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地制宜”是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则，其本质在于立足区域特定的资源禀赋差异，灵活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与技术应用路径，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化、绿色化与可持续化。总体来看，当前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沿着两条主要路径演进：“改造型”路径，着眼于对边缘性、受限性资源的科技重构与价值释放；“适应型”路径，面向生态敏感或开发受限区域，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和柔性技术适配，构建多功能融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农业体系。这两条路径在通用技术本地化和农业系统再设计的共同支撑下，展现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多样性特色。
【关键词】农业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202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指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标志着农业领域正在孕育和形成新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农业发展正加快由依赖传统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多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均，这决定了农业现代化需要坚持“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则。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尤其需要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挖掘潜力、扬长补短，善于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拓展农业发展边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在于运用前沿科技手段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两方面：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模式的系统性升级；实现科技成果与农业不同区域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的精准适配，提升技术应用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此，因地制宜不仅是适应区域差异的策略选择，更是激发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构建特色竞争优势、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背景
中国作为拥有完整农业体系的超大型经济体，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演化，深刻体现了大国经济体在制度优势、资源禀赋、技术体系与市场规模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这些基础要素不仅构筑了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支撑，也决定了因地制宜多路径并行的现实逻辑。作为一个具有多区域、多样化生产特征的大国，中国在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需要立足区域比较优势，走多路径、高效协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道路①。
地理空间广阔，支撑丰富多样的农业生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60多个经度、南北跨越近50个纬度，涵盖五个温度带和一个高原气候区，地貌类型多样，包括平原、丘陵、高原、山地、盆地等，造就了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和区域主导模式。例如，东北平原适宜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华北平原以高产小麦、玉米为主，重视节水灌溉与种养循环；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发展水田农业和稻渔综合种养；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以水果、花卉等高附加值作物为主；西南山区形成以生态林果和立体农业为特色的复合模式；西北干旱区主要发展节水型旱作农业与绿洲农业；青藏高原则以高原特色畜牧业和河谷农业为主。
这类资源与生态多样性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演化空间和试验平台。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数据，全国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我国共有畜禽遗传资源1018个，蜂品种资源39个，蚕品种资源307个，数量均居世界首位。这为中国特色农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差异化育种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中国在谷物、猪肉、水产品、水果、蜂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方面长期位居世界前列，显示出强大的系统性农业生产能力，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体系构建奠定了全球领先的产业基础。
超大规模市场为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提供内需支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随着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和生活方式转变，城乡居民对高品质、绿色、有机和功能型食品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农业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4月18日，全国认证登记的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8.4万个，显示出消费结构升级的强劲势头。这不仅有助于重塑农业供给端的结构，也推动传统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转型。
与此同时，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电商平台等现代农业服务体系迅速发展，为农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价值转化空间。以冷链为例，中物联冷链委与链库平台联合发布的《2024年冷库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冷库总量达2.5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96%，显著提升了生鲜农产品跨区域流通与保鲜能力，为高附加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坚实支撑。
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不仅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托，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提供了稳定而广阔的需求基础。相比之下，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因市场规模有限，农业科技发展难以形成系统性支持。例如，约有1.2396亿人口（2024年7月）、陆地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其农业技术升级多集中于少数产品和区域，难以支撑全产业链、多生态带的技术广泛渗透。而中国庞大的多层次市场则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牵引力，使农业科技成果更容易实现规模化落地与商业化运营。
