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技术革命及军事应用催生了美国“科工复合体”，其借财富与服务对象，对美国政治施加巨大影响力，冲击了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拜登将这种现象视为“危险的权力集中”。“科工复合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还对其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有可能使“地缘政治”让位于“科技政治”。
【关键词】“军工复合体” “科工复合体” 权力运作 科技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催生了微软、谷歌、英特尔等一批科技巨头。这些企业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还掌握海量用户数据，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25年1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援引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概念，将这类科技巨头称为“科工复合体”（Tech-Industrial Complex），并批评其正在把美国引向“寡头政治”（oligarchy）。如果说“军工复合体”是冷战和军事竞争的产物，那么“科工复合体”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从对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看，后者正逐渐超越前者，成为塑造美国政策的新核心力量。
“科工复合体”的崛起及其对“军工复合体”的迭代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从1883年美国开始全力推进海军建设，到1908年美国舰队规模仅次于英国，在全球排名第二，这场大规模的“造舰计划”不仅拉动了美国钢铁产业的需求，更在客观上促成“军工复合体”的形成，使钢铁产业与政府和军方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政府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协调美国陆海军的军备采购，军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军方从国会获得军队采购计划的编制权，并为此成立战争资源管理局，军队对企业的吸引力加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委员会，实行全面战时经济动员，不仅对大型军工企业实施免税政策，还为其注入巨额资金，用于武器生产。壮大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冷战爆发，期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局部热战接连发生，美国军费开支持续攀升，许多原本从事民用生产的企业也转向军工领域，进一步推动“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一大批军工巨头到政府任职，政府反过来又把大量合同授予“军工复合体”，在美国形成了以波音、通用动力、诺斯罗普·格鲁曼、洛克希德·马丁、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罗克韦尔等为代表的军工巨头。行政部门中负责国家安全的机构、国会中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等主要委员会成员，与“军工复合体”形成紧密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铁三角”（图1）。
冷战结束后，“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不减反增。美国军工巨头从游说中获得高额回报。2023至2024年，仅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曼两家军工巨头的游说支出，就超过800万美元。2001年至2021年间，五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通用动力、波音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共获得2.02万亿美元国防合同。据美国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专家斯蒂芬·塞姆勒的研究，国防工业的竞选献金，直接影响国防法案的投票结果——支持“2022年国防预算法案”的参议员所获捐款是反对者的七倍。另据政府监督项目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有645家大型国防承包商雇佣了军方退役高官或政府官员。
在美国“军工复合体”持续影响政治的同时，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兴起的科技巨头，即上文拜登所称的“科工复合体”，也在向美国政治和军事部门渗透。2017年11月，彭博社报道指出，苹果（Apple）、字母表（Alphabet）、元宇宙（Meta）、微软（Microsoft）和亚马逊（Amazon）五大科技巨头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拥有巨大影响力。除上述科技巨头外，特斯拉（Tesla）、太空探索（SpaceX）、英伟达（NVIDIA）等新兴科技企业，同样举足轻重。截至2025年5月1日，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英伟达（NVIDIA）、亚马逊（Amazon）、字母表（Alphabet）、元宇宙（Meta）已占据美国股市市值前六位。这些企业2024年的研发投入合计达2400亿美元，掌控着全球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专利。与“军工复合体”形成基于战争需求和军事凯恩斯主义政策驱动不同，“科工复合体”首要驱动因素是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国产业政策调整与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等。
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一批科技巨头。自计算机问世以来，数字技术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的因特网，以及21世纪初的智能手机与社交平台软件等变革阶段。每一轮技术大变革都有一批新型数字企业崭露头角。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微软公司（Microsoft）兴起于计算机时代，谷歌公司（Google）得益于互联网普及，而推特（Twitter）则是抓住了互联网即时通信技术的机遇。
“科工复合体”的崛起，与美国科研体制改革及科技政策扶植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科技发展基于工业实验室和大学的联合，其主体是工业企业，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等，都是这一科技体制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研创新体系主要围绕服务战争展开，主要模式是军方提出装备与武器发展需求，科学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冷战期间，由于美苏激烈对抗和局部热战，美国政府开始统筹科研工作，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等机构应运而生。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前沿科技更多地转向民用市场，技术发展受商业价值牵引，公立科研机构与私营企业的合作日益密切。在这种体制下，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旺盛的民用需求催生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在网电空间领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开始调整科技政策，以减税和促进企业间合作等方式，推动计算机等硬件技术向民用市场普及。近年来，美国政府又在所谓的“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推进“再工业化”，扶植“先进制造业”。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政策的基础上，于2018年提出《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并在2020年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重点推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新。
