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供给侧与需求侧、国内与国际的双向互动，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展望未来，我们应专注于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扩大单边开放示范，加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引领作用，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关键词】自主开放 制度型开放 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前，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加速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扩大自主开放与单边开放”战略部署，彰显出我国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应变局的坚定决心与战略智慧。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经济提质升级的关键动力，更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对内，通过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努力破除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中的堵点，深化自贸试验区创新，探索数字贸易等前沿规则。对外，依托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提出的“地瓜经济”理论，中国正在打造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产业体系。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应聚焦于提升供给能力与扩大有效需求，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开放，旨在增强产业链韧性、培育新质生产力。同时，也要通过市场纵深扩容释放内需潜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开放的主动性与引领性，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机遇与条件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开放韧性和适应能力。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和内部转型攻坚的双重挑战，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以及在新兴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巩固，仍为中国带来重要战略机遇。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的主要挑战涉及多方面。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风险加剧。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个别国家通过加征关税、技术封锁、供应链脱钩等手段，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发展，并拉拢盟友联合围堵，对华加强技术管制，限制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的出口，收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这不仅增加了中国产业链安全风险，也对全球供应链稳定性构成挑战。
国际规则与标准竞争日益激烈。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竞争正从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向规则与标准制定权延伸。西方个别国家试图通过构建“小圈子”规则体系，巩固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数字贸易领域，其主导的“俱乐部式”规则，强调数据自由流动、知识产权强保护等条款，但与发展中国家在数据主权、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需求存在明显脱节。这种规则分化趋势，使得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时面临“双向突围”的挑战：一方面需应对发达经济体的规则压力，另一方面需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更公平、包容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
国内经济转型与开放协同面临挑战。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突破和绿色低碳转型等多重任务的协同推进。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构成政策制定的关键挑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区域壁垒、要素流通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开放红利的充分释放。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也面临重要战略机遇。首先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新质生产力的中高端嵌入机遇。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区域化、近岸化趋势明显。这一变化虽然带来短期调整压力，但也为中国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创造了条件。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实施，中国与东盟、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202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已达9823亿美元，双方已连续5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一趋势为中国企业参与区域产业链分工、提升价值链地位提供了重要窗口。同时，欧美企业为降低供应链风险，正推动将部分产能向东南亚、南亚等地转移。中国可以此为契机，通过技术输出、产业链协同等方式，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制造业基地形成互补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区域生产网络。未来，中国将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规模化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三维协同路径，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进程将在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系统性迭代升级的同时，通过区域产业链深度互嵌与协同发展，强化产业体系的韧性与竞争力。
在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绿色发展共识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基于对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战略研判，中国系统性构建的“科技自立自强”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双轮驱动框架，通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高水平对外可控能力（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如绿色低碳产业），不仅重构了国内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关系，更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形成“技术—制度—市场”的复合竞争优势。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随着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加速落地应用，在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中国企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提供话语权支撑。在绿色经济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产业占据全球主导地位。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迈上千万辆级台阶，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一优势使中国能够在全球碳规则制定、绿色供应链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南方”加速崛起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变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通过“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全球发展治理注入新范式。这一倡议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吸引力，截至2024年已形成覆盖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合作网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制度性平台，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设。例如，在基础设施、能源、数字经济、治国理政等领域，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优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高度契合，为拓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以“需求导向—能力建设—制度赋能”为特征的合作模式，不仅为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物质基础，还通过创设“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叙事框架，对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构成结构性变革。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已具备基础条件。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具备较强的配套能力。同时，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3万亿元，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近年来，中国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取得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开放环境。
