；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分别选取2020年和2022年数据，剔除出生年的缺失值以及未成年人样本，纳入分析的样本量分别为22424、21106。
三十年变迁：中国人社会心态多维透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变革始终处于复杂性持续加深的进程中，人们的社会心态随之发生系统性、持续性、协同性变化，愈发呈现出多元交织的演化趋势。本研究从“个体—家庭—国家—社会”的四维分析框架切入社会心态，在上述四个维度上分别选取多个指标系统描绘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众社会心态的变迁情况。
个体维度上中国人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个体维度的社会心态聚焦微观个体生活，是社会心态的“细胞单元”。本文选取主观幸福感、生活掌控感、性别平等观念、不安全感等有关指标，较为生动地展示个体层面社会心态的变动特征。
主观幸福感。总体而言，从1990年—2018年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呈现明显先降后升的“U型”波动态势，始终保持较高水平。1990年—2001年，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均值由7.332逐步下滑至6.848。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中国人主观幸福感实现了由降返升的阶段性转变。CGSS和CFPS的调查数据同时显示，2018年以后，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虽略有波动，但整体维持较高水平。进一步来看，主观幸福感在不同世代呈现显著差异。参考既有研究并根据重要历史事件，将受访者划分为不同世代：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的一代（出生于1949年前）、上山下乡的一代（出生于1950年—1959年），改革开放的一代（出生于1960年—1979年），新生代（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主观幸福感随出生同期群的推移逐渐递减，新生代人群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且增长幅度相对迟缓。这折射出正处于生命周期中年阶段的新生代，在就业竞争加剧、住房教育成本提高、社会期望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下正承受着较大生活压力。
生活掌控感。生活掌控感作为一种与客观控制能力（环境及个体所具备的实际控制条件）相对应的主观控制性认知，是个体对自身生活可控程度的一种体验或信念，具体指向个体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己把握。WVS通过询问受访者“请问您觉得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加以测量。三十多年间，我国经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及数字技术革命等重大经济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掌控感随之呈现先微降后波动回升的变化趋势。调查数值从1990年的7.0453小幅增加至2018年的7.0976，整体数值保持稳定。可以认为，中国民众的生活掌控感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整体水平和发展趋势都较为平稳，从侧面反映出个人生活的稳定性，即中国民众倾向于把握性较强的生活状态和主导意识。代际差异分析进一步显示，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的一代的生活掌控感均值最高（7.769），随出生年份后移呈逐渐下降趋势。其中，新生代群体的均值最低（6.939），再次表明新生代人群面临更高的生活不安全感与未来不确定性。
性别平等观念。本研究选取WVS中涉及教育、政治和就业这三个维度上的性别观念问题，构建性别平等综合指数加以测量。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中国民众的性别平等观念呈现波动式提升的复杂样态。2007年，我国性别平等观念出现短暂传统化转向。自2007年后进入持续提升阶段，并于2018年达到第二个高峰值。随着改革逐步深化、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扩张、性别友好公共政策的推进等，社会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规范性认同达到新高度。
不安全感。WVS通过询问受访者“您觉得最近您家周围或是居住的地区安全吗”来衡量人们的公共安全感。结果表明，2012年—2018年，中国民众的公共安全感逐渐提升。2018年，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家周围或居住的地区总体上是安全的。换言之，中国民众的公共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关注中国民众在工作和教育等其他领域的不安全感，可以发现，当下，一部分人正面临工作不安全感与教育不安全感的双重困境。随着技能折旧速度加快、职业流动机会缩减、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完全匹配，人力资本竞争逐渐加剧，结构性就业压力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分化特征。
家庭维度上中国人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家庭作为承担初级社会化功能的核心场域，始终是维系社会整合的基础性系统，更是社会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最小组织形态。该维度的社会心态侧重个体对家庭领域中的养育教育、经济满意与健康促进等方面的价值认同。本研究选取家庭重要性、教养观念、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和主观健康评价等指标，呈现家庭维度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家庭重要性。这一维度聚焦人们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结果表明，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公众对家庭的重视程度整体保持上升态势。当下，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核心地位持续被强化，中国人对家庭重要性的认知并未因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受到显著冲击，反映出中华文化中家庭本位观念的稳固性，成为社会心态稳定的重要基石。从世代变迁来看，我国不同世代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普遍保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出生队列的推迟而逐渐提高。换言之，相比之下，新生代群体的家庭观念并未出现代际断裂式的弱化或消解，反而对家庭的依赖程度更高。
