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野田黄雀行》是其代表作之一，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辑录全文云：“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清陈祚明以为“此应自比黄雀，望援于人，语悲而调爽；或亦有感于亲友之蒙难，心伤莫救”。此诗与曹植身世遭遇有相合之处。《世说新语·尤悔》第一条记载曹丕设计害死任城王曹彰后，“复欲害东阿”，因卞太后干预而缩手；又据魏晋间鱼豢《魏略》载，因曹丕讽谏，曹操改变了把长女清河公主许配丁仪的想法，丁仪因怨恨而大力支持曹植争立世子。曹丕称帝后剪除曹植羽翼，残酷诛杀曾经“赞翼其（曹植）美”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等人。一般认为曹植该作因此有感而发，抒写面对朋友惨遭迫害而无能为力的悲愤。
凡乐府诗，一般有其本事和时事。《野田黄雀行》为乐府诗，其所写时事为何，前人之见大略如上。然解诗者向来推测其时事，未能明其本事。
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汉鼓吹铙歌亦有《黄雀行》，不知与此同否？”这说明宋人已不知其确切本事。或以为黄雀形象乃源于《诗经》中的《黄鸟》。秦穆公以奄息、仲行、针虎三良为殉，故诗有黄鸟之悲以叹其事。《黄鸟》虽悲叹贤良不幸遭遇，但无施救报恩之情节，也不涉及人跟动物的关系，故不太可能为曹植《野田黄雀行》本事。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引《战国策·楚策》推测其本事云：“庄辛（谏楚王）云：‘黄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为曹植《野田黄雀行》“取义于此”，目的在于“相戒免祸”。然“弹丸”与罗网不同，无救助感恩的情节，内容倾向上有嘲讽与同情之别，故其本事不会出自《战国策》庄辛所言寓言。
《搜神记》卷二十“黄衣童子”条所述传说实为曹植《野田黄雀行》之本事。记云：“汉时弘农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宝见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此则志怪故事的情节、少年形象、人鸟相救相报的关系、故事发生的野外场所、黄雀的名称及其被恶鸟追杀的经历等都与《野田黄雀行》相合。只是曹植变“鸱枭”为“鹞”，这实质受到汉代以来“鹞”“雀”对举、“雀”脱险厄这一传统思路的影响。
杨宝事迹史有记载，乃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生当东汉哀帝、平帝之世。《后汉书》卷五十四载其讲学感动冥冥神灵，“后有冠雀衔三鳝鱼,飞集讲堂前”；“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其事本三国谢承《后汉书》、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等类似记述，可谓渊源有序，足见曹植之时已有类似传说。
值得注意的是，杨宝为杨震之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其后代杨修是杨震的玄孙。而杨修为曹植至交好友，彼此交往密切，因卷入曹氏兄弟立嫡之争为曹操所杀。此时曹丕已被立为魏王世子，曹操诛杀杨修实际是警示曹植，为曹丕继位扫清障碍。杨修出身累世重臣的世家大族，他的被杀是震慑朝野的重大事件。为了减少负面影响，曹操作《与太尉杨彪书》安慰杨修之父杨彪，但其中“侍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之语却明白告诉和威慑对方，杀杨修是必然之举。面临曹操的雷霆之怒和自己的失势，曹植看到朋友罹罪被杀却无能为力，又联想到杨修祖上黄雀报恩的传说，不禁悲从中来，遂撰乐府《野田黄雀行》。其内容是写本事，又因与杨修祖上密切相关而隐约指涉杨修被杀的时事。准此，《野田黄雀行》不是写于曹丕称帝之后杀丁仪之时，而是写于曹丕称帝之前，是曹操为减少曹丕即位风险进而压制反对禅代声音而做的清除障碍之举。具体应在建安二十四年（219）杨修被杀前后。
《野田黄雀行》弱化了《搜神记》“黄衣童子”的报恩情节，体现了人与动物关系由功利束缚走向审美自由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它是人与动物历史关系从功利走向审美的中间环节。
干宝《搜神记》卷二十所记十五则志怪故事中有十一则属于动物报恩主题。其情节模式一般都是在动物困危时，人发善心帮助动物脱困，动物或者动物亲属因此感恩图报，渗透了浓厚的人伦道德价值观念。曹植的《野田黄雀行》无疑属于这一类型的主题，但又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志怪报恩故事的主题倾向于以报恩为重心，渗透着劝善教化的功利目的。如“鹤衔珠”写哙参为人至孝，救治了受伤的玄鹤，结果得到玄鹤夫妻“各衔明珠”相送的报答，既是报恩也是报德；“黄衣童子”写黄雀报德也有劝善教化的功利目的。
而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则弱化了报恩、报德的倾向，仅让得救的黄雀“来下谢少年”而已，至于谢什么，谢时有无珍稀贵重礼物都一概不知。或者说作者笔墨的重心本不在求得感谢，而是施恩，是发自内心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体现的不是狭隘的施报道德，而是奠基于自由正义的侠义行为。这已经突破了道德功利的樊笼，飞跃于海阔天空的自由境界。这样便把志怪故事“发明神道之不诬”、借神道设教所限定的功利关系推进到一个更加宏阔、自由甚至审美化的理想之域里。
如果联系魏晋时期流传的动物报恩故事来观照晋代支遁对待鹤的态度，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动物如何逐渐表现出自由自在的特性来。“支公好鹤”一事留有动物报恩故事和曹植《野田黄雀行》模式的精神基因，但不再束缚于功利观念，而是完全脱壳成蝉，破茧化蝶了。东晋支遁见铩羽之鹤欲飞不得而垂头丧气，于是“养令翮成，置使飞去”。铩羽养鹤，束缚了鹤自由飞翔的天性，而养翮令飞去则全物之性，动物自得其性，人也因物自得而会得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自由、和谐的境界，人虽然没有得到像志怪故事中的明珠之报，但在根本上人又何尝没有得到优游自然的回报？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少年救雀类似于支遁放鹤，都是基于一点恻隐之心，基于对动物的同情，只是支遁放鹤比杨宝救雀弱化了救苦救难的情节、侠义的激愤，而强化了对生命自由的自觉追求。从此，动物便从人的功利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人、物各得其性，和谐共处，两相心悦，这应当是人与动物关系的最佳境界，是在根本上有益于人类终极利益的理想境界。
人对于动物的态度演变折射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彼此相害，乃属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恶果，如汉大赋中兴奋于“弓不虚发，应声而倒”所获“填坑满谷，掩平弥泽”；《搜神记》卷十五所记动物报恩故事彼此相善而求回报，乃是人类推己及物迈出的第一步，虽然没有排除功利对待的初衷，但已经不是随意杀戮的自私；至于像支遁好鹤那样彼此感通欣赏则是超越功利而相安无事的新型关系，见鸢飞鱼跃而自得其性，正是审美对待、物我融合的诗意境界。曹植《野田黄雀行》无疑是这种审美对待关系的初始形态，是人的觉醒时代对生命与生命交好的憧憬，只是尚激荡于浓烈的现实情感，不能虚心静虑，优游欣赏。到嵇康“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简文帝入华林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陶渊明见“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谢灵运见“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而病情好转，那种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直到物我融合、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新意境便如朝阳一般从中国文学史上冉冉升起了。
（作者：李剑锋，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5年06月30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