制度层面为农业科技创新营造容错环境。随着农业科技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其创新路径不仅面临技术层面的试验与不确定性，还需应对商业化过程中更为严苛的市场选择。在此背景下，农业科技的投入产出比愈发难以预期，技术上的“可行性”不再自动转化为市场上的“成功性”，这对制度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在制度层面积极构建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容错机制，通过财政补贴、政策试点、科技示范园区、成果转化基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覆盖“试验—推广—复制”全过程的支持体系。这种体系，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农业科技在初期研发和中试阶段所面临的试错成本，另一方面为技术成熟后迅速规模化推广提供机制保障，实现“失败可容错、成功可复制”的制度闭环。
以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为例，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政策性和市场化基金，广泛布局于基因育种、智能农机、绿色防控、生态农业等关键领域，不仅增强了农业科技领域的资本供给能力，也加快了从科研成果到商业产品的迭代节奏。这一制度生态的构建，不仅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强有力支撑，也体现制度优势在高风险创新领域中的稳定器与加速器作用。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态驱动机制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依托先进农业科技、高水平要素组合与因地制宜进行技术适配所构建的一种高效率、低资源消耗、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生产力形态。它突破了传统农业对单一或粗放要素的依赖，体现为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重构、精准化集成与动态优化，尤其强调通用科技与本地生态资源之间的深度融合。近年来，中国农业在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引导和区域化应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要素集成的动态优化机制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要素组合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密的动态优化过程。从全球农业发展经历来看，通常经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伴随着生产效率的螺旋式提升和资源配置的日益精准化。农业运行的底层逻辑是“采集农业—生产农业—创造农业”的阶段递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将促使人类社会迈向食物生产的“创造阶段”②。对比中国与全球农业的最新实践，分析各阶段的特征及其演进，可归纳如下：
初级阶段：以土地与劳动力为主的传统模式。在初级阶段，农业生产以土地和劳动力两大传统要素为核心，依赖自然条件和人力劳动开展基本生产活动。这一模式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中，在西南丘陵山区表现尤为典型——小农户依靠有限的耕地和家庭劳动力，种植水稻、玉米等口粮作物，投入主要为自留种、农家肥，生产工具以简易农具为主，缺乏机械化与现代化管理手段。产出效率高度受限于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波动，缺乏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增长的空间。
尽管该阶段的农业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保障了区域粮食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但其要素配置方式已难以支撑现代社会对农产品多样性、高质量和稳定供给的需求。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流转制度不断深化，这种依赖单一要素的生产模式，正逐步被更复杂、系统的要素组合机制所替代，为农业迈入中级阶段打下基础。
中级阶段：多要素组合与机械化提升。进入中级阶段，农业生产在土地与劳动力的基础上引入资本和机械化要素，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多要素组合模式。资本投入主要体现为化肥、农药、简易灌溉设施等生产资料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作物单产水平。机械化技术开始逐步替代人力劳动，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提升了作业效率。
这一阶段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平原地区表现尤为显著。以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为代表，通过普及农机设备和配套物化投入，农业生产逐步从手工操作转向机械辅助，实现作业效率与产量的同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2025年1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了75%，标志着中级阶段的生产模式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
然而，这一阶段的技术组合多以通用型机械和标准化投入为主，缺乏针对不同区域生态条件、作物类型和耕作制度的差异化适配，呈现出效率提升但资源粗放的特征。例如，在平原地区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严重落后，制约了全国农业农村产业化的整体推进③。此外，在部分地区，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土壤结构破坏、水资源浪费等问题开始显现，环境代价日益凸显，也制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因此，要素组合的进一步优化与技术集成的精细化升级，成为向更高阶段跃升的关键突破口。
高级阶段：智能化主导的要素精密集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在高级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多种生产要素的深度集成与智能系统的全面赋能。相比初级阶段的要素依赖和中级阶段的机械化组合，高级阶段强调土地、资本、高素质人才、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管理体系等多要素的精密融合，推动农业从效率提升走向系统跃升。通过引入和集成先进生产要素，配以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的创新联动，最终构筑出一个高度集成化、现代化的农业运作新模式④。
在这一阶段，技术不仅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更聚焦“如何精准高效地生产”。以无人机植保为例，其每亩用水量仅为1—2升，仅为传统地面喷雾方式（30—60升）的几十分之一，同时可节约农药使用量30%至50%⑤，实现节水节药、减负增效的多重目标。再如拜耳推出的Climate FieldView智慧农业平台，能够自动采集来自农机设备、卫星遥感、气象传感等多源农艺数据，实时生成种植、施肥、喷洒和收获图层，并对产量进行精细到平方米级别的分析，辅助农户动态优化管理决策。该平台已在全球23个国家应用，有1亿公顷耕地的服务订阅量，成为全球农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实践样本。此外，首钢朗泽利用乙醇梭菌为发酵菌种，以含CO、CO2的钢铁厂尾气和氨水为主要原料，进行液态发酵培养、离心、干燥制备乙醇梭菌蛋白并实现商业化，实现对鱼粉的高效替代，开辟了农业绿色循环的新路径。
