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洋运输以其成本低、运量大、覆盖广的优势，成为连接全球市场的主要方式。海洋经济为我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源，推动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当前，面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产业链协同配套缺失等挑战，我国海洋经济亟需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优化产业布局，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更强动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 海洋强国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经济作为沿海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正展现出蓬勃的活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国正处于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在“双碳”目标倒逼产业转型、地缘变局重塑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大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我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突破资源瓶颈的关键路径，也是有效扩大内需、提高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如何激活海洋经济的深层潜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的关键转折，为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力”，已成为时代赋予中国的重要命题。
海洋经济为何如此重要
海洋经济是拓展全球经济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30年的海洋经济》报告，当前全球海洋经济产值已突破2.5万亿美元大关 ，预计至2030年，这一数字将攀升至3万亿美元，届时海洋经济规模将可媲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不仅如此，海洋产业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3100万个，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高达2亿以上。如此傲人的成绩，得益于海洋渔业、海洋能源、海洋旅游以及海洋运输等多个产业的协同共进，它们相互交织，构建起庞大而多元的海洋经济体系。自人类踏入大航海时代，海洋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早已超越单纯的资源开发范畴，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以及促进世界贸易繁荣的核心动力。
一方面，在资源开发与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海洋经济不断拓展产业边界。与陆地油气资源逐步进入衰退期不同，海洋油气资源正迎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海洋石油、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均低于30%，大量的待开发资源为全球能源供应与安全提供重要保障。海洋矿产资源的潜力同样不容忽视，深海多金属结核富含铁、锰、镍等金属元素，仅太平洋海底的多金属结核中，镍的储量已超过陆地已知储量的1000倍。同时，技术创新不仅助力传统海洋资源开发更加高效，还催生一系列蓬勃发展的海洋新兴产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海洋新兴产业如海洋可再生能源、深海采矿和海洋生物医药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5%，远高于传统海洋产业的增长速度。荷兰通过“还地于海”工程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湿地，发展以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的海洋经济，年产值超过500亿欧元。挪威通过海洋科技园区集聚超过200家高科技企业，着力发展深海采矿和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成为欧洲最具创新活力的海洋经济集群之一。
另一方面，海洋经济在促进全球贸易互联互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海洋运输以其成本低、运量大、覆盖广的优势，成为连接全球市场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在大宗商品、能源资源和制造业产品的运输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数据，约80%的全球贸易通过海运完成，海运占全球货物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国际贸易的 “大动脉”。此外，海洋经济还通过港口建设、航运服务、物流网络优化等方式，显著降低全球贸易的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重要通道。新加坡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其港口每年处理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000万标准箱，连续多年位居全球最繁忙港口前列。其海事产业集群贡献全国GDP的7%，提供超过17万个就业岗位，成为全球海运与港口物流的枢纽。
海洋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海洋经济蓝皮书：中国海洋经济分析报告（2024）》，2023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9.9万亿元，同比增长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连续八年保持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地位。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还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活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要通过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迈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一方面，海洋经济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提供前沿平台。在海洋渔业领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水产养殖国，不断推动渔业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4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2023年我国水产养殖面积7624.6千公顷，养殖产量高达5809.61万吨，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50.4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中国大力发展智慧渔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养殖环境的实时监测、精准投喂和病害智能预警。例如，山东威海着力构建一批现代化水产养殖场，通过安装智能传感器和自动化设备，可根据水质、水温、溶氧等参数自动调节养殖环境，不仅提高水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还降低人力成本和资源消耗。这种技术创新推动传统渔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树立了典范。与此同时，中国在海洋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势头强劲，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洋工程装备等产业年均增长率超过20%。以海上风电为例，截至2023年底，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32.5GW，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占全国风电装机总量的10.5%，且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不断刷新纪录，风电机组的单机容量从过去的几兆瓦提升到10兆瓦以上，并在风机抗台风、防腐、智能运维等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大大降低海上风电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增强我国在全球海上风电市场的竞争力，推动海洋新能源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另一方面，海洋经济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中国积极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等工程。广东惠州通过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完成红树林营造8857亩、修复1965亩，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创新打造以“红树林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湿地文化教育”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红树林生态园，将红树林修复与生态文旅有机结合。