“科工复合体”的崛起与美国反垄断执法的松动密切相关。传统上，美国的监管机构对有能力支配市场的巨型公司都会诉诸《反垄断法》，对其予以拆分。1969年至1982年，美国计算机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受到反垄断法重创；1998年至2004年，微软也遭到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2021年6月，尽管拜登政府对六大科技巨头启动反垄断调查，并于当年7月签署第14036号行政令限制科技巨头的并购活动，但执法力度明显弱于历史标准，最终未能实质性遏制科技巨头的市场扩张。
数字技术的军事应用正深度重塑美国国防体系。最初，美国国防部门与科技企业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情报采集领域。随着网络电磁空间技术的发展，现代武器装备和指挥控制系统全面数字化转型，二者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因此，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建设。
科技巨头的重大影响力，不仅源于其雄厚的经济资源，及其对战略领域知识的垄断和拥有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控制着云计算、人工智能、新型卫星导航，以及通信系统等军民两用技术。美国军方日益依赖科技巨头掌控的数据资源和网络空间能力，并将其视为战斗力赋能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为扩大政治影响力，正加速向政府和军界渗透，形成了“数字—军事—工业复合体”，也就是拜登所称的“科工复合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军工复合体”的迭代，而且对美国政治和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更为深远。
图1 “军工复合体”、政府与国会铁三角关系
“科工复合体”的权力运作机制
与主要影响精英决策层的“军工复合体”不同，“科工复合体”通过双重路径渗透美国政治——既维持传统的精英游说，又借助数字技术潜移默化地重塑公众认知。“军工复合体”的主营业务是军备装备和弹药制造，以及军事基础设施的营建，其合同取得依赖于军方的军事计划，而军方的军事计划又需要国会拨款。在对外军售方面，“军工复合体”需要从美国国务院或其他安全部门获取出口许可证，其全球市场的拓展也有赖于美国遍布海外军事基地的外交与军事网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虽然基于市场原则，但也有很强的“计划性”。美国“军工复合体”通过制度化的利益循环维持其影响力：国会每年从纳税人手中收取巨额资金，并将其交给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在国会的指示下，通过利润丰厚的合同，将巨额资金转交给武器制造商和其他公司，为他们带来丰厚利润；军事承包商利用部分赚取的超额利润游说国会，争取更多五角大楼的合同，而国会通常乐于提供这些合同。这种“国会—军方—军工企业”的三方联动机制，构成了美国政治生态中独特的“合法”利益闭环。
近年来，美国高科技企业明显改变以往远离政治的传统，转而积极介入华盛顿的政策博弈。这一转变主要基于三大动因：反垄断防御成为关键考量。1998年，美国政府发起的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垄断行动。事件发生后，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认识到参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影响政府的高技术产业政策。科技巨头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规避高税收和推动政府放松对高科技企业的监管。国际市场拓展需求。企业越来越依赖政府力量开拓国际市场，解决其他国家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调查和监管。
在权力运作方面，“科工复合体”与“军工复合体”有高度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传统军工企业更关注与国防部的大额长期合同和武器性能，这决定了“军工复合体”具有强烈的官僚性和计划性色彩，而高科技企业则基本上是市场化运作；军工企业主要是本土制造，而高科技企业则是全球投资；军工企业与政府部门具有高度的利益勾联，高科技企业则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竞争更激烈。
上述差别决定“科工复合体”的权力运作更加绵密，权力渗透性更强。总体来说，“科工复合体”的权力运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为选举提供政策建议与政治献金，影响美国政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苹果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巴拉姆就建议其通过制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技术政策，以谋取美国高科技企业管理层的支持。在2024年的大选中，以马斯克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管理层纷纷利用竞选影响美国政治。马斯克在选举中向特朗普阵营投入2.5亿美元巨资，对特朗普的选情具有决定性影响。据美国CNBC网站报道，美国的加密币行业在2024年大选中为两党提供了2.45亿美元的“献金”。选举结束后，谷哥、微软、元宇宙、亚马逊、苹果等向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又各捐了100万美元。马斯克、元宇宙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OpenAI的掌门人奥尔特曼，以及Tiktok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等均受邀参加了典礼。
通过“旋转门”积极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早在20世纪80年代，苹果、英特尔、惠普等美国新兴的科技公司就开始积极参与美国地方政治。在互联网支付平台贝宝（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举荐下，2025年，特朗普政府吸纳多位科技界要员。例如，与蒂尔在贝宝共事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被任命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他主张政府放松对上述领域的管制。除了科技公司高管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发挥咨询决策功能外，退出政府的美国前高官和退役军官，也被科技巨头延聘到企业工作。2020年，曾任美国国防情报局执行局长的乔希·马尔库塞（Josh Marcuse），受聘出任谷歌公共部门的管理职务，负责为政府机构开发新技术。同年，曾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的基思·亚历山大将军（Keith Alexander）在退役后受聘加入亚马逊公司的董事会。
