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要看到，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要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围绕提高人口综合素质，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是一项长期工程
何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任务要求，为新征程上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意义。适应我国人口发展新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需要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人口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要求我们树立新的人口发展理念，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带来的影响，科学认识人口红利演变规律。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等因素有关。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高质量”是关键词，人口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将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将由过去的“数量红利”向“素质红利”转变。要收获人口素质红利，需要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实现人的现代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把创新发展放在新发展理念的首位。创新发展不仅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还有助于解决开放发展面临的内外联动问题，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育及其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实现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前提和路径。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中美贸易战等凸显了科技和人才的极端重要性。同时，我国正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劳动者的教育文化程度、劳动技能水平以及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劳动者具备更强的创新意识、更多的知识储备、更高的技能水平，就能更好激发新质生产力。当14亿多人的科学理性照亮创新之路，健康活力夯实发展之基，文化自觉塑造文明之魂，中国式现代化便获得了最为充沛、最可持续的内生动能，就能创造“素质驱动型现代化”模式，将改写全球发展理论中“人口数量——经济增长”的单一线性逻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不断提高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特别是提升农村人口综合素质，对破解城乡差距、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其重要内涵和目标。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全面提升人口综合素质，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健康素养和生态环保意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更是应有之义。
全面客观认识我国人口综合素质的现状。从科学文化素质维度看，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优势日趋明显。一是具有良好的国民教育。2024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2.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8%，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以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格局的DeepSeek团队为例，其核心成员全部来自国内高校培养，这证明中国高校的科技人才培养质量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彻底颠覆了“创新人才必须依赖西方教育体系”的偏见。二是庞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规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1.21年，人力资源总量、科技人才资源、研发人员总量均居全球首位。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人才储备，每年培养超500万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位居全球首位。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迎来历史性突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5.37%，实现了从较低水平到中等水平的巨大跨越，为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夯实了科技人力资源基础。
当然，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2024年中国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1位，与排名前15位的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教育保障水平等指标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还不够高，特别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从健康素质维度看，我国人口健康水平日益提高。一是预期寿命稳步提升。2024年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53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排第4位，排在G20国家的第10位，超过了21个高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8.6岁，高于美国的63.9岁。二是重大疾病健康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改善，主要得益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相对高效，传染病防控和慢性病防治措施成效明显。2024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3.2%，比2022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一般人群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下降至5.86%，5岁以下儿童的阳性率降至0.3%，提前实现防控目标。重大慢病的过早死亡率由2019年的16.5%下降至2023年的15%。2024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4.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4.0‰，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三是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高。2024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1.87%，比2019年提高12.7个百分点、比2023年提高2.17个百分点，保持较快增长。
同时，我国人口健康素质提升仍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和挑战。人口慢性病负担加重，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病发病呈年轻化趋势，且与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突出，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上升；健康知识普及不足，运动设施和健康文化支持不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医疗卫生资源不均衡，部分地区出生缺陷率较高，农村儿童营养改善仍需加强。
从思想道德素质维度看，我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文明新风得到广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根据《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2——2023）》，全国注册志愿者达2.32亿人，组建了135万支志愿服务队伍，实施了文明实践、阳光助残、环境保护、为老服务等多主题的1127万个志愿服务项目。在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毛相林、张桂梅等时代楷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涌现出钟南山、张定宇等一批优秀典型人物，引领激励全国人民。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英勇奋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得到集中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得到充分彰显，伟大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不过，我国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建设仍然存在短板。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纷繁复杂，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对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重点任务。一是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首先，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提升教育质量，重点培养高精尖人才。建立健全科技人才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内在动力。其次，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优化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最后，着力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推动全民终身教育，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深入实施，壮大科普人才队伍。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
二是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质。一方面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让育龄群众“生得好”“育得优”。健全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加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儿童医疗服务能力；推动普及儿童早期发展与托幼服务，深入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高家庭科学育儿水平。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人口健康预期寿命，让居民“活得更长”“活得更健康”。把卫生健康工作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大力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持续开展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加强重大慢性病预防和早期干预，完善职业健康管理，特别是健康体重管理和心理健康促进；加强老年健康服务，促进健康老龄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重视青少年体育和心理健康工作。
