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体系正经历深刻重构，加剧中国产业链面临的断供风险与产能外迁趋势，对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构成严峻挑战。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产业链现代化可通过补链、延链、升链、建链等多元路径推进，补齐短板环节、延展优势领域、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从而全面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与韧性增强。产业链现代化的推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协同联动、统筹谋划。
关键词:产业链韧性 全球产业链重构 产业链现代化 供应链金融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产业链是指在特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和空间布局下，各产业部门之间通过投入产出、协作分工等方式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在现代生产网络中，产业链各节点高度耦合，单一节点的风险事件可能通过复杂的上下游联系迅速传导，从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一现实，促使“产业链韧性”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焦点。
“韧性”一词最早源于物理学，原指材料在塑性变形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后来这一概念被引申为系统在遭受外部冲击或破坏后抵御风险和恢复至原有或新的稳定状态的能力，并广泛应用于生态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在产业链领域，学界普遍认为，产业链韧性涵盖了抵抗冲击、快速恢复、主动演化和积极变革等多维能力[1]。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产业链韧性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随着世界格局深刻演变，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贸易合作，参与全球产业链国际合作，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稳定通畅发挥出重要作用。并且中国一贯呼吁国家之间要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025年3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搞‘脱钩断链’，损人不利己，没有出路。一些外资企业是全球相关产业的‘链主’，同大量上下游企业形成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坚守契约精神、扎根东道国，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1]
当前，我国产业链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提升产业链韧性已成为重要任务。本文将简要分析我国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主要遇到的困境，评估产业链韧性现状，并探讨进一步增强产业链韧性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我国产业链的优势与不足
主要优势
产业规模庞大。2024年我国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40.5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31.6%，总体规模已连续15年稳居世界首位。在创新和绿色发展领域，我国制造业同样取得显著成效。创新方面，全国科技型和创新型企业总数已超过60万家，工业企业中有570余家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制造业中试平台数量超过240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达80个。绿色发展方面，国家级绿色工厂数量增加至6430家，其产值约占制造业总产值的20%。
体系完备成熟。根据联合国行业分类标准，工业共细分为3个门类，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我国是全球唯一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并具备全中小类生产能力的国家，构建了全球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同时，我国工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到2024年，在新型储能、微纳制造、分子药物、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建成33家。与此同时，嫦娥六号探月工程、福建号航空母舰、海基二号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等大国重器工程频传捷报，彰显了我国工业体系的自主创新和综合实力。
深度融入全球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已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关键参与者。WTO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5.94万亿美元，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0.75万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时，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也在不断提升。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GVC数据库，截至2021年，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达到35%。
存在不足
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超过220种产量居全球首位，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产业发展依然面临布局分散、产能过剩、“内卷”竞争等问题，进而导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产业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根据《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中国高技术及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仅居世界第24位。与此同时，出口仍以依靠成本优势的中低端产品为主，价值链高端环节短板明显。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尚未实现由量的扩张向质的飞跃的根本转变，距离制造强国目标仍有差距。
产业链韧中有脆、存在“卡脖子”风险。我国在高端材料、工业软件、芯片制造设备等领域基础研究能力仍然相对薄弱，部分关键技术还依赖进口并受制于国际垄断，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技术断层。工信部曾针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进行调研，发现32%的关键材料国内仍为空白，52%高度依赖进口。在高端数控机床等装备制造领域，关键部件生产与检测所需设备95%以上来自海外。一旦国际经贸形势恶化、出现技术脱钩，我国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将遭遇重大挑战，制造业发展也将面临诸多卡脖子难题。
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中国产业链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产业链的冲击
21世纪初叶，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全球产业链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过度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在危机影响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产业结构，陆续出台“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并加速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与贸易规则，逆全球化浪潮由此兴起。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潮流，对传统开放合作格局造成持续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此外，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如气候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摩擦和大国博弈等，给全球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各国政府和企业愈发重视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积极推动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和多元化布局。由此，全球价值链开始收缩，全球产业链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和重构。在此背景下，我国产业链将面临巨大冲击。
产业链存在断供风险。公共卫生事件、气候变化等因素可能频繁导致全球或区域性生产与物流中断，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加剧使得关键原材料和中间品供应面临延迟交付乃至断供的风险。当前，我国在多种金属矿石、高端机床、显示材料、半导体材料等关键原材料端产品上仍高度依赖进口，而这些供应链上游生产集中度高、产品替代性弱，导致部分产业存在较大的上游断供风险。例如，2019年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不断加码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导致多家供应商对其实施全面断供，严重制约企业发展。又如，在当前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高速发展背景下，相关产业高度依赖GPU芯片，美国持续升级半导体出口管制。2025年5月，英伟达宣布全面暂停向中国供应RTX 5090 D等新一代显卡，已下单但未交付的GPU芯片订单也全部被取消，进一步加剧供应链不确定性。