这一阶段的农业系统，通过多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和技术精细化控制，不仅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效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增强农业系统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外部冲击的应变能力，标志着农业全面进入智能化、绿色化、精准化的新发展阶段。
通用性农业科技与区域禀赋的精准适配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另一关键驱动机制，是通用性农业科技（指可在不同地区、作物和生产系统中广泛应用的技术，如分子育种、智能农机等）与地方性、专用性资源禀赋之间的动态适配过程，这一机制集中体现因地制宜的重要原则。农业科技进步在本质上是对自然规律的系统认知与工程化应用，具有通用性特征。随着基因编辑、遥感监测、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通用技术的快速发展，通用技术应用已不仅限于提升传统农业效率，而且通过本地化适配与差异化技术组合，支撑多样化生态区农业模式的重构与资源边界的外延拓展。一方面，在不同自然生态条件下，通用技术通过本地化的路径优化，实现作物管理、病虫防控、土壤修复等生产环节的效率跃升；另一方面，借助精准育种与市场导向的选择机制，农业技术进一步激活盐碱地、山地等边缘生态带的资源潜力，将“不可耕”“低效用”的土地，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农业发展空间，推动自然约束向比较优势转变。这不仅实现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而且重构了农业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与内涵结构，为构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提供坚实支撑。
通用技术的本地化集成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在理论上日益通用化，无论是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生物农药研发，还是物联网监测系统与智能决策平台，其原理和核心技术均具备跨区域的适用性。但要实现区域层面的高效落地，就需要与具体生态条件深度融合，对技术路径、应用模式进行优化与调整。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动通用技术在不同生态带的本地化适配，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基于遥感观测数据与作物模型，结合作物生育期的动态调控特征，构建了与水资源紧缺环境相匹配的精准节水灌溉制度，提升了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灌溉效率和水分利用率⑥；在华南、西南高温多雨的稻作区，通过构建融合遥感识别、因果推断与图神经网络的稻飞虱种群动态监测与预报系统，显著提升了区域病虫害智能防控能力⑦；在东北黑土地保护中，通过“大数据+AI”支撑的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智能决策系统，整合遥感、气象、土壤、耕作等多源数据，实现对土地退化的动态监测与修复方案定制，显著提升了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⑧。这些案例均表明，遥感观测、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等通用技术，在不同生态区通过技术再设计与适应性集成，构建起与区域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生产系统路径，是“科技通用+应用专属”机制的具体体现，也正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
因地制宜拓展农业资源边界。通用技术与地方资源禀赋的深度适配，不仅提升农业效率，也在更深层次上重构农业生产资源的边界。这种适配的关键体现，是通过因地制宜的性状选择与育种方向，精准响应区域特定的自然与市场需求，进而释放出潜在的生产能力。这种资源扩展既包括生物学层面的抗逆性状开发，又涵盖经济学维度的市场价值发现。
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基因组选择和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在育种领域的深入应用，作物优良性状的精准识别与定向改良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作物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入加速阶段，进一步释放传统耕地的生产潜力，也将诸如盐碱地、山地、边远生态区等非传统农业空间，纳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产体系之中。通过推进生物育种、先进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前沿科技研发与集成配套，促进传统耕地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推动农业生产的载体从有限的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⑨。
以滨海盐碱地为例，近年来我国在耐盐碱水稻育种方面取得突破，基于基因组选择技术，筛选出一系列耐盐碱性强、根系发达、适应性广的品种，有效提升在高盐胁迫条件下的发芽率与结实率。耐盐碱水稻品种的不断更新与推广，推动沿海滩涂区域从不可耕作地带向高效种植区的转变，农业用地边界显著拓展⑩。
在西南山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冷链物流发展，为农业生产注入全新的市场逻辑。过去仅适宜种植谷物等耐储作物的山地资源，通过引入错季高山蔬菜种植、发展特色小品种，实现从“自然劣势”向“生态价值”的转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调查，贵州山区通过发展高山蔬菜，亩均收益达到2000—10000元，远超传统粮经作物。这种生产逻辑的转变，反映出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再将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视为限制因素，而是将其转化为特色资源，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这些实践表明，因地制宜的技术路径不仅提升了作物对区域环境的适应性，更重构了农业资源的空间边界和价值内涵，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从只关注基于农区耕地的食物生产系统，向以农区耕地为主和以国土其他资源，以至全球资源为辅的大食物生产系统的战略转变⑪。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
总体来看，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沿着两条主要路径演进：一方面是“改造型”路径，着眼于对边缘性、受限性资源的科技重构与价值释放；另一方面是“适应型”路径，面向生态敏感或开发受限区域，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和柔性技术适配，构建多功能融合、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体系。这两条路径在通用技术本地化和农业系统再设计的共同支撑下，展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多样化发展图景，为构建农业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改造型”路径：优化资源、强化产能。“改造型”路径主要适用于资源条件较好、地形平坦、基础设施完善、具备连片耕地优势的区域。这类区域具有较高的现代农业发展潜力，适合通过资本密集型投入与科技集成，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有效提升单位面积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要把传统种养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放在突出位置⑫。
在这一路径中，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基础支撑。通过土壤改良、地形整治、灌排系统优化等工程措施，显著提升土地适耕性与资源承载力。农机装备体系是关键环节，包括自动驾驶农机、智能播种与收获设备、精准施药系统等，支撑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作业。与此同时，农业信息化平台构成数字赋能核心，借助物联网、遥感、传感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土壤墒情、作物生长、病虫害动态的实时监测与智能决策。