教养观念。教养观念反映的是父母对如何培养子女的理想品质所秉持的观点和看法。WVS在问卷中设置提问“您认为家长应着重培养孩子的哪些品质”，要求受访者从“想象力”“勤奋”“独立”等11种品质中选5项。参考已有研究，根据“服从”“勤奋”“独立”和“想象力”四项品质的选择差异，可以将教养观念划分为“专断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类型。结果表明，中国民众的家庭教养观念从上世纪90年代“权威为主、民主初现”的模式，逐渐转向如今“权威主导、民主递增、专断式微”的新状态。一方面，我国绝大多数父母仍秉持着致力于督促孩子追求卓越的“权威型”教养观念，这一占比始终超过半数，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家庭秉持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的“专断型”教养观念逐渐下降，直至历史低位。与之相对应的是“民主型”教养观念在近年快速提升。这反映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子女绝对控制的“家长式权威”正在显著弱化，对子女独立人格的尊重、理解与平等对话等意识增强。也就是说，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呈现协商共识与代际互动的新趋势。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在学术研究中，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贯穿个体发展、家庭稳定及社会经济运行多个层面，是一个涉及客观指标（收入/负债）、主观建构（社会比较或相对剥夺感）及情境变量（区域福利政策、家庭结构等）的多维复合概念。观察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这一综合指标，兼具理解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与微观制度心理学的双重作用。WVS调查中，询问受访者“您对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满意”，通过1—10分量表展示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细致变化。从1990年至今的六次WVS调查结果均显示，我国民众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界于6—7分之间，处于中等偏上的满意程度，并且具体评价得分呈现出从6.12到6.52缓慢提升的发展趋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民众更多将收入或财富等经济状况视为家庭幸福的手段而非目的，家庭经济状况较高满意度折射出中国普通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发展规划与长期财务健康的均衡追求。
主观健康评价。无论是通过营养供给、居住环境、医疗可及性等物质路径（家庭经济作用）的直接影响，还是通过亲密度、教养方式和代际互动等心理路径（家庭支持功能）的间接影响，家庭领域始终是健康促进的重要场域。从数据结果看，WVS调查询问受访者“您的健康状况如何”，1—5的分值选项分别代表“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我国民众的主观健康评价分数约为3.8，处于较好状态。相对而言，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新生代群体的自评健康分值更高，超过4；在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出生的一代，健康评价分值为3.6。在健康中国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协同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其健康功能正经历从传统保障向主动促进的范式转型。通过代际资源传递、健康行为形塑与情感支持供给三重机制，家庭正在成为提升人口健康素质与延长健康期望寿命的主要领域。
国家维度上中国人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国家维度的社会心态侧重公众对国家形象、制度体系和公共行政等正式性的认同与评价，这一维度反映制度信任与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本研究选取国家认同、行政信任、腐败感知等指标，展现中国民众在国家维度上的社会心态。
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主观的或内化的、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身份认同，也是国家层面社会心态的重要衡量指标。WVS通过询问受访者“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骄傲”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具有“高国家认同”的中国民众占比较高。可以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近年中国民众的“高国家认同”占比逐渐上升，接近95%的高水平认同。这说明，当前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社会心态呈现出制度供给与情感共振的协同强化效应，即国家治理效能向心理认同转化的显著提升。
行政信任。行政信任即公众对政治体系所持的评价或态度，亦是国家层面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较高水平的行政信任意味着政府得到了公众的普遍支持，有助于政治稳定和制度革新。本研究对军队、警察、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政党、法院这6类国家机构的信任度相加后取其平均数作为当代公众对行政体系的信任指标。结果表明，三十多年里，中国民众的行政信任水平整体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继续提升的态势。其中，公众对军队的信任度始终保持最高水平。
腐败感知。腐败通常被定义为“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具体指个人或群体为获得某种好处而进行的行贿和送礼等行为。一方面，中国民众对不同领域腐败感知呈现差异化特征。在所有评价对象中，公众对地方行政机构腐败情况感知最为明显。另一方面，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行贿受贿具有非常高的风险。77.45%的公众对于腐败持零容忍态度，彰显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腐败的明确否定。中国民众在价值层面确立了明确的反腐败共识，但是在行为层面部分公众仍对具体情境中的腐败现象持有一定的负面预期。
责任划分。责任边界是一个国家构建民生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总体框架、基本领域以及具体策略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具体指向的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以及何种类型的责任。WVS通过1—10分量表询问受访者对“个人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还是“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的看法。取值越靠近10，表明受访者越倾向于正式制度保障的国家责任；取值越靠近1，则表明倾向于自我发展、家庭照料等个人责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民众在“国家—个人”这一连续谱系上的选择立场和责任划分始终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总样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得分均值保持在5—6分。从2018年WVS中不同世代群体的选择差异性来看，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的一代、上山下乡的一代、改革开放的一代和新生代对于此问题的看法平均值分别为6.82、6.36、5.68、5.49。这说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日趋完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逐渐提升，相较于50后、60后和70后，80后群体强调国家责任的导向趋势正在弱化，而基于公民权利的个人责任正在强化。
社会维度上中国人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
社会维度的社会心态聚焦人们社会互动中的心理反应、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本研究选取社会信任、社会公平、社会参与、新科技态度等指标，系统呈现我国民众在社会维度上的心态水平。
