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造业强国的世界先进性，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生产制造实力和技术能力，而且体现在金融和资本体制的效率和开放，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效性上。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真正重要的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提升，前者具有目标的一元性，后者必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多元性。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不仅涉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制造业的强大，而且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公平共享、规则秩序治理等全社会利益密切相关。
关键词:中国制造 制造业 由大向强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1]2024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34.9万亿元，首次突破1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我国经济总量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2]。中国制造业正在实现由大向强的历史跨越。研究和认识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刻意义。
发展制造业的独特国情条件
我国经济规模巨大，供应链和制造业体系完整，有“世界工厂”之美誉，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3]，涵盖从低端消费品到高端装备制造的几乎所有门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41个大类，666个小类），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供应链体系。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为保障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用的产品供应，必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满足。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可以通过“五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手段和国家战略规划推动产业升级；全面布局和引导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如珠江三角洲的电子制造、长江三角洲的汽车与集成电路、环渤海的装备制造等，以及各地的工业园区、自由贸易区等。我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系，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有利于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的基本经济规则，全局性战略性决策的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集中决策；并且有利于充分发挥具有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优势，形成制造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及多样化的创新空间。特别是土地公有制度，使得以上两方面的组织结构优势得以凸显，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超前推进，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协同性。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成分主要包括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及混合所有制中的公有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两大类。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显优势，相得益彰。这使得中国制造业具有独特的混合经济性质和丰富产业的市场适应性。私有经济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最大限度实现市场经济效率，体现企业的商业性优势，增加就业空间；公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更具社会性的主责主业为目标，体现企业的社会性责任和宏观功能。这样的特色，使中国制造业更具多层次发展空间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使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领域，能够得到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反过来，制造业也具有更大和更具前途的发展空间，支撑民生福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美国经济规模和科技能力很强大，但制造业却越来越萎缩。美国政府希望重振制造业，而且并不缺乏技术和资本力量，却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体制机制的支持。
市场规模与潜力巨大。我国制造业不仅具有较强的供应链韧性，而且具有快速的市场响应性，即只要有需求增长，就能快速形成供应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如当面临成本上升趋势时，能够通过产业转移（向中西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转移）和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适应市场态势变化；实施国内产业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产业调整与拓展战略。将14亿多人口的国内大市场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大市场，作为中国庞大制造业的巨大拓展空间，可以充分适应制造业发展所特别需要的规模经济要求。这样的独特规模经济，不仅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发挥其加工精致和成本效率的独特优势，而且可以使其具有可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市场经济运作的自发性和建构性
我国具有发展大规模和体系完整制造业的独特国情条件，这决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繁荣和发展目标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广大人民的创造力、想象力。实行市场经济是可行的发展道路，也是必然的历史选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释放出中国独特国情所具有的制造业发展优势和潜力。不过，也并非是只要让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就能自然而然地发挥国情优势和释放制造业发展潜力，并确保中国能够成为制造业大国，更不能确保进一步成为制造业强国。这是因为，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或现实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绝不是如理论的抽象推演所设想的“自然而然”过程，而是一个有效规则形成和制度建设过程。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特别是其系统完善，既具有自发性，也具有建构性。因此，市场经济需要自由，也需要有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进一步深化改革既解放了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也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制度建构，即制定市场经济运行的有效规则，形成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规则。