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强化与美国防务部门的关系,建立紧密的“数字—军事—工业复合体”。在信息时代，网络电磁空间的军事价值越来越大。网络攻击有可能摧毁战略竞争对手战略核力量的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现代军事体系中，无论是战略核威慑力量，还是战斗机、主战坦克、导弹防御系统等常规力量，都离不开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撑。美国军方对信息技术价值的认识受“9·11”事件的影响，之后其开始邀请网电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参与情报系统建设。在2024财年国防预算中，美国国防部对网络空间、电磁频谱、军事人工智能和5G通信的采购与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在指挥、控制、计算机和情报(C4I)领域，美国国防部门的投入增长更快，由2017年74亿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28亿美元，2025年更是增加到210亿美元。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科技巨头的投入迅速增加。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13年授予亚马逊公司6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情报界提供云计算服务。尽管来自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采购合同对这些科技巨头来说微不足道，但对加强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
利用庞大用户群，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与政府政策制定。与传统的“军工复合体”影响力集中于政治决策层不同，“科工复合体”主要服务于社会个体。据统计，“脸书”（Facebook）和谷歌占据了美国主流网站用户流量的七成以上。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使得新兴科技企业面临显著的竞争壁垒。数字平台庞大的用户规模，使其在公共舆论和政治传播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平台算法基于用户偏好进行内容分发的机制，不仅塑造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认知的形成。这意味着这些科技巨头对算法左右政治的影响力，特别是对美国选举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2022年，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现改名为“X”平台），引发业界对社交媒体与政治关联性的广泛讨论。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7月期间，马斯克发布内容的累计浏览量突破12亿次。用户规模差异同样值得关注：特朗普在“X”平台拥有约9200万关注者，而其在自建平台Truth Social的订阅量约为800万。
表1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对美国巨型科工企业的投入
“科工复合体”的国际政治后果
美国科技巨头与美国联邦政府深度绑定形成“科工复合体”，最主要的意图是让美国政府放松对科技企业的监管，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影响。它将冲击美国政治结构与体制，进而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传统上，硅谷科技行业与民主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除了彼得·蒂尔等少数例外，科技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明显偏低。然而，在2024年大选期间，部分科技行业领袖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这种政治倾向的转变可能源于：民主党主张提高税收、加强劳动保护、反对垄断，以及强化对科技企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监管。这些政策取向与科技行业追求宽松监管环境的发展需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张力。近年来，美国科技行业面临日益严格的监管审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就经常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场行为召开听证会。2023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第14110号行政命令——《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要求从事人工智能开发的企业对其产品进行严格测试。拜登政府还设立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对“人工智能系统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以及对化学、生物、放射、核与网络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此外，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进一步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对以亚马逊、谷歌、元宇宙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巨头发起多次反垄断调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企业商业拓展计划的推进。
2024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竞选团队展现出与科技行业接触的积极姿态，并对选举纲领和相关执政政策进行修正。2019年，特朗普在推文中宣称不喜欢比特币等加密货币。2024年，特朗普公开承诺当选后将放松对加密货币的监管。2025年，特朗普还发行了“特朗普币”，以表明未来美国政府将放松对加密货币的管制。
在2024年大选中，“科工复合体”的能量充分展现出来，其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冲击，已初现端倪。由于既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左右基层选民的投票行为，又有巨额资金影响华盛顿政治，“科工复合体”的政治影响力已非“军工复合体”所能比拟。正如拜登离职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正在形成一个拥有极高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寡头集团”，这个集团对“美国的民主、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保证每个人成功的公平机会”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拜登将这种现象称为“危险的权力集中”。拜登还在演讲中表达了他对美国未来的担心：“科工复合体”的崛起“可能给美国带来真正的危险……美国人正被铺天盖地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所淹没，这助长了权力的滥用……社交媒体正在放弃事实核查”。