以东北平原和黄淮海平原等粮食主产区为例，近年来依托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机械化智能化体系，已形成高效率、高产出的大田农业格局。2025年2月，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建成各类田间灌排渠道逾1000万公里，显著提升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实现“大灾少减产、小灾稳产、无灾多增产”的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至2023年间，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从约1.6207亿公顷增长至约1.7162亿公顷，而同期受灾面积则从2496万公顷下降至1054万公顷，为粮食产能稳定增长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适应型”路径：特色导向、生态赋能。“适应型”路径主要适用于资源禀赋有限、生态环境脆弱或地形复杂的区域。这类地区由于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天然条件，或者在现有技术与成本条件下，改造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因此，农业发展更应顺势而为，强调生态保护与资源多样性的合理利用，探索与环境深度适配、低扰动发展的农业路径。
在这类区域中，差异化资源往往具备稀缺性和独特性，其生态、文化和景观价值可通过农业与旅游、康养、文化等多功能融合开发得以释放。“适应型”路径的核心在于“低改造、高适配”，即通过柔性技术与本地资源禀赋的精准对接，构建特色化、可持续的现代化农业体系。
在生产层面，该路径包括发展抗逆性强的特色作物、推广生态农业技术、使用轻型灵活的农机设备，以及构建立体化、多样化的农业结构。例如，在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通过推广耐旱作物与膜下滴灌技术，构建起节水型高效农业模式；在南方丘陵与山区，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中药材种植、立体生态农业、稻渔共作等复合型生产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在产业层面，地理标志农产品与区域品牌建设成为适应型路径的核心抓手。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最直观的是培育涉农新产业、新业态⑬。西南山区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与生物多样性，孕育出一批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征的农产品品牌，有效提升了农业附加值，带动了就业与乡村文旅经济发展。截至2024年7月25日，云南省共有各类地理标志505件，其中野生菌、鲜花、咖啡、茶叶等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产品广受市场欢迎；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使用专用标志的地理标志产业产值达209亿元，⑭成为典型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生动实践。
总体而言，“适应型”路径通过技术精细适配与资源优势重构，在不依赖高强度投入的前提下实现农业与生态、文化、市场的深度融合，展现出可持续、多功能、高韧性的农业发展新图景。
通过对中国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其核心在于两大机制：生产要素的复杂集成与优化组合，通用农业科技与区域特定资源禀赋之间的动态适配。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生逻辑和实践基础。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为“改造型”路径和“适应型”路径的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尤其是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等重要文件，明确了科技创新与因地制宜并重的战略方向。未来，中国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科技创新层面，强化区域化、差异化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重点聚焦分子育种、合成生物学、智能农机、数字农业等前沿技术领域，同时建立健全与区域资源禀赋精准对接的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和推广机制，确保通用技术能够转化为适应当地实际的专用技术。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容错机制，拓展研究边界，增强农业后劲。在政策机制层面，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方主体，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小农户提供高效、专业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打通小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支持包括工厂化种养殖在内的农业规模化发展，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3ZDA04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季焜：《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与外延、潜力与挑战和发展思路》，《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5期，第19-34页。
②张红宇：《中国农业运行的底层逻辑——准确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12期，第24-32页。
③张宗毅：《“十四五”期间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改造若干重大问题与举措》，《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1期，第13-28页。
④林万龙、董心意：《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8-27页。
⑤张俊、杨志刚、廉勇等：《植保无人机对农药及其剂型的选择》，《现代农业》，2020年第5期，第14-17页。
⑥侯苗蕾：《基于遥感数据与AquaCrop模型的宝鸡峡灌区冬小麦灌溉制度优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第102页。
⑦张宏国：《基于多源时空大数据的水稻稻飞虱监测预报方法》，《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99页。
⑧靳祯雨：《基于“大数据+AI”的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智能决策关键技术研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4年第3期，第43-45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魏后凯、崔凯等：《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5期，第2-20页。
⑩王才林、张亚东、赵凌等：《耐盐碱水稻研究现状、问题与建议》，《中国稻米》，2019年第1期，第1-6页。
⑪黄季焜：《践行大食物观和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5期，第22-35页。
⑫叶兴庆：《把准农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中国农业综合开发》，2024年第4期，第9-11页。
⑬姜长云：《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17页。
⑭朱丹：《云南52个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过亿 促进乡村振兴成效凸显》，《云南日报》，2024年7月30日。
责编/谢帅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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