现实世界中，从来不存在没有制度规则的市场经济，即使是最朴素的自由市场，也有其须遵守的显性或隐性行为规则和秩序安排。总之，市场经济“没有自由就没有活力”；同时，市场经济“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我国制造业从相对落后和弱小状态，成长为世界规模第一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一方面，是不断“放开放活”微观经济主体和市场竞争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优化市场规则，形成统一市场秩序的过程。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各产业逐步放开市场管制，减少行政干预程序，体现了大胆解放思想和放手企业自主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并非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完全自由放任，没有规则制约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改革开放愈加深入，经济实体更为壮大，体系机制日趋复杂，建构市场经济有效规则的重要性就更加重要和突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市场经济的主体形态和体制机制深刻变化，必然要求其规则秩序的变革和重构，这成为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大课题和新挑战。过去数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遵循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行为和建构性建设相协同的客观规律要求。今后的进一步由大向强跨越的努力，更须遵守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行为与结构性建设相互助力的内在规律和普遍要求。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协同性的显著特征，所以，在中国制造业由大向强的跨越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和建构性规律，表现出自身特质。这一特质在未来制造业发展由大向强的跨越中，将更为凸显和持续发挥作用。
实现制造业由大向强的跨越必须超越“微观—宏观”范式思维
中国制造业发展壮大，所具有的由大向强跨越的中国特色内涵，并不意味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道路是无视先例、独自创造的。相反，中国多方面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现代经济学诞生的真正根源或生成土壤，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具有划时代性质的伟大文明形态——工业文明。这是大多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根由。在进入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曾经居世界领先地位，率先实现工业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是在人类社会的近现代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中应运而生。对工业文明的认识和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刻画，又是以经济学的叙事逻辑为基础：一是基于一定行为空间假设而作出的关于人（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理性假设；二是建构了较严谨的因果关系逻辑推演构架。因而可以运用与此相契合的分析方法，将复杂的实际现象和丰富的经验事实抽象化、概念化、模型化，形成以逻辑推演为基础的叙事体系、计量框架和数量表达，[4]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微观—宏观”范式。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就表现为对“微观—宏观”范式的接受。
按照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思维，工业发展即工业化机理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人”。经济人的行为特质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企业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具有基于理性的交换本能。这样，市场经济机理就可以维持理性“经济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行为方式。而这一行为方式由市场交换的自由价格所调节，就能通过供需局部均衡而达到全局均衡，这样，“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就能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逻辑。按照这样的叙事逻辑，就可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并以效率最大化机理，实现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交换。但由于这样的机理不能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的目标实现，所以必须通过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手段的经济总量干预，通过合意的经济增长来保证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体现工业发展的高效率大规模生产，和劳动供需的充分满足，因而达到宏观经济的合意性，这就产生了宏观经济学。总之，现代经济学形成“微观—宏观”范式系统，成为其思维的主流形态。当中国经济逐步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思维，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工业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进程，具有很大的贡献。使中国的“工业人”（企业家、管理者、劳动者、政府部门），明白如何在市场经济机理的推动下，以高效率的加工制造和市场开拓方式，实现供需增长，做大工业规模，直到成为工业规模最大的世界经济大国。
“微观—宏观”范式有其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以“微观—宏观”为范式框架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各学术体系中，唯一以演绎逻辑为主体建构的学术体系。因此，具有很强的逻辑自洽性，几乎可以说，只要承认其假设前提，就不得不承认其推论结果。经济学将人性的自利性作为公理性假设前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此，在经济学所涉及的实体和货币两个领域中，突出后者，弱化前者。经济学成为以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抽象体系，尽管具有逻辑紧密性和完美性，但将经济关系中的工具因素（货币），作为行为目标，而将经济活动原本的目的因素（实体），反倒作为实现工具理性目标的手段。虚实颠倒，形式完美，但却往往去本求末，顾此失彼。以工具理性主导，忽视经济活动的本真理性。
因此，工业制造由大向强的跨越，仅仅局限于“微观—宏观”范式思维，远远不够。被颠倒的目的—工具关系必须再颠倒过来。“微观—宏观”范式思维以工具理性支配，专注货币性目标，不符合工业制造业发展在本质上具有多实体目标的多元性。因此，必须超越“微观—宏观”范式的目标一元化性质，更科学地认识和权衡实体经济的多元目标。这样才可能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可以说，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真正重要的不是量的增加，而是质的提升，前者具有目标的一元性，后者必须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多元性。