同时，海洋经济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窗口。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海洋资源和港口优势，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前沿阵地。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2023年区域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5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5%。大湾区内的广州港、深圳港是全球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两港通过高效的港口运营和完善的物流网络，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外向型发展。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海洋传统产业面临资源衰退与技术滞后，转型路径受阻等问题。一方面，海洋产业长期依赖粗放型和资源型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地方性及区域性围填海、盗采海砂、人工岸线及其他工程性活动对海岸生态造成的不可修复性破坏导致近海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降低，日趋逼近海洋生态红线。例如，长期高强度的捕捞开发和近海污染导致黄海、渤海等传统渔场经济鱼类资源量锐减，带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资源量较20世纪80年代下降超70%，部分渔场甚至出现“无鱼可捕”的困境。这不仅影响了渔业生产，也加剧了生态失衡，迫切需要实施有效的转型和资源保护措施。另一方面，核心技术的缺乏制约了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的跃升。在海洋制造业中，关键配套装备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欧美国家，而我国在海洋材料、工艺、通用技术设备等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产业链中的研发设计、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环节的缺失，导致我国传统海洋产业难以向高端领域升级。以船舶制造为例，由于研发设计环节的薄弱，核心技术基本依赖欧洲引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主要从日本、韩国进口，导致船舶配套设备的本土化装船率仅为10%，单船附加值仅为韩国同类型船舶的60%。
海洋新兴产业面临成果转化滞后与链条不完整，规模扩张受限等问题。一方面，产学研协同不足和产业链配套缺失，使得大量科研成果难以落地转化。以海洋生物医药领域为例，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我国虽然已累计发现2000余种海洋活性物质，但实现产业化的不足1%。由于缺乏完善的中试平台，多种具有潜力的抗肿瘤药物长期滞留在实验室阶段，无法顺利进入市场。这种“研用脱节”的现象在海洋新兴产业中普遍存在，制约了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也降低了科研投入的实际回报。与此同时，海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不完整，关键环节如设备制造、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等之间缺乏有效对接，导致创新成果无法快速转换为生产力。因此，海洋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市场化进程仍然受到制约。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不完整，设备制造、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等之间缺乏有效对接。在海上风电领域，尽管我国在技术研发上取得重要突破，海上风力发电的安装容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但产业链的不完整和设备制造上的短板依然显著。例如，漂浮式风电技术的核心部件国产化率仅为40%，海上设备的抗风能力、智能化运维等方面仍依赖国外技术。海上风电的制造、建设、运维等环节未能形成完整的闭环，导致创新技术难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规模扩张和市场化进程仍然受到制约。
海洋服务业面临服务体系不完善与数字化转型滞后，发展潜力未充分释放。其一，生产性服务业配套不完善，制约了海洋产业的高效发展。我国海洋产业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海洋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而在一些关键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如标准制定、检验检测服务等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则较为滞后，导致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仍显薄弱。例如，目前我国尚未系统建立海工用钢的标准体系，也缺乏针对海洋环境中的腐蚀特性、材料性能安全评估的数据库和相关检测评估平台，导致部分海洋产业产品的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同时，由于缺乏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和完善的服务系统，部分海洋产业在管理、资源整合和示范试验方面存在问题，影响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有效衔接及与创新链的对接，导致产业发展效能不高。其二，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海洋信息化建设滞后。目前，海洋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较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数据共享机制亟待完善。海洋牧场、海洋资源勘探与开发、海洋生态环境等行业的数字化标准基础相对薄弱，分级分类的海洋数据采集、存储、治理等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不足，信息孤岛和数字孤岛现象较为突出。以山东烟台的海洋牧场为例，当地虽已建成2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居全国前列，但部分牧场在数字化转型中仍面临难题。在水质监测方面，不同监测站点的数据格式、采集频率不统一，难以形成有效的数据整合与分析，导致管理人员难以及时掌握整体水质状况，影响鱼虾贝类的养殖决策。在海洋资源勘探与开发领域，国内部分小型勘探企业因缺乏先进的数字化勘探设备和数据共享渠道，约有30%-40%的勘探项目存在重复勘探现象。其三，蓝色金融建设尚不完善，产业融资体系亟待升级。近年来，尽管海洋经济逐渐受到政策关注，但与之配套的融资支持体系却远未成熟，蓝色金融市场发展步伐迟缓，与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相比，差距显著。在项目库与企业库建设方面，绿色金融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体系，覆盖领域广泛，能高效对接金融资源与绿色产业。反观蓝色金融，仅有青岛、宁波等寥寥几个沿海城市初步搭建起项目库和企业库，规模较小且不成体系。以青岛为例，其蓝色金融项目库入库项目仅有几十个，且过度集中于海洋渔业，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诸多关键领域，项目储备严重不足。企业库同样问题突出，入库企业数量稀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示范带动作用，致使金融机构对海洋产业的认知与投入意愿受限，无法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海洋产业汇聚。
海洋经济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劲“蓝色动力”的路径
在全球经济转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海洋经济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与发展潜力，正在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劲的“蓝色动力”。海洋经济不仅为我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的战略资源，还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面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以及产业链协同失效等挑战，我国海洋经济亟需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优化产业布局，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更强动力。
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推进传统产业深度转型。首先，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依托科技创新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以海洋渔业为例，过去依靠传统捕捞方式的渔业资源面临枯竭问题，渔业过度开发和海洋污染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性。因此，推进渔业现代化、智能化转型，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能够实现对养殖环境的精准监测、智能化投喂以及疾病预警，从而提高养殖效益和资源利用率。挪威的智能化养殖系统便是成功范例，该系统运用先进传感器和控制技术，实时监测水质、饲料、氧气等关键参数。传感器24小时监测水体酸碱度和溶解氧含量，一旦数据异常，系统将自动调节为鱼类营造最佳生存环境，大幅提高养殖效率与产品质量，助力挪威在渔业养殖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其次，应推行多种功能活动的兼容用海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海洋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传统单一用海模式易造成资源浪费与开发冲突。而兼容用海模式能打破这一困境，实现不同海洋产业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合理布局。以荷兰的海上风电场与渔业兼容项目为例，荷兰在建设海上风电场时，充分考虑渔业发展需求。风电场的布局经过科学规划，在风机基础周围及间隙区域，设置了人工鱼礁等适合鱼类栖息和繁殖的设施。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让风力发电得以高效开展，还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风能开发与渔业生产的和谐共生。