超大规模市场吸引力。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对全球企业具有强大吸引力。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但外资企业仍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特别是在高端制造、研发创新等领域。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1.1万亿元，高技术产业引资4233.4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37.3%，较2022年全年提升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表明中国市场仍具长期竞争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经验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论断，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既优化供给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又扩大有效需求，增强市场活力。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开放战略，往往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与需求扩大的良性互动。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士等国在技术引进与创新、制度型开放、供需协同等方面实践，为中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德国的技术开放与制造业升级，得益于制度型开放对供给体系韧性的保障。德国通过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的培育等制度安排，确保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同步推进。例如，德国“工业4.0”战略通过开放合作推动智能制造，同时依托其国内严谨的标准化体系保障产业安全。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技术合作等规则，提升产业链的韧性。从需求侧来看，德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得益于欧洲统一大市场提供的强劲需求支撑。中国可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进口品牌+本土品牌”的双轮驱动，既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又倒逼本土产业提质增效。
日本的“引进—消化—创新”路径，通过技术供给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战后，日本采纳“引进—消化—创新”的模式，迅速实现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大规模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在政府主导的研发投入支持下，结合企业联合攻关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高水平对外创新的转变。以汽车产业为例，日本企业通过吸收和消化美国技术，最终形成丰田精益生产模式，成为全球制造业典范。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加强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政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加速技术转化和产业升级。从需求侧来看，日本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其国内消费市场也实现同步升级，中产阶级的壮大推动家电、汽车等耐用品需求增长，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中国可以结合消费升级的趋势，培育高端品牌，扩大高质量供给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韩国的“出口导向+内需培育”双轮驱动模式。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的同时，通过“新村运动”培育农村消费市场。进入21世纪后，韩国通过文化立国战略，推动K-pop、影视等文化产业出口，带动国内消费升级。三星电子从OEM（代工生产）代工到高水平对外品牌建设的转型，正是这一战略成功实施的典范。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韩国产业政策与市场培育相结合的经验，在重点领域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并重策略。从需求侧来看，韩国通过文化产品出口反哺国内消费升级的模式值得借鉴，中国可通过“国潮”文化出海与内需升级的良性互动，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
新加坡的“全球—本地”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新加坡通过设立经济发展局，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同时培育本土创新企业。其“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简称RIE2025）将政府研发投入的30%用于对接企业需求。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新加坡既引进国际药企，又培育了本土创新药企。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引进来”与“本土培育”相结合的模式，在重点产业构建全球化创新网络。从需求侧来看，新加坡通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经验，对中国扩大民生领域有效需求具有参考价值。
瑞士的“精密制造+高端服务”协同发展路径。瑞士通过精密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其钟表业在应对石英危机时，通过向奢侈品牌转型，实现价值提升。同时，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资金支持，形成产业良性循环。在供给侧，中国可以借鉴瑞士产业高端化转型的经验，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在需求侧，瑞士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做法，对中国培育高端消费品牌具有示范意义。
国际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坚持供给与需求协同推进的开放战略。一方面，开放与改革的协同作用，旨在优化制度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国际经验表明，单纯扩大外资准入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开放，必须配合深层次的改革措施。例如，韩国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同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与监管体系现代化，有效缓解了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市场冲击。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竞争政策，通过制度型开放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另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的双轮驱动机制，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向高端化发展。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消费结构升级（例如从家电到汽车、健康消费的转变）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创新。202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消费正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但高端供给领域仍存在不足。在供给方面，中国需要增加优质商品进口（如医药品、奢侈品），通过市场竞争促进本土品牌升级；在需求方面，应培育国货“潮品”，以满足年轻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并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领域的重点任务与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为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供给体系优化与需求扩容的良性互动，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增强国内产业供给能力，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这涉及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持续强化技术供给能力。建议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企业进行联合攻关，并鼓励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导向。在国内，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区域间的壁垒，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国际方面，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深化区域供应链合作，利用国际市场需求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此外，针对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可加快建设数字自贸港，试点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培育智能供应链中枢，以提升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在优化产业链布局方面，应增强高水平对外可控能力，支持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强化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配套优势，以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在扩大服务业高质量供给方面，可以进行医疗与教育开放试点，允许外资独资医院落地，推动职业教育标准国际化，以提升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提升居民消费与投资的有效需求，激活内需市场潜力。首先是促进消费升级。可以通过优质商品进口扩容，对东盟消费品实施零关税，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同时，通过培育新型消费业态（如数字文旅、健康养老等），并依托跨境电商激活下沉市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此外，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放宽数据中心外资股比限制，鼓励外资参与绿色基建，以促进投资结构优化。