产业链出现外迁现象。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经贸规则调整过程中，外资企业减少对华供应链布局，中资企业则加快海外投资步伐。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趋于谨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202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下降13.7%和28.8%；微软、IBM、惠普、思科等跨国企业于2024年关闭部分在华部门或工厂，将相关业务转移到我国周边或美洲国家。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则大力拓展海外布局。2024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159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3%。宁德时代在西班牙、印尼建设大型电池工厂，比亚迪、奇瑞分别在土耳其、西班牙新建年产能15万辆的电动汽车工厂。由此可见，不论是走出去还是撤出中国，全球产业链加速分化重组已成为明显趋势。
中国产业链韧性现状
中国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冲击下的韧性程度，近年来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当前，学者们主要采用核心变量法、综合评价法以及投入产出法对产业链韧性进行测度[2]。其中，核心变量法通过选取单一的代表性变量（如失业率变动）并构建相对变动率指标，以捕捉韧性的动态波动特征；综合评价法则利用多准则决策分析工具，针对复杂多维的决策问题进行系统评估，强调指标体系的全面性；投入产出法则通过追踪经济流动数据，揭示产业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及主要冲击因素的风险传导路径。这三种方法各有局限，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有必要在学科交叉的视野下创新多元、稳健的产业链韧性测度体系，以更准确地反映复杂现实情境。
基于此，部分学者按照数据与理论创新的方向，丰富了产业链韧性的测算工具。例如，赵宇等融合宏观大数据、在险增长研究框架和产业链韧性基本理念，提出了符合大数据时代特征、兼具时效性与稳健性的新测度方法[3]。其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产业韧性指数在2011—2019年间呈现波动上升，2020—2023年受外部冲击影响出现波动下滑，2024年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与此同时，王文举和钱新新结合产业链的投入产出关系和多节点属性，将连贯数据包络分析法与韧性损失评估框架融合，发现我国产业链韧性表现为先升后稳再降，并在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下，进入长期的抵御期后出现缓慢恢复迹象[4]。现有研究表明，我国产业链具备较强的整体韧性，但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产业链抗冲击能力依然面临较大挑战。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各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国际分工与协作成为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坚定不移支持和加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唯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才会带来共赢发展。”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就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加强全球价值链、供应链领域合作的重要倡议。此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持续倡导并推动相关合作议程，并与印尼等国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2023—2024年，中国连续两年举办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充分展现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积极担当。
深化合作，贡献中国方案。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中国加强了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在发展战略、管理规则和标准等方面的对接与协同，实现了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与此同时，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投运，基本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干架构，实现了与共建国家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广泛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了跨境商品运输和交易成本，极大促进了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持续开放，贡献中国力量。依托世界上最完整、最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中国为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稳定供给了高质量、价格合理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更是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发展。同时，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提升市场开放水平，与世界共享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全国自贸试验区已达22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速推进。
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韧性已成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如何有效增强产业链韧性，是亟须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产业链现代化可通过补链、延链、升链、建链等多元路径推进，补齐短板环节、延展优势领域、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从而全面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与韧性增强。然而，产业链现代化的推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更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协同联动、统筹谋划。
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主体，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应坚持新发展理念，着重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与融合化。高端化方面，强化创新驱动，推进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推广，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深化基础再造，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品质，打造自主品牌，切实增强市场竞争力。智能化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企业数字转型与产业链协同，促进产业集群整体升级。绿色化方面，深入实施节能降碳，建设高效循环和绿色制造体系，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积极推进碳达峰，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融合化方面，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跨行业协同创新，赋能产业链整体跃升。
加快新兴产业创新突破，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力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聚焦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和集群发展，产业布局上，聚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特色创新载体；创新研发上，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集中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健全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集群发展上，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优势。未来产业具有战略性、引领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以科技创新驱动，加强前瞻性谋划与政策引导。紧跟全球科技与产业趋势，利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前沿技术，精准识别和培育高潜力未来产业，依托体制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优化规划部署。围绕技术突破、产业化推进、市场主体培育及应用场景拓展，完善产业支撑体系、落实政策支持，夯实未来发展基础。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升级的关键赋能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出。需加快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分离”与“相融”良性互动，构建产业协作新格局。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应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与管理水平，弥补信息不对称短板，推动服务向高端延伸，全面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与供给能力。
提升产业链协调性