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力度，培育新质生产力增长动能。首先，应加大对海洋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海洋领域的科技创新需要大量资金与人力支持，政府与企业应共同发力，建立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例如，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就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成果。从基础的材料科学研究，到潜水器的总体设计、关键技术攻关，再到最终的制造与海试，众多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参与其中。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攻克了载人舱材料等关键技术难题，为潜水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技术支撑；中船集团等企业则负责具体的制造与集成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装备。“奋斗者”号的成功，使我国在深海探测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也为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深海科学研究等提供了有力工具。其次，应加强对海洋清洁能源、海洋污染治理等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厦门大学海洋综合评估团队的研究清晰表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大背景下，新兴海洋产业的绿色技术进步，已然成为推动海洋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要素，同时对于有效缓解海洋污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 10 年，若处于可持续发展（SSP1）情景下，海洋新兴产业有望实现高达107%的增长幅度；即便在高排放情景（SSP5）下，也能够达成59%的增长。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不仅能够为海洋经济注入强劲的增长动能，而且能有力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推进海洋服务业拓展升级，激活多元化业态模式。首先，应加快海洋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以满足当下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通过培育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和平台，提升海洋服务业在技术支撑、设备保障、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能力，推动海洋产业从单纯的资源开发向更加全面、系统的综合服务模式转型。以挪威船级社（Det Norske Veritas）为例，作为全球海洋与能源领域的专业服务机构，能够为海上风电、海洋石油开采等项目提供全流程技术服务，如利用自主研发软件评估海域环境对风机的影响、优化选址与设计、提升发电效率和安全性等。此外，挪威船级社还为海洋企业提供合同起草、纠纷调解等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其次，应加强海洋服务业的金融支撑，推动金融创新与服务深度融合。针对涉海企业特征，通过海洋金融工具的创新，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海洋产业，支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产业转型。以新加坡为例，多家金融机构针对海洋航运业特点，推出了特色船舶融资服务，为航运企业购置新船、船舶改造等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针对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自然灾害、技术故障等风险开展各类海洋保险业务，有效降低涉海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融资难度，促进海洋产业稳健发展。
深化数字技术海洋赋能，拓展智慧海洋创新场景。首先，强化海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支撑。应通过数字技术和设备，面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保护与开发等信息应用服务需求，拓展智慧应用服务能力，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远海航行保障、海洋与气候变化研究等提供支撑服务。例如，我国的“海燕” 号水下滑翔机，能够自主在海洋中进行长距离、长时间的观测，收集海洋不同深度的各类数据，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对海洋环境的认知。在南海海洋观测网建设中，我国投入大量资源，在南海海域布放数百个各类传感器，覆盖不同海域深度和范围。这些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不仅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还为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了关键信息支持，助力我国对南海海洋环境的精细化监测与管理。其次，应推动港口与航运数字化升级。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港口设备的智能化管理和货物的高效流转。以宁波舟山港为例，该港口引入智能理货系统，借助高清摄像头和图像识别技术，实时采集货物装卸信息，精准识别货物数量、状态，相比传统人工理货，效率大幅提升，差错率显著降低。同时，通过建设智慧港口调度平台，整合港口船舶动态、泊位资源、货物装卸进度等信息，运用智能算法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安排船舶靠泊、装卸作业顺序，极大提高了港口吞吐能力。
促进海洋制度型开放，拓展蓝色经济国际合作新海域。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协作，提升国际规则的适应性与引领力。应主动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会议等国际海洋事务对话与协商平台，深入探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议题，结合自身海洋发展实践，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规则建议。例如，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规则制定讨论中，我国基于对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提议建立更严格的环境评估机制，确保开发活动不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一建议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推动了国际规则朝着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其次，强化海洋公共安全产品供给，维护海洋和平稳定秩序。海洋安全是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应积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安全合作网络。在海洋领域，世界海洋公共性与开放性的维护、航海自由的保障、以及海洋良好秩序的维持，均属于海上公共安全产品范畴。以海洋数据为例，中国打造的国家海洋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借助先进的传感器技术与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实现海洋数据的立体实时采集、持续更新，进而达成海洋信息的网格集成与知识的综合应用。这不仅为海洋科研提供了海量数据支撑，还在海洋安全监测、海洋灾害预警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大幅提升海洋安全治理效率。未来，中国可将增加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作为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内容进行实施和推进，进一步促进全球海洋安全与稳定，为蓝色经济国际合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作者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戴民汉、王贵华、Jan-Gunnar Winther等：《综合海洋管理和谐人海关系》，《世界环境》，2020年第4期。
②孙久文、蒋治、胡俊彦：《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与驱动因素》，《地理学报》，2024年第12期。
③赵昕：《海洋经济发展现状、挑战及趋势》，《人民论坛》，2022年第18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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