未来，“科工复合体”对美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冲击预计难以逆转，其向下颓变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在特朗普政府中得势的“科工复合体”，不仅对美国国内政治发展构成严重冲击，还对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将加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科技。随着多位科技行业资深人士加入新政府，特朗普当局正着手对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政策调整。2025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4179号行政命令《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障碍》，宣布撤销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和有关人工智能的所有政策、指示与法令。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还指示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制定备忘录，消除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在预算方面的障碍。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在谈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时称：“拜登的人工智能规则过于复杂、官僚主义，会阻碍美国的创新。我们将用一个简单得多的规则来取代它，这个规则将释放美国的创新能力，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未来的人工智能政策是“最小程度监管，最大化竞争”。美国科工集团得势，技术加速主义理念将主导美国政府的技术政策，国际政治将形成新权力空间。美国放松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技术的发展，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和由之带动的产业革命将在美国加速到来。在这一趋势下，美国及其盟国正通过协同创新强化技术领先优势，而其他主要国家也在加大相关领域的投入与布局，全球科技竞争格局面临重塑。换言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核心，由信息技术催生的网络电磁空间等新权力空间会不断出现。近代以来，影响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格局重组的地缘政治因素，会逐渐让位于新权力空间竞争因素，技术政治时代正在加速来临。
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策略可能强化其技术优势地位，这可能促使美国采取更为自主的单边政策取向。美国科技行业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发展具有自我迭代性，工业时代的“后发优势”已成为历史，未来的高技术发展已不再需要世界分工，完全可以在美国国内和盟友内部之间完成。在这个体系内，强者可以通过技术封锁通吃红利从而变得更加强大。特朗普上任初期，就宣布了一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让OpenAI、数据运营商甲骨文、软银和总部位于阿联酋的MGX联合成立一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拟在四年内投资5000亿美元进行建设。这项计划被称为“星际之门”。此举可能强化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并影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
在“科工复合体”主导下，美欧关系将面临重大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一直是美国维系国际秩序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美国科技产业与政府日益紧密的关系，引发欧洲方面的忧虑。其一，部分美国科技领袖对欧洲推崇的多边主义价值观持保留态度。其二，某些美国“科工复合体”的领袖公开支持欧洲的极右翼，其与匈牙利总理给克托·欧尔班和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等持极右翼立场的政客，在政策理念上存在一定共鸣。其三，美国科技界部分人士对数字监管持保留态度，他们反对加强网络监管，力图构建一个更加保守的互联网体系，这严重挑战欧盟的数字政策。例如，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不久，就解雇该平台安全部门的员工，公开挑战巴西和澳大利亚的互联网监管法令。欧盟认为，不受监管的社交网络平台，会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构成威胁，也是对欧盟隐私保护政策的挑衅。其四，“科工复合体”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取向，有可能重创欧洲安全。在2024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卫·萨克斯曾公开反对美国支持乌克兰，马斯克甚至还质疑过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对于美国“科工复合体”对欧洲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倾向，一些欧洲学者深感担忧，呼吁“美国和欧盟应该承认并制定政策应对这些富裕精英构成的风险”。
在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科工复合体”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将导致中美科技竞争加剧。近年来，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导致美国科工集团越来越把投资重点转向国防领域。例如，彼得·蒂尔就对美国的武器制造商安杜里尔（Anduril）加大投资力度。美国政府在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方面持续发力，延续了上届政府构建的多边科技合作框架。这种发展态势，可能强化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态势，进一步塑造全球科技产业格局。
美国科技巨头的崛起，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美国政治中出现“科工复合体”现象源于双重动因：这些科技企业不满足于在经济领域发挥影响力，希望进一步拓展其政治话语权；通过政治参与影响监管政策制定，谋求政府放松对其业务的严格监管，排除并购阻力。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中，“科工复合体”或者运用其掌握的用户资源在政府中培植代理人，或者亲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或者延聘退休的政府官员到科技企业任职，形成一个完整的利益输送链条。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大量延揽硅谷高管，反映出对技术创新的政策倾斜。这种侧重，可能加速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进而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技术竞争，同时也意味着“科技政治”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地缘政治”，跃上历史舞台。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靳佳 美编/王梦雅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