强化纵向分工协作，提升全链条协同创新能力。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充分发挥其在产业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应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深度对接，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鼓励大企业“发榜”“发单”“发包”，引导中小企业“揭榜”“接单”“接包”，实现多层次、多形式互动合作，完善产品、服务、技术供需衔接，健全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重点建设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平台和联合研发基地，着力破解产业链及供应链配套难题，全面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推进横向错位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引导各地区科学统筹局部与全局利益，坚定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防止产业“内卷式”竞争和无序竞争，协同培育重点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产业转移和承接的顶层设计，构建有序梯度转移协作机制，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利益共享和协同发展。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文化与生态优势，制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规划，加强创新要素跨区域共享流动，促进优势互补和良性竞争，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新格局。
提升产业链安全性
突出自主可控能力，夯实国家安全根基。系统梳理关乎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精准识别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国家组织和动员能力，建立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加大自主技术和可替代产品研发投入，补齐产业链关键短板。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广阔内需市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产业化，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生产与供应体系。
稳固产业链安全防线，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统筹规划，科学优化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防止产业过度集中导致系统性风险和产业空心化。制定产业转移“拦水坝”政策，优先将核心环节布局在国内，坚守产业安全底线。加快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加速打造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备份基地，提升应急管理和动态调整能力。重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储备与销售一体化管理，健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增强战略资源长期保障能力，通过供应链快速应对响应，化解外部冲击，保障产业链安全。
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是一项艰巨、复杂、系统且长期的任务，须在组织保障、人才保障、金融保障和市场保障等方面形成协同合力，各行各业共同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组织保障
凝聚思想共识。在全社会树立“大安全观”“底线思维”，充分认识产业链安全稳定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摒弃对国外技术与体系的盲目崇拜，建立自主知识理论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坚定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基础上，避免“闭门造车”，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同时，科学协调传统产业链与新兴产业链的竞合关系，既立足于传统产业的经济拉动作用，也要充分考虑新兴产业的培育周期、发展成本及市场竞争等因素，切实统筹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平衡。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充分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健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有效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增强政策的组合协同效应，提升经济治理的整体效能，为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人才保障
完善人才梯队。系统发现和培养具备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围绕国家重点领域和关键产业，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在解决重大科研和工程任务中培养和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完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关注和纾解青年科技人才面临的实际难题，打造一支素质、本领过硬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同时，探索中国特色、高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培育一批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卓越工程师。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府和社会协同支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加大紧缺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依托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打造高水平的创新平台，积极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国际竞争合作中吸引和集聚全球优秀人才。
金融保障
发展与产业链现代化相适应的供应链金融。以维护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稳定为目标，着力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和规范发展，提升融资结算的线上化和数字化水平。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应链票据等信息平台功能，推动动产与权利担保的统一登记和公示，健全信用约束和风险防控体系，优化政策支持和监管环境。
发展服务产业链向新向前的科技金融。统筹运用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多种工具，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优质资本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科技创新领域。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分级分类管理体制，优化基金资源统筹布局，充分发挥引导和杠杆作用。加强科技金融开放与国际合作，推动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信息共享，打造开放创新的科技金融生态。
发展支撑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支持银行创新开展能效信贷、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绿色供应链金融等业务，优化绿色信贷供给结构。鼓励保险公司拓展巨灾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碳汇价格保险等绿色保险产品，完善绿色保险体系。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权威的绿色债券评级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国际绿色融资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国际标准趋同，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市场保障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持续挖掘和提升传统消费潜力，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增长点，倡导绿色低碳消费，适度增加公共消费，切实满足日益多元化、高品质化的消费需求。消除投资障碍，持续加大制造业、重点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优化投资规模和结构。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畅通商品和要素流动，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整体效率和规模。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和采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深化对外贸易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顺应贸易数字化、绿色化变革趋势，加快形成外贸新动能和竞争新优势。为外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优化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与政府采购服务，提升外资利用质量。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发展，积极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海外合作空间，推动区域协调联动，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副校长、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
责编：吴 莹／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