三是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其一，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其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等典型示范作用，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模、争做先锋。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和家庭文化。其二，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和信用监管机制，加强信用监管，弘扬诚信文化，提高社会信用水平。其三，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传承优秀文化基因，提高民族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以人口素质提升对冲人口规模下降
王钦池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加快提升人口素质，有效对冲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减弱等不利影响，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口素质是人口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以人口素质提升对冲人口规模下降，一方面，要聚焦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促进人口各要素间的均衡。人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规模、素质、结构、分布等人口自身各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外源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相互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适度的人口规模、合理的人口结构、均衡的人口分布，是人口素质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要聚焦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人口素质各要素的同步提升。人口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相互适配，是人口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条件，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进入新时代，随着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人口素质有了显著提升，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思想道德素质稳步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的创新力排名位列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15年以来，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提高了16个名次，已经非常接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相关研究显示，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趋于下降，但是在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稳步提升的作用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有效人力资源总量仍然处于高位，这表明以人口素质提升对冲人口规模下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对标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我国人口素质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人口发展新常态下，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特征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人口的规模、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还不均衡。而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的碎片化、浅层化对知识体系形成冲击，深度思考和全面认知能力亟须提高。同时，伴随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实现路径都有新变化，对专业知识、创新思维、跨学科能力、人文素养等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都是提高人口素质面临的新挑战。
顺应人口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提高人口素质，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向，着力补齐人口发展和人口素质的短板弱项。一是面向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二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形势，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推动教育资源向生命周期早期倾斜，着力补齐儿童早期发展的短板。适应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浪潮，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补齐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短板，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全民身心健康。三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最大程度发挥人口素质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提高人口素质不能只停留在人才数量层面，还要稳定劳动参与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适应人口高质量发展要求，突出人口整体素质和人口综合素质，构建更加科学的人口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引领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日韩如何应对人口数量下降
杨素雯
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生育率下降不单是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也是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一般说来，少子化加剧会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不仅加速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供给缩减，而且使社会养老负担显著加重。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未来30年人口数量预计将缩减超14%；超过半数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跌破更替水平。比如，东亚深陷“超低生育率陷阱”。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步入少子化社会，1989年“1.57冲击”拉响了人口危机警钟，此后生育率一路下滑，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万人，2024年降至68.6万人，总和生育率低至1.15，刷新历史最低纪录。韩国人口形势同样严峻，1983年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后持续走低，2005年总和生育率以1.08位居全球低位，2021年人口进入负增长，2023年总和生育率降为0.72，处于全球生育率的“谷底”。
为破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困局，日本、韩国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服务供给等构建全链条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国际社会应对少子化挑战提供重要借鉴。在立法层面，日本率先将育儿支援上升为国家战略，1994年推出“天使计划”，2003年出台《下一代培育援助对策推进法》与《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国家、地方、企业、家庭等主体责任，形成完备的法律框架；韩国则在2005年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及《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法》，自此开启生育政策转型，并连续实施4个5年期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推进系统性生育支持。经济补贴方面，日本实施阶梯式福利，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子女年龄分层给予育儿津贴，三孩及以上家庭每月补贴更多，并将适用范围扩大至18岁；韩国也提供一次性生育补贴，1周岁内和1——2岁幼儿家庭每月分别享受相应额度的育儿津贴。育儿服务供给方面，日本建成0——6岁全龄托育体系，涵盖保育园、幼稚园、儿童院、儿童课后服务、短期照料支持服务和支援设施；韩国针对不同家庭需求，提供面向未满3周岁婴幼儿的全日制服务和12周岁以下儿童的小时制服务，以减轻养育负担。工作家庭平衡方面，日本试点政府雇员“上四休三”弹性工作制，缓解职场与家庭平衡压力；韩国以《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促进法》保障女性再就业权益，并推行“3+3育儿假”制度，促进育儿责任共担。此外，日本将培养婚育观、家庭观融入中小学课程，着力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
日韩两国立足本土国情，系统性构建起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为全球少子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东亚方案”。跨部门协作机制方面，日本将儿童家庭厅设置为直属内阁府的专门机构，韩国则成立由总统直接负责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两国均通过打破财政、教育、卫生等多部门数据壁垒，贯通政策协同通道，有效避免政策碎片化与执行断层问题。资源整合层面，日本基于家庭育儿成本的长期跟踪调研数据，建立育儿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韩国则通过研判托育服务市场的机构分布和供需缺口，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投向薄弱区域，以数据驱动资源要素的靶向配置，显著提升政策实施效能。此外，社区自治成为推动政策落地的重要支撑力量。日本“地域育儿支援中心”与韩国的“家庭幸福支援中心”等基层组织，通过整合育儿咨询、亲子活动、临时托管等多元功能，构建邻里互助网络与经验共享平台，在家庭、市场与政府间建起沟通桥梁，形成覆盖基层的育儿支持网络，有效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替代性照料需求。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