完善外资服务体系，建立跨境资本流动“流量阀”机制，平衡安全与效率，以提升投资环境吸引力。还需着力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要充分释放中国各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引导外资深度融入国内产业链布局。城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促进外资商品通过电商平台，提升产品城乡流通效率，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引进来方面，优化国内开放制度环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放宽市场准入。通过动态调整负面清单，破除隐性壁垒，在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等要素市场开放深度，构建更具包容性和竞争力的准入体系。二是平台先行先试。依托自贸试验区开展系统性压力测试，聚焦数字贸易、离岸金融等前沿领域探索规则创新，建立风险可控的制度突破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三是完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竞争中性原则制度化，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四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正由关税、外资准入等传统的边境规则方面，向边境后规则延伸和拓展。制度型开放重点聚焦数据、创新、金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保护、补贴等方面的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支撑和服务保障。这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制度创新。五是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研究对全球南方国家分类分级逐步实施零关税，扩大免签国范围，探索建立开放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以促进国际合作与共赢。
走出去方面，聚焦中国优势，推动构建“生产—创新—生活”互促的全球生态网络。聚焦产业链合作，携手共赢，共建协同发展生态，既扩大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又与各国共同成长。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规模稳步增长、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有效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未来，可继续在产业链上加强与各国合作。中国的优势产业发展经验，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于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迫切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育高水平对外生产能力，进而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升级。实施双轮驱动战略，深入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加强前置化服务，推动设计研发、标准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出海。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发挥政府、企业、各类商协会以及海外使领馆作用。建设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强化法律、金融、物流等海外综合服务。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及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与制造业企业携手出海，形成相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良好生态。加强技术合作，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面对西方个别国家主导的“俱乐部式”规则围堵，我们应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既加强与发达国家联合创新，又聚焦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赋能。深化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推动技术研发与产业投资的双向赋能，探索建立“知识共享—技术转化—产能协同”的价值闭环，形成研发端与生产端深度耦合的创新生态网络。促进人文交流，挖掘好吃、好看、好玩、好学方面的合作和增长点。人文交流领域广泛、内容丰富，要搭建多样化平台、国际合作机制，促进各国人民在品美食、赏美景、追演出、看网剧、玩网游中的多元互动，促进各国民众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统筹发展与安全，需构建“风险预警—弹性培育—治理创新”三维防控体系，通过动态监测产业安全阈值、培育适应性创新能力、参与多边规则重塑等路径实现风险可控。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多边合作层面，深化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战略对接具有基础性意义。要依托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平台，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的标准制定工作，中国可以在国际规则重构过程中注入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发展。聚焦区域合作，构建区域生产—消费—创新增长极，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核心平台，系统推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在规则制定层面，重点推动区域内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关键制度的协调统一，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区域规则范式。同时，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框架，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和标准互认，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区域价值链体系。通过区域层面的规则创新和实践探索，不仅能够为多边规则体系提供现实参照，还可以加强绿色和数字等新领域合作。随着全球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加速，国际规则体系正处于重构的关键期。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全球最大数字经济体和绿色技术应用市场的规模优势，深化经贸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在前沿议题上主动发声。在绿色发展领域，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在绿色规则制定中融入中国方案。例如，可率先在钢铁、电解铝行业建立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输出绿色标准。这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求的落实，也是以绿色开放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领域，建议在跨境电商领域试点“数字原产地认证”，将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指示转化为“供给创造需求”的生动实践。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规则制定网络层面看，政府机构、行业组织、领军企业和专业智库应当形成规则制定的合力：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指引和外交支持，行业协会组织技术标准研发，企业通过市场实践验证规则适用性，智库则负责理论创新和方案传播。这种“四位一体”的参与模式，能够形成规则制定的完整生态链，既确保中国方案的专业性和可行性，又增强其在全球规则体系中的渗透力。从战略层面看，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根本性转变。这要求建立规则制定的长效机制，包括前瞻性的议题设置能力、专业化的方案设计能力和持续性的共识凝聚能力。通过系统性的规则参与，中国不仅能够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更能够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种规则制定权的提升，最终将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和国际竞争的制度优势。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供给侧与需求侧、国内与国际的双向互动，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供给侧角度分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策略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需求侧分析，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是其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在国内外循环的联动方面，中国需平衡开放的效率与安全的底线。在国内，应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消除要素流动的障碍，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等制度。对外，则应多边、区域、双边统筹协同，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区域合作，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供应链体系。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陈世润、陈晨：《新中国60年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经验》，《求实》，2009年第5期。
②隆国强：《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③黄汉权：《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改革》，2025年第3期。
④马弘、邵智：《以自主开放促进和完善高水平开放》，《开放导报》，2025年第2期。
⑤王昌林：《扩大内需与高水平开放的协同机制探讨》，《宏观经济研究》，2024年第12期。
⑥张宇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自主开放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2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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