在现实经济中，制造业由大向强的跨越，所依托的不仅仅是“经济人”型的利润最大化企业，而且须有各领域中的不同类型企业的协同发展。如既要有以商业利益（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也要有以社会目标为优先的企业（国有企业在性质上属于这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往往更需要社会目标优先（甚至不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体或企业行为，如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前沿经济体，往往是社会性企业，而非营利性企业。现实经济体系，不仅要有原子型组织结构的众多大中小制造业企业，也需要有形态各异的平台型、网络型、连锁型的各类经济组织（企业）。中国制造业之所以有如此广阔的发展空间，就是因为具有广阔的目标多元化生产和建设领域，以及需求空间。例如，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各领域，为中国制造业创造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见，现实经济并非如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所刻画的同质化市场经济主体场景，即市场经济并非“空盒子”般的规则空间；而是如域观经济学所刻画的异质化市场领域场景，即市场经济具有异质性多领域的规则空间。很显然，制造业的真正强大，必须以超越“微观—宏观”范式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具有制造业实现由大向强跨越的极大包容性和多域境的市场经济独特环境。[5]
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质态和机理演进，使工业文明越来越具有新形态底蕴和新建构特征。因此，现代经济学也必须以其范式变革来适应新时代的工业文明演进。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逻辑为指导就是：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具有新质生产力的进步表现，中国工业将向着由大向强的跨越方向，实现新机理和新形态的革命性演化进程。
在“实质—币质—数质”三维经济域态中做强中国制造业
当前，世界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由是新质生产力所发生的革命性作用。最突出表现是，作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础的数字成为越来越具有强大推动力的新质生产力要素，并促进工业革命进入4.0阶段。这样，经济学范式和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叙事构架，也在从“实质—币质”二维经济域态体系变革为“实质—币质—数质”三维经济域态体系。[6]
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理解的市场经济，工业化机理的表现是，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体现为“价格为王”“货币为轴”，即自利的工具理性行为，追逐的是商品“交换价值”最大化，即币质数量成为经济行为和经济利益的显示性目标；而实质经济域态的各种本真性价值，反倒成为实现币质目标的工具性手段。而在“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态体系中，市场运行和竞争过程越来越体现为“数字为王”“智能为轴”。市场经济体系从二维域态格局演变为三维域态格局，实体经济、货币经济、数字经济皆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先进制造业具有了更为强大的扩张力、渗透力和质变性。“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观格局，将使人类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发生彻底质变。人类经济行为选择的决策取向，也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在制造业由大向强跨越的进程中，可以从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币质—数质”三维域观形态格局，来深入观察和研究各国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演变的态势和当代国际竞争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质”因素的加入，原先的“实质”和“币质”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
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推进的高速工业经济赶超发展，中国已成为工业生产规模最大和门类最齐全的工业化国家。
在“实质”域态方面，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大多数成熟产业，都已居世界前列，而且具有很强的其他国家短期内的不可替代性。先进技术领域也奋起直追，逼近世界最前沿。这使曾经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深感压力，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关税、补贴等手段，迫使制造业回流。这表明，在“实质—币质—数质”三维经济域态格局中，在“数质”因素作用下，由于真实信息的增强，“实质”经济域态的作用地位和重要性也显著提升。连美国这样的金融经济超级大国，也因“实质”经济域态的相对削弱，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巨大和竞争力提升，而倍感不安。
在“币质”域态方面，中国制造业处于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稳中求进的进程中。相对金融强国，中国尚有很大的进步发展空间和未来的更开放前景。制造业强国的世界先进性，不仅体现为直接的生产制造实力和技术能力，而且也体现在金融和资本体制的效率和开放，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有效性上。
在“数质”域态方面，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向强跨越，既有一定的优势，且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必须克服的困难。美国特别敏感地将此视为国家安全挑战，力图凭借其科技优势和国际霸权地位，对中国实行“禁售”“封锁”等非市场经济手段，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进行技术堵截，压制中国进步，以此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这显然难以如其所愿，对其所造成的短期性困难，激励中国科技界和企业界，发挥中国优势，如实行新型举国体制进行技术攻关、依托成本效率发挥商业优势，实现突破。[7]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部门使命，而且是所有相关领域和部门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甚至可以说，“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业”；在完整涵义上，“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业”，即“中国制造”具有产业综合竞争力，以至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涵义。在这样的涵义上，实现中国制造由大向强的跨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使命，是全体人民的幸福事业。因此，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向强的跨越，不仅涉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制造业的强大，而且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果公平共享、规则秩序治理等全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制造的发展目标，即制造业之“强”，不仅意味着“强大”，而且要实现“强健”，并与全人类持续繁荣和福祉相关。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程静静／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