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是人们在普遍意义上，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一种信任感。WVS使用“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要和人相处越小心越好”来测量社会信任水平。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编码为“1”，反之则为“0”。结果表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民众社会信任的变化并不存在线性下降或上升的趋势，而是以关键时间为节点，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波浪式变化趋势。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社会信任水平总体保持波动变化的下降趋势。2007年全国52.4%的公众持“绝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看法，从2007年起，我国的社会信任水平转降为升。2018年进一步提高至65.44%，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近年来得以恢复和提升，成为心态积极化的重要基础。2018年至今，尤其是经历了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民众的社会信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信任水平再次出现下降态势。这种波动式的社会信任变化模式从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等重大事件会影响中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
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WVS以收入公平为核心指标，具体通过1—10分量表询问受访者对“收入应该尽可能均等”还是“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个人努力工作”的具体看法。中国民众对收入公平的态度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显著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正值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释放巨大红利的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重塑公众认知，超过85%的中国民众认为“应该加大收入差距，以鼓励个人努力工作”。随着市场化改革纵深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分化，社会心态发生显著转向。2012年，超过半数的公众支持“收入应该尽可能均等”，折射出强烈的公平诉求。2018年前后，经济增长面临的新挑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再次彰显了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重要性。支持“加大收入差距以激励劳动”的比例略有回升，与主张收入均等的诉求形成微妙平衡。整体来看，中国人对于“社会公平”“有效收入分配”的需求不断提升，成为新时代社会心态的重要特征。
社会参与。WVS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为社会机构、运动协会等组织的成员”，来衡量中国民众在社会参与上的倾向。结果表明，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众参与社会组织数量整体上略有下降，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各类型组织的参与比例较低。中国民众的政治党派/团体的参与率有所下降，体育运动组织、教育/艺术/音乐/文化组织、工青妇等团体的参与呈现渐进式提升。整体来看，中国民众的社会参与状况展现出从“政治动员导向”逐渐发展为“个体发展—社会公益双导向”的实质性转型，参与内容和渠道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但参与深度不足。这一研究发现说明，中国人社会心态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路径依赖，公民社会培育存在困境，社会参与的整体水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要求存在差距。
新科技态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中国民众的认知范式与价值体系，成为新时代社会心态的重要维度。WVS数据显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认同度达8.641分（1—10分量表），显著高于全距中值（5），处于积极评价区间的高位。而随着科学技术持续渗透到生活缴费、看病就医、交通出行、用餐娱乐等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公众对“科技使生活更健康便利”“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机会”具有高认同度。与此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科技的重要性。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数智技术红利的具身化体验，正促使中国民众形成积极乐观的科技心态。
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民众社会心态呈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聚合转向分化、从制度驱动迈入自我驱动等特征，具体在个体、家庭、国家、社会等不同维度进一步展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个体维度的社会心态呈现主体性增强与多维分化并存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掌控感随着社会进步持续提升，性别平等观念在教育、就业等领域进一步增强，个体权利意识与主体能动性不断凸显，成为个体维度社会心态的核心特征。然而，新生代群体受生存压力与价值重构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掌控感低于其他世代。
家庭维度的社会心态呈现传统韧性与现代转型交织的突出特征。家庭本位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强化，体现出传统家文化基因的强大惯性。教育观念的民主化转型显著，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较高、健康促进作用逐步加强，呈现明显的现代性转型特征。但“权威型”教养方式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对生育自主权、性别角色分工等议题的态度呈现保守化回潮，显现出传统家庭责任与现代个体自由的持续博弈。
国家维度的社会心态呈现强认同与弱参与结合的基本特征。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转化为稳固的制度认同，国家自豪感与政治机构信任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然而，政治参与倾向随代际更替呈递减趋势；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与普遍担忧相悖。这都体现出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在国家层面呈现制度认同强化与参与效能不足交织并存的特征。
社会维度的社会心态呈现出积极开放与风险焦虑共存的显著特征。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信任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公众的收入公平诉求持续提升。同时，人们对技术改善生活的积极认知成为主流，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社会心态走向积极开放。然而，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在社会维度凸显。社会信任经历长期提升后出现阶段性回落，社会参与深度不足，对工作与教育的不安全感逐渐成为社会心态方面需关注的重点。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结构变迁、社会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4&ZD15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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